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七年初春鸣放时，梁思成身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出任全国及北京市人大、政协多个职务，并没有在学校、京城官场上公开发表“过激”的言论，甚至反而显出难得的静默。但是一到外地，受整体形势的鼓动，情绪一时失控之下，难免还会说出一些“张扬”的言语。
当年三四月鸣放最热闹的时节，梁思成随民盟中央负责人胡愈之等人到沈阳，胡出面邀请几位沈阳的民盟盟员进行座谈。与会的几位沈阳教授都反映在“百家争鸣”中，不敢大胆“鸣”，怕扣帽子，怕另眼看待。冷场之中，梁思成反而在会上再三说明共产党的方针，并以自己为例，鼓励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言。在场的新华社驻沈阳记者任步芳事后写了名为《梁思成在沈阳的言论》的现场报道，刊发在新华社只供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三月五日这一期里面：
梁思成介绍了他自己敢于斗争的事例。他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表面上经过一九五五年内部批判并自我检讨过关，梁思成内心里对自己前几年在北京城建问题上的立场还是持赞赏的态度，能同中共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争论也是他引为骄傲的一件事情，并上升到有否主见的高度。会后他还跟记者表示：“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这里就多少包含着一点对一九五五年批判活动叫屈、不服的味道。
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应该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稍后几日《人民日报》社论刊发，标志着火热了几个月的“大鸣大放”运动收兵转场，进入总清算性质的反右运动。就在这一天上午，《人民日报》记者叶迈来到清华大学访问梁思成，一是代表报社向他约稿，二是请他谈谈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记者说明来意后，梁思成当即表示：“我现在不愿意‘鸣’。昨天《北京日报》登了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的意见，我是很不同意的。可是你一边在‘鸣’，人家一边在拆墙周围的砖，现在已拆成‘周扒皮’了，你‘鸣’了以后又有何用？”“周扒皮”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小说《高玉宝》中著名的地主形象，梁思成用了此名字的谐音来形容北京城墙被毁的情景，他或许感到用这样的字句来表述在身份上有些不妥，对叶迈说了一句“很对不起”。
但他还是掩饰不了对建筑业同行华南圭的严重不满，尤其是华南圭在文章中说拆城墙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建多少高楼。梁思成对此说颇为恼火，心中不快。他顺手从书桌上拿起了一块汉镜，说：你看这块汉镜不是可以铸四十个或至少三十八个铜板吗？又指着摆在书几上的陶俑说：把这砸碎铺马路不也很有经济价值吗？（见一九五七年新华社《内部参考》一九五七年第二十五期《访问梁思成》）
从记者现场的记录来看，那天梁思成随手抓住陶俑、汉镜等家中收藏物件说事，说话有些即兴，反讽味道浓郁，看出他内心深藏着多少愤懑和无处诉说的痛楚。
二
叶迈所写的这一篇访问记，全文绵长而又“啰嗦”，基本呈现了梁思成喷涌不尽的思绪散片。最厉害的还是下面一段颇具锋芒的内容，可以视作梁思成多年积怨的总爆发，而且抱怨的程度足以让高层“心寒”：
要是社会主义只是为了使人们吃饱穿暖有住的，这样做我没一点点意见。其实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等国家的建筑师都不同意这样做。过去扒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穿的灰制服有点个性。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要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是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对当年北京市委市政府费尽心思拆三座门的举动，梁思成一直是敢怒不敢言，忍而不发。这次居然用了“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这样不雅的方式来表达，如此不择言辞也显出他的愤激之深。他对长安街沿路政府部门新建筑群的简易设计不满已久，多次在会议上公开指责，用语夸张，这次辛辣地说成“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这同样会令自信十足的市委高层人士不快、添堵。
