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少年

来源: 2019-12-07 07:21:51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2112 bytes)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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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好时光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也即汉景帝中元五年。而伟大的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这个后来和司马迁一生命运纠缠不清的人物,这时已经十二岁。

到司马迁六岁那年,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即位。

后来人回首历史,会觉得司马迁的童年,也就是汉景帝后期和汉武帝即位的头几年,是整个汉代最幸福的日子。

这是真正享受“文景之治”成果的时代。汉朝实行郡县与分封两种地方管理模式。各同姓诸侯王曾经野心勃勃,但经历过七国之乱的惨败,他们很清楚自己无力对抗中央,于是或者醉生梦死,或者开始在精致的文化品位中消磨人生。后来并认为企图谋反的淮南王刘安,多少年来一直没什么实际动作。要么,所有谋反行迹纯出捏造,要么,拖延症已经深入骨髓。

直属于朝廷的地方与部门,也一样慵懒懈怠。汉朝毕竟去古未远,对世袭制还有相当普遍的社会认同,给予功臣的回馈,也不得不高于后世的许多王朝。老一辈的功臣故去后,他们的子孙也在朝堂上占据要津。司马迁三岁那年,名将周亚夫被汉景帝认为“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不久后被迫害致死,可以认为是勋贵子弟中最后一个优秀人物故去,后来者即使做到丞相,也不过是“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而官方推崇的黄老之学以静镇之,似乎在给这一切碌碌无为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在大规模战乱民生凋敝之后,朝廷不多介入,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也许不失为善策。此时的社会一片欣欣向荣。《史记·平准书》有一段被反复征引的文字: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汉朝建国已经七十多年,国家不搞大事情,除非遇到水旱灾害,人民生活富足,城市与乡村的粮仓都很充实,国家财政储备雄厚。京城积聚的钱币有好多亿,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有的露天堆积,以至腐烂不能食用。

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拥有自己的马匹,田野中更是散布着马群,以至参加聚会的时候,骑乘小母马的人会受到鄙视。

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得起黄粱肥肉,官员在一个岗位上长久任职,眼看着儿孙长大也不曾调任,所以很多人干脆把官职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个时代人人自爱,把犯法看成很严重的事,行事道义为先,而不屑于做羞耻的事。

司马迁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心境大致和杜甫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时相似,不可避免带有美化色彩。实际上司马迁也承认,当时整个社会,充满了骚动不安的气氛。

一个问题是可怕的贫富差距。社会上层掌握着巨额的财富,不论是皇帝的亲属,朝廷的官员,还是毫无官方背景的豪强,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生活极尽奢侈。有些地方,豪强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那里你感受不到官府的存在。

这种情况,皇帝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普通民众也会觉得自己头上压着沉重的负担。当社会上存在着大量贫无立锥之地的民众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他们都能坚持做遵纪守法的良民。

司马迁所说的“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大约只是中产之家(当时叫“中民”)以上阶层的状况。班固就提供了相反的说法,《汉书·刑法志》在记述了文景时代刑罚不断减轻的状况之后,班固说,从此死刑判决过于慎重,笞刑惩罚又过于轻微,“民易犯之”,人民也就不把犯法当回事了。

另一个问题,是想到匈奴问题时的屈辱感,充溢在大汉子民的心中。就在司马迁出生的下一年,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在今陕西北部),军民战死二千余人。那里有汉朝的马场,本是大汉为未来反击匈奴做准备的基地,镇守在上郡的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可是却还是遭遇了这样惨重的失败。

大概,每一次遭到匈奴劫掠,大汉建国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从白登求和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和亲,都会被大大小小的舆论领袖翻出来重新吐槽一遍。汉朝的热血男儿,当然也会因此豪情慷慨,期待着全面反击的那一天。

和今人觉得汉武帝时代是个盛世不同,后来司马迁回首往事,这样写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当然,能想到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青少年司马迁的生活相当单纯,他家乡当时叫夏阳(今陕西韩城),但他更喜欢使用一个古老名词,龙门。

