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来源: 2019-12-01 06:36:10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9838 bytes)
司马迁(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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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去世,大夫士会被派往秦国,接襄公的弟弟公子雍回晋国继承君位。但晋国执政赵盾突然又改变主意,立了襄公之子做国君。于是,在秦军护送下正赶往晋国的公子雍怎么处理就成了难题。最后赵盾干脆出兵攻打秦军,把他们都赶回秦国。

这样一来,士会也就只好滞留在秦国。他是一个见识谋略都非常出众的人,多次为秦国出谋划策,给晋国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晋国人后悔,又设法骗秦国人把士会放回了晋国。

而士会的随行人员,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们只好从此永远生活在秦国的土地上。这当中,就包括司马迁的祖先。

因为这样有点荒唐的经历而成为秦人,司马家在秦国开头几代人的生活大概诸多磨难(比如士会回国后,他们可能经历严厉的政审)。但后来,终于慢慢完全融入,开始把自己当做一个秦国人来思考问题,努力奋斗。

《周礼》中说,夏官司马掌管国之军政;在晋国,司马则是军队里的执法官。春秋贵族的氏,往往来自于担任的官职,所以司马家的祖上,可能在晋国曾担任过这个官职。到秦国后,仍在军方谋求发展。而其中成就最高的人物,无疑是活跃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之交的司马错。

可能得益于商鞅变法带来的阶层跃升空间,300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司马氏,突然涌现了司马错这么一位统领大军,坐镇方面的大将。司马错平灭了巴蜀,多次重创楚国,可谓战功赫赫,按说在《史记》的列传中拥有一席之地,也完全够格。但司马迁没有给祖先这个待遇。有学者注意到,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马错攻取了楚国的黔中郡,而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秦国再次攻取黔中郡,统帅却换了人。则是这两次秦国攻取黔中郡之间,楚国必定一度收复了黔中。司马错从此再也没有在史书中出现,也许,他在这次战败中丧命,或者即使没有战死,按照秦国的法律也只有死路一条。

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赫赫有名的武安君白起手下的一员战将。战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屠杀,坑杀赵军四十万的长平之战,司马靳是重要参与者。后来,白起在杜邮亭被赐死,司马靳也在赐死名单之中。白起是无数军事爱好者的偶像,也是人道主义者最痛恨的屠伯,有“快心千载杜邮剑”之类的诗句。关于白起的各种毁誉,司马靳都难免要分一杯羹。

司马靳之后,司马家在军事上就不再有重要性了。司马迁知道这两位远祖的事迹,但对他们是怎样用兵、打仗的,已经非常隔阂。事实上,司马迁不算了解战争,把他的作品和《左传》比差距尤其明显。《史记》关于战争的叙事,善于捕捉战场上的精彩画面,对某个局部的描绘经常扣人心弦,但对军政管理、后勤补给、军事地理之类的问题,记录错误极多,给今天的学者创造了无数写考据文章彼此论战的机会。

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担任“铁官”,铁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怿,在汉高祖时做过长安城的“市长”,即管理市场的官员。汉高祖时代,长安城还只有一个“大市”,也就是说,天子脚下的主要商业活动,都在市长司马无怿监督、管理之下。

司马昌、司马无怿就是司马迁的高祖和曾祖。他们的工作经验,司马迁可能有所了解。不管怎么说,司马迁是一个对市场规律非常尊重的人,以致于后来班固要骂他“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记录商业活动,推崇获取巨额利润的本领,却理解不了君子固穷的高贵。

司马迁认为人类的欲望无法消除,商业活动顺应人的私欲,不加干涉反而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在《循吏列传》中,他称道孙叔敖的事迹,其中之一是楚庄王强行提升楚国货币的购买力,导致商家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店铺纷纷关门,幸亏孙叔敖即使制止了楚庄王的疯狂行为。又表彰郑国的子产是个贤相,例证包括“市不豫贾”,即物价根据供求关系波动,政府不预先规定价格。

这些事例,大约都不是历史事实,但仍然会为今天的经济学家喜爱。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司马迁只提到他的爵位是“五大夫”。这个爵位代表一个至关重要的门槛:身为汉朝的黔首,奋斗一生,最高可以获得八级爵位,而五大夫是九级爵。

就是说,司马喜仍然处于一个一般人可望不可即的高位,但却是高位中的最底层了。而且司马迁没有记录他的职务,可见无足称述。换句话说,这个家族,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落的风险。

转机来自于汉武帝。

爱好儒家思想的汉武帝,恢复设置了一批古代的官职,其中之一,是太史令。

于是,司马家的一段古老记忆被激活。“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这种荣誉,甚至于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

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成为了汉武帝的太史令。虽然,这个职务已经不再有西周时代的荣光,也不掌握实际权力。但是,却无限接近权力核心。????

