汪精卫的伪政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影响极为深远。尤其他们有一个秘密组织，被戏称为“低调俱乐部”，研究他的成员，它所做的事情，可以侧面的深入研究，汪伪政权！
汪精卫小编自身认为，他是一个极为悲剧的人物，他在全国抗日人情高涨的时刻，脱离了抗日的阵营，直接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全国人民的敌人。
作为一个搞政治的官员，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注意中国历史上，凡是主张对外的人物，大多数都被尊崇为英雄。主张求和的人物，都被称之为狗熊、汉奸。而汪精卫就在这敏感的时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悲情的道路，也让自己成为万夫所指的汉奸。
说起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我们就要从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说起。
九一八之后，日本漏出了獠牙，汪精卫的对日政策和态度，也并不是始终如此的！
期初，汪精卫认为中国是弱国，而日本是一个强国。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数众多，而日本只是一个弹丸岛国，利用长久战，肯定会拖垮日本。
在国际上来说，日本对于中国是一种侵略的行为，依据国际上的《国联公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日本是一个破坏者，在外交上中国处于有利的地位。
这个时期，汪精卫的判断还是十分的正确的。
1933年5月，长城战役之后，汪精卫的抗日情绪逐渐转向了悲观。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古板，中国民众士兵的士气低迷，在加上国际上对中国，毫无同情心并无积极的回应。
在看日本，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最大的军阀东北军，都在他们手中吃瘪，依靠中国军队，可是说毫无希望，以卵击石，只能做无谓的牺牲。
在这个时期，并只有汪精卫有这种想法。晋系的徐永昌曾经说过“中国不但出不了岳飞，甚至连秦桧都出不了。”
虽然全国抗战的热情 高涨，呼声舆论很高，可是参与实际行动的很少。日本在加紧华北五省自治前后，甚至都没有出现一个抵抗的团体，只有众多的“喷子”。
当时的国民党、各地的军阀，也是阴奉阳违，亲苏的张学良，没有举动，甚至一些军阀比如李宗仁、白崇禧，私底下拿着日本的钱，四处高喊“倒蒋抗日”。
种种迹象说明，当时的中国，也可以说军阀和国民党根本就没有抗日的准备。
能像汪精卫看得如此透彻的，还有孔祥熙、王世杰、顾维钧、何应钦、程潜、陈布雷等。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社会上很多的人，都主张抗日，但是这群人就像主和派所评价的那样“激烈青年、腐化官僚、将死老人”，这群人见识肤浅、偏激执拗，只是一群民族主义的款热分子，对于实质抗日来说，毫无作用。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内部“主战派”“主和派”两者的分歧更为严重。
甚至在一个部队之中，都有两种派系，除了蒋介石、李宗仁主战的策略坚定之外，其他的人都不愿意放弃和平解决这一方法，这也是汪精卫虽然说是伪国民政府，还有那么多人追随，其中的佼佼者要数——周佛海。
真是因为两种思想的存在，让中国的军队在战争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北平准备死守三个月，没有想到三天就沦陷。只是听闻日军已经前往，张家口被放弃，理由更是可笑“弹尽粮绝”。
保定之战，更是可笑至极，29路军，既不愿意让中央军进入防区，有不让中央军做防御工事，日军打到之后，又嫌弃中央军支援的速度慢。
这都表明，当时的中国将领，在表面上是积极抗日，内心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一旦战争，没有视死如归的尽头，都留有后手，失败自然不可避免。
1937年8月7日，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主和派已经被指责为“汉奸”。而如果战争真正的爆发，国民当军队的储备，也仅仅支持6个月，开战之后，每个月至少要用2000万元。
然而在主张抗战的人士，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主和派人士，包括汪精卫、陶希圣、梅思平、胡适、张季鸾、左舜生、邵力子、张君励李璞、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陈公博罗君强、高宗武、程沧波及周佛海，他们还是一致的认为，“一切都以结束战争为基础，不是为了扩大战争而战。”
也正是为这个目标，这群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家中，讨论和平交涉的方案。因为当时抗战热情高涨，很多的主战派十分的高调，于是他们戏称自己是“低调俱乐部”。
然而中日的战局越理越坏，哪些情绪高涨的主战派，面对屡屡的失败，也只能“暴跳如雷”，反而把矛头指向了主和派，骂他们幼稚、误国、汉奸。
武汉失守之后，主战派和主和派，越走越远，日本提出议和的条件，竟然是让蒋介石下台，这让很多主和派望而却步。一下子也让汪精卫和蒋介石，仅存的那点家国信任荡然无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汪精卫团体，只能一步一步的走进了日本的圈套，成为一个傀儡。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低调俱乐部”形成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