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及其著者黄仁宇，在华人圈可谓红得不可思议。
黄仁宇，1918-2000
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该书“三联书店”版问世后，更是长期霸占“当代最畅销历史书”之位。总印刷量，在同门类中据说仅次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至今仍然以每年行销6万册的成绩让人另眼相待。学者维舟说，这种受大众热捧之状，“在前辈学者中，略可比拟的可能就仅有梁启超了”。
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部书的畅销程度，很奇怪地几乎达到了“人手一本、家弦户诵”的程度。以至于，三年前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时，有好几个相似镜头特意反复插播：咱们的“高育良书记”，公务丛脞之余，总不忘谆谆教导那美女小三，要多读《万历十五年》。
网上戏论
《万历十五年》不过20万字，200多页，算“小册子”，也不是很“学术”，但却曾经给大陆史学界携来颠覆性的影响力。而黄仁宇先生凭借此书，及“大历史观”系列著作，风靡海内外数十年，不要说在读书界，在普通群众中可能都算得上最具知名度的华人史学家了。
他虽早就入了美籍，依然无妨是无数中国人心目中的“史学大师”。
按说，此等人物，此等声望，理当被他所在的美国学界重视，奉为行业权威才对。
可蹊跷的是，他在美不但不受礼敬，实际长期过着形同“盲流”一般的屈辱生活：早在1979年夏，61岁的黄先生，就被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开除，失去了收入来源，长期得靠救济金艰难度日，晚景凄凉不忍述说。倘若没有《万历十五年》在大陆突然爆红，可以有点版税收入，只怕崎岖异路之中，日子要更煎熬吧。
黄仁宇19岁时
至于他为何会被解雇，而且何以会找不到工作，其因这些年也有好多说法。比如，西方学术界向来对中国人有偏见；比如，黄仁宇因为政治见解，受到迫害；比如，黄仁宇先生太优秀，引起同行嫉妒，遭受排挤；诸如此等。
以我的阅读认知，这些零零总总的看法，有些固入情入理，有些可能真的过度解读了。实际上，倘若容我说句大实话，还得实事求是：1979年黄仁宇的被革职事件，其实委实没那么复杂，更上升不到什么“受迫害”甚至“阴谋论”的程度。无非一个普通大学教师，因为不合对方要求，被辞退罢了。
只因为，在彼时的美国学术界，乃至汉学圈内，黄仁宇始终都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有生之年，在异国他乡的西方，一直都陷在有才不售,郁郁不得志的处境之中，作品至今也没引起“洋人”多大的重视，他当年的被免职，也不过就是学海微澜而已。
《万历十五年》初版本
只能说，唯一且最终能理解他、欣赏他的，确实还是我们中国读者。
黄仁宇的一生，非常坎坷。他的学术生涯，起步极其晚，开始于50岁知天命之年。他弄学术、搞史学，纯粹属于半路出家，甚至是误打误撞才走上这条路的。
青年时期的黄仁宇
黄仁宇原籍湖南，1918出生于长沙，杨开慧还是他远亲。他年轻时军校毕业，本是军人出身，且隶属国民党阵营。他亲身参与过许多战役，一度晋升到中层军官职务，官衔为上尉。1940年代初期的赴缅远征，他是亲历者。荣功过，并且受伤过，被日寇狙击兵射中大腿。
在无人地带的雨林中，他度过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光。他人生中出的第一本书，其实是一部新闻纪实录，是战场中冒死写出来的，题为《缅北之战》。残酷的战争，促使这位青年人，开始有了“历史学家”的意识，“眼见人类如此大规模的相互争斗与杀戮，使我有心思考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则与走向”。
1949年10月，他接收到退伍令，军旅生涯宣告结束。彼时的他，其实已无路可去，宝岛没有他的安排，我陆他又是敌属营列不便留居，最优化选项只剩美国了。而在美国要能定居，对他而言，唯一方法，就是申请入学了。
于是，经过一番曲折，加上不懈努力，他终于得偿所愿，得到密歇根大学的接收，于1952年9月正式入学，从本科读起。开始，34岁老大之龄的他，报读的是新闻学。可是，很快，因为英语不够流利，似乎不便从事新闻业，只好作罢。不得已，他只好改攻最擅长的“中国历史”专业。
1979年，与外籍妻子格尔共同校正书稿
就这样，坚持半工半读，在白天中餐馆洗刷刷打工、晚上回窟学习的苦熬中，10多年后，他终于拿到了史学博士学位。而彼时的他，已经近50岁了，一般学术圈中人都快退休了，他才正式获得“出道许可证”。这些历程，他晚年自传《黄河青山》一书，有很详尽的回忆。可以说，围绕他的一生，无论是祖国是家族，亦或是个人，都是多灾多难，充满苦不堪言之味的。他老来感慨，“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语气当是哀凉的。
1956年黄仁宇与其弟黄竞存的合影