 

司马迁(二)父亲

太史令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太史令和太史公这两个称呼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两千年来学者们聚讼不已的问题。这里取一个折中的说法:

作为一种职业,“史”和古老的巫术有关,太史尤其精通天地阴阳鬼神的各种消息,当然,“史”也掌握着大量关于过去的记忆,但工作并不是撰写史书,而是利用这些知识,来给统治者提供参考。

在西周时代,这些知识被认为非常重要,所以“史”也就有崇高地位,太史寮是重要的实权部门。但春秋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鬼神对人事的影响力度,还是过去对现在的参考价值,其实都相当可疑。所以,“史”也就不能不越来越被边缘化。在秦代的官僚系统中,太史令已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但是,汉武帝推崇儒术,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情,弥漫在大汉官场的空气中。太史令这个职务曾经地位尊崇被很多人注意到了,有人甚至宣扬在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它位次更在丞相之上。于是,尊称太史令为太史公成了一个流行,而一种美称一旦使用长了,大家习以为常,反而会忘掉(或至少淡化)它的赞美色彩,变成了一种一般性的称谓——类似我们今天听到“帅哥”“美女”之类的称呼,都知道它很多时候和颜值无关。所以后来司马迁有时会自称“太史公”,也就毫不奇怪了。

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学问广博,思路清晰,更重要的是善于直击问题的核心。《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司马谈把先秦诸子纷繁复杂的学说,归结梳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流派,并对每个流派都作了切中肯綮的评点。司马谈之前,道家、法家这些概念,几乎并不存在,那时人们读到的是一个个的“子”,司马谈之后,人们才习惯于把诸子分类于某个“家”。可以说,是这篇文章奠定了后世诸子研究的基本框架。

司马谈还有更大的学术雄心,他觉得孔子之后,缺乏一部伟大的著作,能统摄一切事实,并把伟大的治国之道寄寓其中。之前列国争雄的乱世,没有这样的著作也就罢了,生于大汉天子的治下,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如此之多,仍然没有诞生一部足以继承《春秋》的作品,那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

司马谈可能很早就意识到穷自己一生,也无法完成这项工程浩大的事业,所以很早就着力培养自己的儿子司马迁,为他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这里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司马谈的政治情商极高。

这一点,不但他的儿子司马迁望尘莫及,历来也较少为学者所注意。

刚刚提到《论六家要旨》,应该是司马谈早期的作品,这篇文章里最推崇的是道德家也就是黄老之学,认为它兼有各家之长而没有没有各家之短。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即位初期(窦太后去世之前),这都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汉武帝乾纲独断之后,这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观点。

司马谈迅速跟上了形势,他教育儿子的时候,就总是强调孔子之道和《春秋》大义,不再谈什么黄老清静之道。如果认为是司马迁选择性记录的父亲的嘱托,那么至少有一点无可置疑:司马谈极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最为重视的封禅大典,司马谈是重要的策划人之一。而封禅一事,无疑属于司马谈嘲讽过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弊端,而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正相违背。

所以司马谈获得了远远超过一般太史令所能得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确实为未来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巨大便利。

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壮游,足迹踏遍了汉朝的大半壁江山。那么,这一次司马迁是公费还是自费?

古代出门旅行是一笔巨额开支,如果做“铁官”和“市长”的高祖、曾祖积累了大量财富,那么私费也负担得起,倒是可能的。但自费远行,途中注定会有极多风险,碰到官府盘查,还有诸多不便。有一条史料说,司马迁这次出门,是“使乘传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卫宏《汉旧仪》),即坐着政府的公车,搜集散落在天下各地的历史书。

太史令的本职工作,并不包含撰写历史书,显然,司马谈是利用汉武帝好大喜功,思想学术领域也要创造空前伟业的心理,把个人的撰著冲动,变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为儿子要来了这笔经费。

司马迁回到长安之后,做了“郎中”,即九卿第二个部门郎中令里的一个小官。

郎官系统的任务,是平时执掌宫廷的门户,天子出行,则充任车骑,实际上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但有较多机会亲近皇帝,所以更像是皇帝为未来选拔亲信官员而建立的一个人才库。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成为郎中的呢?

郎官照例由高干子弟或富家子弟充任,此外的途径:有在边境上建立军功,这个司马迁显然不符合;或者是先得到家乡父老的好评,被推荐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通过考试名列前茅,就可以称为郎官。

以后人的标准看,司马迁继承父亲的事业,是尽了最大的孝道,他文才横溢,似乎考试也不成问题。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成为郎中,可能性是最大的。但偏偏司马迁自己说过,他“少负不羁之名,长无乡曲之誉”,少年时代他在家乡简直被视为不良少年,完全不可能得到被推荐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靠父亲为儿子铺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能够走上仕途,是“赖先人之绪业”,“幸以先人之故”,靠的是父亲的力量。本来,要二千石的高官,即相当于今天副部级的官员,才有资格让子弟充任郎官。太史令不过六百石,竟也享受了这个待遇,无疑就是汉武帝对司马谈有特别的青睐,愿意为他开方便之门了。

汉武帝的封禅大典之前,司马谈突然病重,没有能够随行,他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叮嘱说:我死之后,皇帝一定会任命你做太史令,你一定要把我的书写完。

推想起来,这样一个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父亲,对儿子的才华与性情,一定有深切的了解。他知道儿子的才学,更在自己之上,内心一定充满期待;他也了解儿子的弱点,不能不有深深的担忧。????

