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姜文，总是"矛盾"的，比如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特质和他的形象：流氓和知识分子、痞子气和文化人、粗野和性感、粗糙和侠客、胡说八道和一本正经，这些意思相反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
除了姜文身上那些复杂且迷人的特质，这种"矛盾"还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最典型的在于姜文的作品风格，总是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和革命浪漫主义形式，所以连带着喜欢姜文作品的人，将姜文视为正在走向大师的导演，而不喜欢姜文作品的人，总觉得姜文的电影故作神秘故弄玄虚。
姜文的作品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太阳照常升起》和《一步之遥》晦涩得可以将大部分观众拒之千里之外，一类是《让子弹飞》和《阳光灿烂的日子》瑰丽得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而2000年上映的《鬼子来了》恰恰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作品，也是姜文导演生涯中最为特别的作品。它既不晦涩，也不瑰丽；相反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没有复杂深奥的隐射，没有绚丽夺目的设定，也没有宏大复杂的叙事。
在电影手法上，整部影片的主体部分都采用了黑白色调，以增强电影的纪实感；人物台词凝练，符合电影人物形象；故事荒诞，情绪流畅。《鬼子来了》以一种异常与众不同的视角，颠覆了以往人们的固有印象，将观众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
其实抛开网上的那些关于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颠覆性解构，《鬼子来了》最深刻的还是首次将镜头放在正常的位置，对准了那个时代下，不同立场下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人性。
所以，我们就从《鬼子来了》几场对剧情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和对人物形象起到丰富饱满作用的群戏，来分析为什么《鬼子来了》没有丑化人性。
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审犯人
这一段的剧情，是整个故事的开始，也奠定了故事的写实与荒诞的基本基调。
说它写实，是因为电影瞄准了那宏大复杂背景下的一个偏僻村庄里的一群小人物，电影的黑白色调也让微观视角的镜头更加纪实；说他荒诞，是因为镜头的视角和人物的行径，都十分具有颠覆意义。
这个名叫挂甲台的村庄，原本与日本人相安无事地相处。但年三十前的一天夜里，有个叫"我"的人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押送进了村民马大三的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花屋小三郎，另一个是翻译官董汉臣。自此，挂甲台的生活被彻底搅乱。
突如其来的"我"撂下两个人以后，马大三便慌慌张张找来同村的人商量怎么办，于是便出现了电影中的第一场群戏。这场群戏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众人商议如何应对这件事，二是众人按照"我"的要求，审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
在这场群戏里，村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对这种突发事件的无知，以及由这种无知所带来的不解和无措。
而日本人花屋小三郎，此时的他身体里是充满着被洗脑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所以他面目狰狞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开枪吧，杀了我吧"，在他看来，被俘虏是一种耻辱，所以他此时一心想要求死，但这种求死只是脑子里那种被洗脑的武士道精神的下意识表现；翻译官董汉臣则表现出他"左右逢源"的求生本能，借助于翻译官的身份，胡乱翻译，巧妙地表达自己想要活下去的意愿，又不得罪日本人。
说村民无知，是因为他们对于"我"和被送来的装在麻袋里的两人一无所知，也对当时的形势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不解为何会被送来两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两人。
此时的马大三表现出他鸡贼的一面，那个"我"威胁的是马大三自己，但马大三却说威胁的是全村人，他巧妙地将所有人都放在了同一个利益圈子里。因为他清楚，人命关天，如果不是自己的利益受损，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孤军面对那个神秘的"我"。