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劈开了这里险峻的山峦,于是形成气势宏伟的壶口瀑布,只有神龙才能从这里飞越。之后,黄河流经司马迁的家乡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宽阔平缓的水面,可以安然往来于黄河两岸了。

司马迁自称少年时“耕牧河山之阳”,即在龙门山之南,黄河以北(实际上是西边)耕种、放牧。考虑到他家不低的经济水平,这更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实际上,当时司马迁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读书。

司马迁的学习异常优秀,十岁就能诵读“古文”——这里“文”是文字的意思,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各种先秦古文字则是所谓古文。显然在很多人看来:读古文是一种无用但是神秘的能力,意味着可以获取不为国家所控制的知识。

和许多聪明过人又精力过剩的孩子一样,司马迁绝非尊长心目中乖巧的模范儿童,在家乡有放纵不羁的名声。好在,很快司马迁就不用看家乡父老的脸色,因为他的家,搬到了茂陵。

 

二 长安的卫星城

 

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书中根据能量获取、社会组织[1]、战争能力、信息技术四项指标,计算社会发展水平。看似科学的外衣下,他的结论倒是非常符合政治正确,现代以前,东西方各有一次逼近了农业社会的极限: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宋朝,是古代社会的两个最高峰。

当然这也就是说,和罗马帝国同时的汉朝,发展水平是不如罗马的。这个结论我倒不难接受(反正我觉得这种宏观比较看起来再科学也是玄学),但对他的论据,却不能不提出怀疑。比如说,莫里斯认为,罗马城的人口百万,是汉长安城的两倍,这是罗马的组织能力超过汉朝的表现之一。

这个判断显然太简单化了,事实上,如果单比这种管理大量人口的能力,当然是汉朝胜出,这简直是拿罗马的短板,来碰汉朝的长项。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乎所有一切的中心,所以帝国的各色人等,都在涌向罗马,罗马人口的增长,罗马城的一次次扩容,是社会演进的结果。

汉朝的皇帝对首都的意义则另有理解。都城是经过规划而建设出来的,它只是政治中心,不需要承担太多额外的功能。长安城的面积约36平方公里,而单是未央宫的面积,就有5平方公里,是今天北京故宫的7倍。加上其他宫殿,还有衙署、仓库、兵营、监狱等军政机构,留给长安百姓居住生活的面积,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首都的人口看起来不太多,是因为朝廷不许增长。

但在另一件事上,汉朝展示了罗马望尘莫及的组织能力。

当年秦始皇在兴建骊山陵墓的同时,迁徙三万户人家住到那里。汉代皇帝继承了这个传统,一即位就为自己修墓,同时往墓周围移民。移民规模,大约是数万到十余万不等。

这样,等皇帝去世的时候,陵墓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县。汉高祖刘邦有长陵、汉惠帝有安陵、汉文帝有霸陵、汉景帝有阳陵……皇陵距离首都当然不会太远,因皇陵而产生一个个的县城,就仿佛成了长安城的一颗颗卫星。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开始为自己兴建茂陵。他在位长达五十四年,未来,这将是汉代最富丽恢宏的皇陵,茂陵县也将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陵县,《汉书·地理志》记载,它的人口达到了二十七万七千之多。

茂陵得名于槐里县茂乡,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是那里的人,把陵园修在那里,也算是对母亲的一点孝心。为了激发移民热情,汉武帝给每一户移民发放二十万钱安家费用,赐田二顷,又修了一条横跨渭水沟通长安和茂陵的大道,确保交通便捷。

到了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也就是司马迁十九岁的时候,移民政策发生了变化。重点不再是你搬过去给你多少钱,而是你本来有多少钱:

 

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

 

不论在汉朝天下的哪个角落,如果你资产在三百万钱以上,或者官府认为你是豪杰之士,都应该移民到茂陵去。

显然,这是清除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加强朝廷权威的一项措施。

有史料称司马迁是茂陵显武里人,但没有提及他是何时从夏阳迁居过来的。不过元朔二年,司马迁应该是已经住在茂陵了。因为司马迁说,他见过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侠郭解。

 


[1] 按照他的界定,政府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而不是作为和社会相对的概念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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