市委在王府井附近的台基厂新盖了六层办公大楼，外墙贴满白瓷砖，这让梁思成看了极不顺眼，几次嘲讽说是“卫生间外露”。此番面对《人民日报》记者走访，他依旧没有放过这栋大楼，言语里多是冷嘲和贬低：“那才真正是复古主义，外边干干净净，打了很多滴滴涕，很卫生，看起来像个面包房，里边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都搬了过来，我不明白市委同志为什么这样搞？”
谈及约写文章的主题为“党对科学的领导”，梁思成坦率地表态：“知识分子的改造、党的领导等等，我根本没有在脑子里转。我也不知道自己改造得如何。党对科学的领导，我也只能说几句话：党是能领导的，党可以从政治思想、计划等方面领导，但不要管得太具体了，如盖房架几根柱子也去问毛主席怎么行？过去北京市委在城市建设上就管得太具体了。所以，我要写文章，我倒愿意谈谈北京怎样建设，怎样规划，但不是从理论上谈，而是谈谈党怎样来领导。”批评党管得太具体，直接指责北京市委在城建上管得太多，甚至打比喻说“盖房架几根柱子也去问毛主席”，这多少在政治上有些犯忌和敏感，以致梁思成说到一半时稍许停顿，突然嘱咐记者不要发表他的谈话内容。
这篇专访没有公开发表，而是选用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一九五七年第二十五期上，时间为六月二十五日，已经是反右战火点燃之后。笔者注意到，这段时间《内部参考》大多选用新华社记者自己采写的涉及运动的稿件，唯有此篇《访问梁思成》的文章是《人民日报》记者所写。《内部参考》有意补上这篇二十多天前采访的外单位稿件，或许是想让高层掌握学术界著名人士更多的思想动态。
梁思成的不满情绪非常清晰地摆在中共高层的面前。他对市委管理城建的异议声音已断续说了多年，但这次专访无疑令这种“抵触”被集中放大，如有意加工足以上升为“思想罪证”之一。有意味的是，这次专访内容在以后反右运动中并未被任何组织任何人提及，高层有意隐匿、容忍的意图特别明显。
三
在梁思成学生群的眼中，梁先生能躲过反右一劫，或许与他挨批后的几年间情绪低沉、不愿过多涉及政治事务相关，内心萎靡和消沉必然导致他一九五七年初春鸣放时不甚积极的状态。
一九五五年挨批，非常沉重，梁先生没说什么。我去看他几次，老见他生病，他不愿多谈，我们也不好问。听说刘少奇说过，修大屋顶也未尝不可，给他一点钱让他修一点吧。鸣放时没有言论，他不能说话，谨慎，刚批过，打了预防针，知道这个运动情况。梁思成对政治不太敏感，政治斗争他不行。（学生、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干部罗哲文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口述）
在大屋顶问题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保持一致。外面有风声，林没有预感到有这么大风浪。去世前后有气氛，病重了，很多消息没有告诉她。林徽因在世，肯定是右派。她敢提意见，看不惯，快言快语，到了一九五七年就麻烦了。较早时清华建筑系有四个助教，与梁意见一致。他就经常带四个人去开会去争论，（被）认为是梁的“四路野战军”。后来梁先生也不爱去了。（后任梁思成夫人林洙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口述）
林（徽因）先生去世后，建筑系秘书黄茂清告我：“林先生走后，梁先生就躺倒不干了。”家里还有老岳母，小脚老人爱管事。他认了一些干女儿，感情上孤独。（学生陶宗震二零零二年二月六日口述）
一九五五年批得最厉害时，他病了，林徽因去世。学生也忙，顾不上他。他一个人住颐和园，心情不好。五五年批判后消极了一段时间，自己说得少，参加会也少，系里的事管得也不多。平时意见也提，他对学校、系里也没什么意见。那时周总理陪同外宾来清华，一进门就问，梁思成先生在哪里？很敏感，不知他怎么样了？实际是梁先生生病。好像把他遗忘，不突出，寂寞一些，但外面活动还是不少，重大设计请他来评论。系里地位不如早期重要。（学生、时任清华建筑系教员楼庆西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口述）
林先生死后，梁先生心情不好，政治上也不怎么样，不积极，反右时一般。天天进城，会多，变成一个开会的人，做不了学问。（学生、时任中科院土木建筑研究所研究人员张驭寰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口述）
正是因为一九五五年曾有过内部批判的前科，梁思成的身上潜伏着严重的原罪思想，遇事就缩手缩脚，慌里慌张，怕招致麻烦上身。那几年他有时有意疏离政治事务，喜欢做一些旁人视为闲杂的事情，以此打发孤寂而又无法诉说的日子。
那时正在清华建筑系读研究生的王其明，亲眼见到老师忙于杂事的情景：“梁先生觉得日历设置不好，他就老想着此事，设计成每个月三十天，让一年尾数放假。他就此建议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要在刊物上发表。老友、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知道后劝阻说，老梁你好好搞你的建筑吧。有一回报上提倡拼音文字，他自己用拼音打了一篇文章，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他接受新东西很有勇气。”（王其明二零二年二月六日口述）梁思成固然从年轻时起就有喜欢新事物的天性，但此时摆弄杂务，穷尽无聊之举，多少都带有一点时代的苦涩和无奈。
