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的一个小区别

来源: 2019-10-27 07:53:41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755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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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汉武的一个小区别

怎样打造一个能充分贯彻落实自己意志的官僚体系,自然一直是汉武帝最关心的问题。

相应的制度建设,如察举制之类在汉武帝手上有了突破性发展。

当年,祖父文皇帝两次下诏,要求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但这显然只是临时性的举措。虽然具体开始于哪一年尚有争议,但汉武帝确实把察举变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

察举出身的官员,在朝廷里本无根基,当然不得不更加依附于皇权。汉武帝也有意喜欢提拔出身卑微的人物。在偏远地区放猪,仅仅学过《春秋》杂说的公孙弘,被提拔为第一名就是著名的例子。这自然也表明暗地里汉武帝还是商鞅的信徒,“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直接打击权臣很容易伤害到自己,利用弱小者一点点剥夺强势人物的利益,就有效而且大快人心多了。

察举是推荐和考试结合的制度,地方官有责任每年向中央推荐“吏民之贤者”。后世论史者喜欢怀疑推荐制度是否公平,并拿察举和科举比较,认为后者更为合理。实际上察举至少实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跨越:地方不断向中央输送人物。如果察举很公平,那这位确实是个人才;如果察举有猫腻,那这位多半来自地方的权势之家,无论怎样,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都大大增强。

还在制度的草创阶段,西汉察举名目繁多,学者大体将之划分为两个系统: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儒生,和能满足司法行政需求的文法吏。前者尊奉着统一的价值观,后者则遵循着同一套业务标准。这意味着,不管他来自天下的哪个角落,只要进入官僚系统,就能迅速组合在一起。

这一切,在秦代都还是难以想象的。法家思想以秘不示人为基本特征,从秦始皇留下的刻石看,秦帝国公开的价值导向杂乱无章。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秦也没有能够打造出广泛吸纳天下人才的政治空间。这种关键的区别,也意味着秦与汉两个帝国在进行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的时候,将遭遇完全不同的命运。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攻击东瓯,田蚡和庄助的那场辩论有某种象征意味。

作为尊贵的外戚,田蚡认为越人互相攻击乃是常事,不足以烦劳朝廷的大军,自从秦代以来,朝廷已经抛弃了那片土地。中大夫庄助则坚决主张出兵,认为拯救走投无路的小国,是天子的责任,并嘲讽说:秦连都城咸阳都抛弃了,难道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吗?

庄助来自遥远的会稽郡,是地方官举荐上来的人才。尽管受到皇帝赏识,但他一口吴地口音,想必在长安的朝廷中颇显怪异,所以颇急于一展身手证明自己。临近家乡的地方发生事端,简直是一次个人机遇。

这时汉武帝还不满二十岁,太皇太后握有实权,不能动员大军,于是就委任庄助以会稽郡的军队解决此事。会稽太守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想出兵。于是庄助就斩一司马立威,军队终于出动。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汉武帝如何做到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不必仔细比较秦皇汉武的政策差异,从这个细节里就可以看出,二者的执政基础根本不同。

秦始皇的扩张,最多仅是秦人的事业,六国人是怀着屈辱心的被动参与者,稍有机会,就会置身事外,甚至反戈一击。

汉武帝时代,为朝廷效力才是实现自己的成功热望的最好途径,却是天下士人的普遍想法了。在家乡不顺,那就到朝廷去碰碰运气,获得成功了,再回家乡扬眉吐气了结宿怨。《史记》、《汉书》记录了大量这样的人物。庄助是如此,他的同乡朱买臣更是如此。同样的还有来自齐地的主父偃,当然还有蜀地的大文豪司马相如:他勾引卓文君后,用穿着大裤衩做洗碗工的方式,先羞辱自己,从而羞辱了老丈人卓王孙,讹来了对方的资助。后来他受到汉武帝赏识,积极投身蜀地的扩张事业,终于让“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那种志得意满,也不消说得。

这些热衷者,大多结局不好。庄助、朱买臣、主父偃都是死于非命,但一般人似乎也不必去同情他们的悲惨结局。对这个结果他们何尝没有预见?主父偃自己说得最透彻:我束发游学四十余年,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们不肯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穷困的时日已很久了: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相比碌碌无为憋屈一生,爽过之后,哪怕惨死也在所不惜。这本是毫不稀奇的心理,别只是,汉武帝时代给了这种心理,最大的实践空间。

所以这个时代的扩张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这个过程里可见的不仅是帝王对皇权无远弗届的追求,实际上参与其中者万里觅封侯的热望时时更为耀眼。所以史书中经常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一小队汉朝使者,艰难跋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这里资源丰沃到值得成为国家的郡县,就一边向朝廷请求支援,一边就地展开行动。整个行为是创造性的,在这里朝廷的意志和冒险者的欲望,难分彼此。

苏武牧羊的气节千古传诵,拖累他的副手张胜尽管是个不堪人物,行为也耐人寻味。张胜那么干脆的卷入了匈奴内部的政变,不像是个满足于完成任务的官员,而是一个追求不世奇功的赌徒。他欠缺一点能力和运气,但这种心理和后来的傅介子、陈汤一以贯之,而后者尽管是在昭宣之际建立的功业,却仍然延续的是武帝时代生成的性格。

这大约非常类似一千多年以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向西走而到东方,你不能说是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女王哪个愿望更强烈些。傅介子、陈汤这样的人物,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或埃尔南•科尔特斯。

但这和中国后来盛世的一些大规模行动,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如说郑和下西洋,没有前往陌生的海域,没有开辟新的航路,而是对之前已有的航海经验作了伟大的总结。所以整个行动显得更有规划更有条理。但更重要的是,规模巨大的舰队出海似乎只是永乐皇帝个人的意志,其余人包括郑和在内,都只是执行者而已。当然,同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也在积极往南海活动,然而这些行为和官方几乎没有互动。朝廷与民间向海洋探索的欲望,属于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武帝时代这种上下贯通地探索边境绝域的热情,在中国古代史上竟似乎成了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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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诏求贤始于高祖刘邦,《汉书》中有《高帝求贤诏》,这一诏书也被选入《古文观止》。 -白云蓝天- 给 白云蓝天 发送悄悄话 白云蓝天 的博客首页 白云蓝天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 10/27/2019 postreply 1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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