也正是这场戏，将电影中主要的几个人物形象树立了起来。比如每个村每个家庭都有的主事人——五舅老爷，有威望、也有文化；比如立场不坚定的二脖子，认不清形式，与日本人靠的近，嘴巴不严实；比如没有主见随大流的六旺，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干；以及"疯疯癫癫"恪守纲常的疯七爷。
而村民们的最终决定，也体现出挂甲台村民不希望惹事、明哲保身的心态。正如五舅老爷所说的：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等作为，非等闲之辈。山上住的，水上来的，都招惹不起。"
所以，反正五天后的年三十交完人了事，神不知鬼不觉，谁也没得罪。
只不过，五舅老爷此前所断言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更像是姜文在电影中为后续故事的发展所埋下的伏笔，一切都是人性所导致的命中注定。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群戏的打光十分讲究，在第一部分村里众人商议如何应对这事时，画面中唯一的灯源在众人中间，微弱的柴油灯光直直的照射在所有人的脸上，再配上镜头里的大量人脸特写，这些村民的面目反倒有些显得阴森。
在第二部分录口供的场景里，镜头里的光线从窗外射进来，但村民们围成半圈坐在炕上，反倒是逆光，人脸上蒙着阴影；花屋小三郎与董汉臣则隔着一块白布跪在众人面前。这与通常情况下的打光截然不同，并且镜头多次从花屋小三郎的主观视角出发，看着眼前白布后面的人影，反倒是这些村民们成了日本人眼中的鬼子了。
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鬼子来了》交代了一个背景：挂甲台一干村民们，他们的足迹和他们的眼光，从来没有出去挂甲台以外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直接目睹日军的暴行、没有体验过国恨家仇。在他们眼里，日本人不过是一群天天来巡逻检查、征收粮食物资的上头而已，甚至还会时不时发糖。
二、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养犯人
这一段故事，也有两场群戏，一场是"我"没有如约在年三十那天前来取人，挂甲台的村民聚在一起商议如何处理；另一场是挂甲台的众人发现马大三没有如约"处理"了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聚在一起责怪马大三。
如果说第一段故事是在"审犯人"，那么这一段故事就是马大三在各种情形下"养犯人"。这一段的故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年三十以前，马大三为了完成任务，一心想着把人活着交给"我"，所以这一阶段马大三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两人，甚至为了满足两人的需求，在八婶子那里以"借一还八"的条件借来了私藏的白面。
这一阶段的马大三，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想要达到五舅老爷说的"神不知鬼不觉"的了结此事，因为他知道，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那个神秘的"我"，他都惹不起，他只能尽量悄无声息的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这一阶段的马大三面对花屋小三郎想法设法的通风报信，是忍住了脾气的。
而这个阶段的花屋小三郎依旧是下意识的"求死"，只不过此时的"求死"已经没有最初时候的勇气，他所选择的自杀方式，要么只是轻飘飘慢悠悠地那头撞树，而不是用力地撞墙，要么就是象征性的绝食。这一点马大三一眼就看出来了，但他依然选择迁就花屋小三郎。
汉奸董汉臣是铁了心想要活命，在他看来落在中国人手里，是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所以当花屋小三郎想要学中文辱骂刺激马大三时，董汉臣教给花屋小三郎的是"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第二阶段是花屋小三郎一再想要通风报信，让挂甲台的人感觉到了不安，所以众人决定"处理"了这两人，希望能够永绝后患。但马大三下不了手，所以他将两人藏在城墙里，并且偷偷地给他们食物，养了起来。
这里表现出了马大三和挂甲台村民展现了同电影开头不一样的形象，也将所有最广大底层村民的形象搬上了银幕。在众人商议如何"处理"两个俘虏的那场戏里，面对这两个威胁到全村人性命的人，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五队长"处理"的意见，只有马大三一再确认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
而当马大三没法按照约定将两人"处理"掉被村民们发现时，挂甲台的村民们便一改此前对马大三的客气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大三对日本人的心慈手软使得他们被暴露在日本人的威胁之下，甚至怀疑这一切都是马大三一手导演的戏。
但他们又不敢自己动手杀人，因为村民们世代相传的价值观认为，杀人会生鬼胎！这是一种对生命最本真的尊重，这种"不敢"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就像鱼儿总结的："我不没杀人，我们不杀人，我们杀不了人。"