张驭寰从东北大学毕业后，一九五一年分到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土木建筑研究所，编制在所里，但人却随着梁思成在清华大学上班，因工作关系经常上梁家。张驭寰记得，梁先生那时节忙闲不均，心思不佳，对兼职的各单位也没有很大的工作热情去照应。他说：“梁先生闲散时喜欢读报纸，从中琢磨。有时我写文章给他看，他告我要学习《人民日报》的写法。他要我订一份《人民日报》，说社论、论述文写得好，不是一个人写的，注意文法、标点、构造。”（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口述）关注党报社论论述文的文法、构造，成了梁思成一时空寂生活之重。这也是他后来写官样政治类文章驾轻就熟的基础之一，他写检讨文字也是讲究官场文法、布局，从不敷衍了事。
四
一九五七年鸣放初期，他仅有的个人政治经验或许起了预警之用，就像他的一些学生所言“被打了预防针”，他变得异常谨慎，在公开场合不发什么政治牢骚，绝不提及一九五五年挨批时的委曲。相反，他倒认为别人的一些鸣放意见有点过分，还提了几句不同意见。时为清华建筑系年轻党员的楼庆西回忆说：“清华教授黄万里说不要歌德派，梁思成说我就是歌德派，并写了文章，有影响力。”（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口述）
时任建筑系总支书记刘小石对那个历史转折点的一些内幕还记忆犹新：“正是因为梁先生在鸣放时没发什么牢骚，就成了后来的反右积极分子。市委统战部长崔月犁单独找他，说应该写文章反对。早在六月四日左右就让他准备发表讲话，反对右派言论，是最早反右的声音之一。”（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口述）
楼庆西作为当年系里教员支部的负责人，清晰地记得市委常务书记刘仁反右前夕到清华看大字报，顺便到梁思成家中聊天的情景。他说：“刘仁问梁先生有何看法，听了后说你的看法很好，可以写文章。梁先生文章写得很快，一两天就见报。”（二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口述）
有市委领导的具体引导和指示，梁思成顺势写成了反右性质的文章，很快被定成反右积极分子的样板。对于这种转瞬之间的表态言行，中共高层一直持认可和鼓励的态度，几年间赞赏有加，到了一九六一年党内行文中还一再予以肯定：
一部分左派坚决拥护党，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之地，不顾右派分子的围攻打击和谩骂诬蔑，敢于挺身而出，抗击逆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如梁思成教授当时虽被右派分子诬为“歌德派”（意即专为共产党歌功颂德），他仍坚定不移地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驳斥右派言论，表示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并积极争取入党。（见市委大学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七日《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情况和意见》）
清华大学及社会上惨烈的反右结果逐渐显现，梁思成一些相熟的学生纷纷应声落网，他目瞪口呆，只能三缄其口。当年的研究生王其明回忆了导师所面临的困惑和不安的境遇：“清华毕业的一些学生党员，自认为政治强，威信高，很有政治头脑，结果有的尖子就被打了右派。如沈永铭解放前就给我们讲国际形势，说美苏交恶就是三次世界大战。他给梁先生讲新民主主义论，梁先生信他的。后来沈是都委会的得力干部，主持拆除三座门控诉会。他被打了右派后，爱人也离婚，一生坎坷，七十年代末得癌症去世。还有一位学生被打了右派去北大荒，漂亮夫人被学校科长抢走，开门时那科长还穿着他的拖鞋来开门，这位遭难的学生七十年代末改正后很快死了。”（二零零二年二月六日口述）
梁思成教过的学生梁龙松在鸣放时并没有怎么过分地提意见，反右运动后分配到同济大学，没想到清华建筑系转过去的档案上标明要定为右派，他到了同济后就马上被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之际，清华建筑系党团系统内部倾轧、绞杀成风，身为系主任的梁思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得意的学生们两派厮杀、潦倒受难而空叹无奈。
五
一九五七年七月下旬，北京市第二届人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整肃市一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会，其手法的周密性和运作的阴毒性堪称一绝。从那样的肃杀会场折腾一回，人的内心都无法永葆纯净。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市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宣读提案审查委员名单，总召集人为副市长张友渔和梁思成。梁思成委婉拒绝：“我是个身体很坏的人，让我做总召集人，大家再考虑一下。”张友渔说：“晚上开会，梁先生可以不来，最后参加审查。”到了七月二十六日中午，梁思成向主席团汇报收到提案的情况，大多是反击右派、扫除右派影响的内容，其中一条是市人大代表张锡钧、张鋆、何观清要求彻底追查同为市人大代表的李宗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并责令他在大会上检讨。梁思成对此表示：一方面将提案内容转给李宗恩本人，另一方面也要通知提案人。在一旁主事的市委领导刘仁补充说：代表们对右派分子的意见，可以转告右派分子，至于发不发言，检讨不检讨，由他们自己决定。
