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里，上海是各种帮会的聚集首选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数青红帮，另有汉、礼、白等，一共五类。这些帮派勾结官僚和洋人，倒卖军火，逼良为娼，绑票暗杀，贩卖人口……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这些不法活动中，最为常见的、人数最多的当属扒手。旧上海的扒手一般都有固定的团伙，他们把《水浒传》里的鼓上蚤时迁供奉为祖师爷。团伙组织极为严密，一旦加入后就不许退出，违者必定惨遭杀害，暴尸街头。
据上海租界巡捕房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的扒窃团伙成员有500余人，有的从七岁就开始接受系统的扒窃训练。成年扒手中技术高超的，常被团伙派往北京、南京、广州、汉口等大城市，在当地另立码头，担任领导职务。
这些扒手分男女两组，每晚20时后，在法租界八仙桥菜场附近的黄全茂酒店接头，主要作案地点通常在百货公司、珠宝行、戏院、车站等人口稠密场所，得手后的财物一般放置三天后才脱手变现。
租界巡捕房里的华人探长一般都与扒窃组织有关，通常每月收取扒窃组织上交的费用，且很多扒手是这些华人探长的眼线。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捕房曾经一次开除了92人，均为勾结扒窃团伙，收受贿赂的捕房刑事科人员。
一些有路子的人，一旦发现财物被盗，只要没过三日，可通过巡捕房在黄全茂酒店拿回被盗的物品。三日后则无法保证能拿回，多数已被扒手变卖处理了。
旧时通讯方式不畅，也没有互联网寻人、DNA鉴定这样的高科技，贩卖孩童极易成功，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上海捕房的探长多是幕后老板，其中较为出名的是尚武和尤阿根两人，这两个家伙一个专卖男孩，一个专卖女孩，都遭到报应，没落好下场。
尚武是上海虹口捕房的刑事股探长，是青红两帮门人，他勾结上海虹口吴淞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人，专门贩卖男孩去广东。当时广东沿海地区一些华侨和富户，除了自己亲生的儿子外，都习惯收养一些男孩，教其读书识字。待长大后，选一个德才兼备的继承家族事业，以免家业落到不肖子孙手里，故此对男孩需求较大。
尚武便让手下人长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拐走男孩，贩往广东一带。解放后，尚武经人民政府查属罪大恶极，被解放军枪毙。
另一个叫尤阿根的，是上海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专门贩卖女孩。他也是青红两帮成员，有五千个徒弟。他和他的徒弟们，专门在上海拐走女孩，然后卖到北方地区，靠此发了大财，后贿赂外国人，当上了总探长。
此人1939年时，帮助日本宪兵抓住了十名苗族抗日勇士（后被日军全部杀害），因此上了军统暗杀名单，被军统上海区特别行动大队队长陈默，打死在汉口路的扬子江饭店门口。
还有一个法租界的华人警探，名为任文桢，是杜月笙的徒弟，时任法租界巡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他勾结杜月笙的另一个徒弟陈鹤鸣，专门往葡萄牙和法国贩卖中国男女青年。
浙江青田县素有“雕刻之乡”之称，当地农民皆擅石刻。民国时期天灾不断，战乱不绝，老百姓吃顿饱饭都是奢望，多有外出求生的愿望。陈鹤鸣就伙同租界里的一些不法洋人，以帮助青田农民去往法国赚大钱为诱饵，诱拐一些青年男女经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做雕刻工或苦力。女的当舞女，给洋人表演“小脚舞”。
他向受骗者每人收法币五百（折合黄金数两），然后发一套旧西服。买通意大利、法国邮船上的水手，把人藏在货舱里或煤堆里，躲避海关人员的检查。有时海关人员检查时间过长，不少人就闷死在里面。船开后，这些闷死的人即被扔进大海，尸首都找不到。
船到马赛后，由当地的法国蛇头把人偷运到葡萄牙里斯本，在这里的中国使馆办理证明文件，可在法国居住三个月。当时由于国民政府没钱，中国驻葡萄牙使馆连房租都付不起，使馆人员便和这些人贩子一起，中国人坑中国人，赚点黑心钱维持生计。
马赛和尼斯都是法国南部著名景区，是欧美各国富豪度假游览胜地。这些中国男女青年运到这里后，男的就给人刻印章或雕刻头像帮人贩子赚钱，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三个月可赚的五千法郎。
女的则在酒吧舞厅表演“小脚舞”，或出售身着中国古装的春宫照片，三个月可赚一万法郎。
三个月期满后，人贩子又安排他们回到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一千五百法郎，再办签证前往法国，如此循环。有些男青年在法国呆了五、六年后，竟娶了法国老婆回国。
但此事终究违法，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常倾家荡产筹钱送子女出国，但旅费皆被陈鹤鸣私吞，他从不买船票，被拐之人在船上东躲西藏，饥疾交加，死人是常事。
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脚女人出现在欧洲的色情场所，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终于，上海《申报》率先将此事曝光，引起了法国当局的重视，责成上海法租界彻查，上海市警察局长文鸿恩也参与协办。
不久后，陈鹤鸣在上海南市区码头被逮捕，经法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审讯后，判刑五年。其在沪组织均遭铲除，意大利和法国邮轮公司的买办也受到警告处分。
事后，被关押在狱中的陈鹤鸣为争取减刑，还供认出一事：广东汕头帮曾伙同三合会，在1930—1936年间，把五万多名青年男女，贩卖到南美洲的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当苦力开荒，且由两国政府承担一切费用，每成功运到南美洲一人，汕头帮可获得一百美元的报酬。
这份重要供词被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上报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如石沉大海一般，无任何回复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