这一场戏里，八婶子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最为典型。她相信自己的判断，更相信别人会以自己的判断来评判自己。她以为八年日本人没动手是不敢，不相信人会不讲道理，她觉得自己行得端做得正，什么都不用怕，但她唯一的倚仗，是她自己的命。
这一阶段的花屋小三郎，在经历了两次的生死劫难后，从当初的看似是一个标准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传承者一心想要求死，到突然明白自己也不过就是一个农民而已，他有自己的求生的本能。所以这一次他想要让董汉臣教他说好话，他想要活命。
这也是《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比较有争议的地方，马大三等挂甲台的村民相对于其他故事中正面形象不同的是，他们只想着如何活命，如何安稳的生存。而只有当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采取措施。他们的眼光是短浅的，是现实的。
而电影中对于日本人和汉奸的刻画，也不同于以往的人物形象。《鬼子来了》给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以往影视形象中看不到的充满人性的一面，比如日本人也会怕死，汉奸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但《鬼子来了》并没有美化他们，也没有为他们的行为动机进行辩解，只是试图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两种人物的行为动机。
三、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拧成麻花，刨坑埋了——送犯人
在两次从鬼门关走过以后，花屋小三郎终于明白，自己并不是什么天生的士兵，他骨子里流淌的也并不是所谓"武士"的血，他只是一个想要活下去的农民。
所以，花屋回到日本军营的那段镜头，所表现出来的日本军人的癫狂十分病态。这段镜头，也是电影中花屋回归普通的人性之后，为数不多的正常镜头。在这正常的镜头里，姜文给我们展现了日本人歪曲的"武士道"。
面对花屋的"死而复生"，他的战友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花屋已经从被宣判了"死亡"，他已经成为了"英雄"，花屋的出现，却让这一切成为羞耻。
所以他的老乡、他的战友，毫不留情的讥讽他："被打晕了就应该当俘虏吗？你就不能自杀吗？你需要有机会才能自杀吗？"
花屋此刻是日本人中唯一的清醒者，他被挂甲台的村民激发出了他最淳朴的人性。但明显，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需要跪下、他需要忏悔、他需要赎罪。
在队长酒豕一步一步的逼迫下，花屋最终再次迷失本性，成为日本人里最先举起屠刀的人，砍向了无辜的村民，也是电影中，最后放下屠刀的人，成为马大三的刽子手。
所以姜文在电影里有美化日本人吗？并没有，电影前期的日本人有多温和，电影最后那场狂欢中日本人的屠杀就有多残忍。
另一方面，两次想要"处理"掉这两个人都没有成功时，一刀刘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两人命不该绝。
所以当花屋提出用粮食换命时，挂甲台的人并没有经过多少的犹豫和挣扎。一方面是相信这种命中注定，另一方面，也是有习惯以自己的道理和原则来做判断的原因。
他们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大家进水不犯河水，所以他们对花屋小三郎警告说："我不干那要你们命的事，你们也别干那要我命的事。"
他们觉得"我以恩情给你，你还能害我不成?"，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但他们却忘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们的这套准则。在日本人看来，花屋被关半年，根本没有任何恩情，反而是莫大的耻辱。
马大三说服大家接受花屋用粮食换命的提议的过程，其实也是众人自我说服的过程。粮食对于农民来说，是最为致命的诱惑，正如马大三的灵魂拷问："不换有什么好处？换了有什么坏处？"
尽管众人觉得心里不安，害怕日本人报复，但不想错过粮食的他们，只能不断自我安慰，虽然他们扇了花屋耳光，但他们挨日本人的耳光更多，日本人不应该记恨这个；虽然他们叫了一刀刘前来"处理"花屋，但是没成功，并且可以自欺欺人甩锅给"我"；虽然他们对花屋很是粗鲁，但他们给了花屋私藏的白面，还给花屋剪头发刮胡子……
挂甲台的村民在诱惑面前，不过自我欺骗，忽略掉那些对他们不利的因素，自我麻痹。只有疯七爷在一旁不断地说："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拧成麻花，刨坑埋了。"
所以直到电影最后，马大三跪在地上，面对花屋举起的屠刀，才恍然大悟，自己以前不过是生活在自己想象的梦里，梦里是梦幻的，色调却是黑白的；现实是残忍的，色调却是鲜艳的。这是多么的充满悖论和魔幻的地方。
这部电影的争议点，在于姜文选择了相对罗生门的手法，给了挂甲台和日本人比较正常的视角，这也是《鬼子来了》为什么在日本屡获好评却在国内充满争议的原因。
但争议再多，也不能忽视这部影片的优秀。它真实的将镜头对准了被大多数忽视的那一部分，展现了人性中最真实地复杂性和多面性，是充满力量和激情的。
所以《鬼子来了》是对于人性的真实描写，而不是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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