七月二十九日讨论选举市人委委员的办法，确定是差额还是等额。在反右斗争渐趋明朗之际，梁思成的表态自然是倾向鲜明，对民主党派人士持贬损的立场：“从统战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都圈上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很可能落选。我认识的民主党派成员可以圈上，不认识的，我宁可圈一个不认识的共产党员，因为这样还可靠一些。”（以上见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市一九五七年第二届市人大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从会议记录上看，八月四日市人代会会议由梁思成主持，会场气氛凝重，右派嫌疑分子的大会发言稍有解释和辩护，就有人递条子表达不满和抗议。梁思成几次念条子打断刘一峰、李健生、楼邦彦、李滨声等人的发言，并根据条子的意见把发言人轰下台。右派嫌疑分子、北京日报社漫画家李滨声后来跟笔者谈及时，还描述了当时梁先生厉声大喝的表情：“坐在主席台上，梁先生的面孔极为严肃，说话毫不留情，挥挥手就把人赶下去。”
谁也不能逃脱铁一般的运动程序，梁思成也不得不上台批判老友。在此次会议简报中，还用这样的句子表述会场高昂的斗争气氛：“一九一五年就在清华园同钱端升同学并有三十年朋友关系的梁思成愤慨地说，‘……钱端升生活在新社会里，好像全身都不舒服，总是不满意，总是嘀嘀咕咕地发牢骚。现在事情很清楚了，原来钱端升是个大右派，要在新中国让资本主义复辟，让蒋介石复辟’。”
最为显眼的是，梁思成以《右派分子钱伟长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科学家”》为题做了大会发言，以自己挨批的经历为例，具体反驳了钱伟长“对党污蔑”的观点：
我们谁没有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尊重、爱护和信任？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当我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错误的建筑理论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浪费的时候，党一方面耐心地帮助我认识错误，一方面又保护我不要让我在群众心目中同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在对我批判的高潮中我仍被选为科学院学部委员，仍让我继续参加清华建筑系和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分配了科研助手，我提出的经费预算一文不少地拨下来。
钱伟长的著作东抄西袭，难道这是一个有一点起码道德和自尊心的公民所应做的事情吗？这是品质恶劣，行为卑劣，盗窃抄袭，不劳而获的一个教育科学界的大骗子。（见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二届市人大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到了发言结束时，梁思成突然用了不符身份的词句来表达愤慨：“钱伟长，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五百万知识分子同全国的工人、农民在一起，是绝不会答应你的，单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丁字尺就可以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这是一个反右运动中极为典型的工农兵批判用语，让学养家教深厚、受西方教育浸染的梁思成从口中顺势而出，这得有多大的底线突破和胁迫顺从的力量。
梁思成在发言中再一次承认一九五五年对自己批判的正确性，再三感谢党对自己政治上的保护，用了“不要让我在群众心目中同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这样的字句来概述自己被斗争之后的激动之情。
在隆隆的碾轧声中，梁思成也有内疚和惶惑的瞬间。时任建筑系总支书记的刘小石回忆道，有一次梁先生在清华内部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发言过后，用英文对钱伟长轻声地说了一句：“很对不起。”有人听见后马上汇报说梁“立场不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