好些年前，我读《黄河青山》，最感慨的，就是此书附录照片所显示的黄仁宇书桌——那真是名副其实“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功夫呀。可以说，为了迎头赶上，黄仁宇是极端的刻苦。
1967年，经亦师亦友的余潜山推介，黄仁宇得以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担任教职。此前一年，48岁的他，也终于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日子渐趋稳定。岁月，真有苦尽甘来迹象了。
可是，生活真正善待这位苦命人的时光，不过数年光景而已。仅仅10年后，在1979年3月27日的某天上午，一个电话响起，他拿起话筒，耳边接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他被无情告知，这次学校裁员，名单上有他，并且已是定局。
透过《黄河青山》，我们所知晓的是，关于这次解聘，校方给出的解释，是“教员需要人事缩编”。这个理由，黄先生本人始终不认同。可作为旁观者，参考一些材料，我们似乎反倒可以看的更加清楚：这应该是最直接的缘由，差不多也是唯一的理由，校方并没欺骗他。
对当代美国“中国学”亦或“汉学”状况有所了解的朋友，大概都不难明白，1949以后，美政商两界会大慷其慨对大学汉学系等投入大量资金，网罗人才，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最直接动因不过冷战需要。而到了1970年代，伴随中美关系缓和，这种意识形态色彩高强度的研究投入，必要性大大降低。投资逐渐全面缩减，裁员则势在必行。
而黄仁宇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说穿了就是个不怎么入流的小学校，相当于我们国内二三本，自然首当其冲，科系缩编迫在眉睫。而黄仁宇又是业界无名小卒，他这样的中国史教授，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被解职是势所必然的，根本毫无反手之力，也无需大惊小怪。更何况，他还并非“终身教授”，可以节省许多费用——本来，按惯例，任职满10年是可以自动成为的。
这一点推测，从与他同时期的许多华人教授的自传，诸如张光直的《番薯人的故事》、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等书中，我们不难得到比较可靠的验证。
黄仁宇老师余潜山
至于有北大韩毓海教授者，在他那本“奇书”《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说黄仁宇遭落职是因他“说了毛先生的好话”，又没啥材料佐证，委实是没有根据的突发奇想吧。以黄的理念，怎么可能呢！
可怜的是，在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职之后，已渐入暮年的黄仁宇先生，从此流离在美国汉学界的边缘，生活也更加困顿起来。
按理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不就是暂时失业么！尚精力十足的他，完全可以改换门庭，再到其他大学继续任教，何至于要落魄到领救济金与低保过活呢？他没办法、没能力做到如此，也从无大学抛出橄榄枝，的确还有一层最重要的隐情在于，他始终都是学界小人物，写的书也得不到承认。
《黄河青山》内页
黄仁宇先生一生，勤奋过人，著述等身，可是他的尴尬在于：委实没有一部过硬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能够在美国汉学界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学术能力、研究水准、作品价值一直饱受质疑，甚至是冷嘲热讽。
他在专业化的汉学圈，头衔是“明史专家”，主攻方向是明史，再具体而论，是中国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在这个研究领域，他虽有出过一本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大体只有一份《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评价又太一般。其余，往后令他在大陆名噪一时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书，彼时至今都没被认为是“学术”。
就根而言，这是现代学术机制、及美国汉学圈规则决定的。他的同行史景迁，弄得东西是跟他差不多，可是大家当都清楚，史本身就是极偶然的例外，况且其名声在美如此浩大，黄先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现实问题还在于，黄先生毕竟是而立之年才上美国大学，40岁前后才开始进入历史，半百年纪才初入汉学界之人，尽管极为勤奋，可论史学根基，毕竟还不免薄弱。
费正清