 

 

司马迁(三)郎官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当时皇帝还是汉景帝。和许多聪明过人又精力过剩的孩子一样,他的学习异常优秀,十岁就能诵读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典籍,同时,他又绝非尊长心目中的乖巧孩子,在家乡有放纵不羁的名声。

好在,有司马谈这样一位杰出的父亲把控,司马迁人生的小船不会偏离航向。司马迁二十岁壮游天下,之后受学于董仲舒、孔安国这样当时天下最顶级的学者。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9年),二十八岁的司马迁成为一名低级郎官,开始到郎中令上班。

当然,司马谈的影响力也就到此为止。在这个荟萃着天下青年俊彦的部门里表现如何,就只能看司马迁自己的了。

如果不是刚巧在元狩五年进入郎中令,司马迁的一生也许会完全不同。有三个人,对司马迁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人,是司马迁的直接领导李敢,他刚巧在这一年担任郎中令。

李敢是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儿子。其实就在一年前,郎中令还是李广,但这位命运多舛的老将,因为不愿意面对狱吏而自杀,李敢才接替了父亲的职务。他追随父亲作战多年,性情与作风,都与李广相似。换句话说,极容易获得下属的爱戴。

但李敢只做了司马迁一年的领导。李敢因为父亲之死而怨恨大将军卫青,所以击伤了卫青,卫青不想把事情闹大,隐瞒了这件事。但卫青的外甥,年轻气盛的霍去病反应激烈得多,一次甘泉宫打猎时,他一箭把李敢射死。霍去病此时是汉武帝面前最大的红人,这件事当然只好不了了之,汉武帝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角撞死的。

可以想象,这件事在郎中令整个部门里,引起怎样的议论。

第二个人,叫任安。

任安出身贫寒,在基层公务人员队伍里摸爬滚打多年,后来当了大将军卫青的门客。

卫青有选送门客进郎中令的特权,但他只是推荐了一批出身富贵而毫无能力的人,而不会给任安任何机会。但是,汉武帝派来考核这些门客的,是个非常有眼光的官员,他立刻发现,卫青推荐的这些人“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于是亲自把卫青家所有的门客考核了一遍,这才选中了任安。

任安在郎中令只待了一年,元狩六年就升任太子少傅。换句话说,如果司马迁晚一年到郎中令,可能就不会和任安结识,至少不会成为这么好的朋友。当然,也就不会有千古名文《报任少卿书》了。

另外,和任安的友谊,可能也会影响司马迁对卫青的看法。虽然司马迁也知道,卫青不向皇帝推荐任安,多半不是因为发现不了任安的才华,而是因为卫青根本不敢向皇帝推荐人才。

第三个人,当然是伟大的汉武帝本人。

元狩五年,汉武帝生了一场很重的病,使用了各种疗法和巫术,都没有效果。最后,只好乞灵于“神君”。

神君是一个长陵女子,难产而死,后来就成了神,响应民间祈求极其灵验,影响越来越大。汉武帝派人向神君询问自己的病因,神君答复说:“天子不用担心自己的病情,等病稍微好一点,可以勉强一下自己,和我相会于甘泉。”

关于这个神君,一部大约是出自汉代方士之手的书《汉武帝故事》里,还有一些信息:霍去病年轻的时候就崇拜神君,于是有一天神君主动来找霍去病,自荐枕席。洁身自好的霍去病拒绝了(不知道有没说我只是崇拜你,你居然想睡粉啥的……),后来霍去病病危,医药罔效,汉武帝亲自去找神君求情。神君答复说,霍将军先天不足,我之所以找他,是想用“太一精”为他补补身体,当时他既然拒绝了我,现在就无法可想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但至少说明,在方士们乐于把神君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神君对汉武帝说“强与我会甘泉”,似乎也就有了一些暧昧的意味。

即使完全不理会《汉武帝故事》的记录,汉武帝与神君相会,也是极其秘密的事,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但是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却对汉武帝如何召唤神君,神君出现时如何风吹飒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详细的描写。他为什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司马迁的解释是,自己“入寿宫侍祠神语”。

也就是说,汉武帝在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举行最隐秘的巫术仪式的时候,把司马迁带在身边。无疑,司马迁一进郎中令,就很得汉武帝赏识,成了皇帝最信任的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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