即便是后来，他出版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类的“学术著作”，可黄先生的学术能力依然屡受质疑。尽管，他开创了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派书写主流之外，为国人铺陈了另一条究察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一直以来都是中文历史书写里最显欠缺的。
老实说，无论是彼时的西方汉学家，亦或如今国内的明史研究界，其实均对黄仁宇的学术成功不大感冒，甚至是轻视。一般意见认为，黄的书，过于通俗，缺乏学术高度，问题也多多。比如概念表述不清、好乱用口号、喜宏观立论、用词缺乏精确，以及史料截取所需，搞“六经注我”等。认为他的东西，无论是立场、角度，亦或观点、结论，都存在很大瑕疵，根本不足以效法。
王小波生前，对黄氏的书也有专门批评
的确，至始至终，黄先生都不曾拿出一部让这些人信服的著作出来，能够证明自身的学术水准，稳固行业地位。他的书，屡屡受阻不能出版；1975年9月，他携带书稿，兴冲冲拜会耶鲁大学教授亚瑟·莱特，冀望得到这位美国史学界首席专家的首肯时，尽管谈了3个小时，人家也还是瞧不上他。
并非独独西方同行对他有偏见。实际上，国内同行对他的“鄙夷”是更为刻骨的。史学界一度很流传这样一则轶事：1990年代初，当《万历十五年》横空出世、石破天惊时，有人咨询北大某位颇具权威的史学家：“黄仁宇咋样？”专家淡言一笑，“他不过是一个记者。” 连一向不臧否人物的金庸，在某次访谈中，还极为严厉地指责过黄。他认为，黄仁宇的书极为糟糕，“他的老师余先生，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
可以说，因为学术能力得不到承认，加上作品公信力不足，也让黄仁宇先生在被解雇之后，再也难找到其他门路了。
当然，还存在一个状况，是他军人出身，性格执拗，素乏变通，用现在话讲就是“情商不足”。这种性情特质，使得他与彼时有美国汉学界“皇帝”之称的费正清凶终隙末，让他从此再难以咸鱼翻身。
可以说，尽管费正清与黄先生的被解雇并无直接关联，可是他跟费正清的分道扬镳，在最大程度上，是使得他失去了最后、也是最大的奥援。他彻底孤家寡人，再没有任何“靠山”。所以，复旦大学名教授葛兆光先生，会认为这是黄后来找不到工作很大的因素。
葛兆光
本来，费正清也是很看重这位中国学研究的“外来户”的。我们知道，1970年的夏天，当黄仁宇在余英时推介下，初次借调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就职时，那个奇热的午后，费正清还曾亲自到黄仁宇的研究室，表示欢迎。黄是受宠若惊的，说是“未行弟子礼，先作幕上宾”。
此后数月，费正清也很是热心地帮助黄仁宇，甚至连英文写作这等细微琐事，都曾事无巨细地不吝指导。黄仁宇有一篇文稿，英文错拼10次，费不避繁难，全部用红笔纠正，且详细论述原委。当黄先生提出，准备要写作一部有关明代财政的专书时，费也给予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可说明，费最初对黄颇有好感，对他的学术能力也有所认可。
与李约瑟，协助其著书
可黄军人出身，性格似乎并不好相处。我自己，许多年前，还偶然听国内一位史学老教授，谈及有关黄先生的一件八卦。说是1980年代，黄先生曾归国参加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他与黄有过接触，印象很差。他认为，黄爱耍大牌，“说话行事还是不改军痞之态”。
比如，动辄说粗话；比如，大家座谈，他是直接“葛优躺”将脚伸到茶几的。大陆同行都对他侧目，基本都对他没啥好感。
历史深处，暗角深深。这些说法，大概也不难印证，黄先生也许真是性情豪爽不拘小节，不大好相处吧。
所以，也很快，他与费的“蜜月”期，也只仅维持了几个月而已。不管是学术分歧也好，亦或性格问题也罢，费正清都对他甚感失望。1970年冬，黄仁宇交任务稿，费很冷淡，给的唯一答复是，“我已经用尽了所能‘给你的’劝告了”。后来，黄先生再写信给费，从无只字回音。
可以说，与费正清的不欢而散，让黄先生在美国汉学圈失去了落脚的最后机会。数十年之后，黄先生回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还用“悲愤交加”四字，来形容自己彼时的心情，是至死不能释怀的。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说“只想着要一吐怨气”。
图：黄仁宇之子黄培乐，现为美国一所大学副院长，图为回到湖南时
好在生活多少还是仁慈的，在落职的不久，他的《万历十五年》就在大陆出版，一炮而红，威名至今余烈，在祖国封神了。“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他的一生，真是传奇，乱世荒山中，可以牵出无数的话题来。
然后，一齐去佐证历史与岁月的残酷，以及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