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东方，曾经有一个古老的帝国，至少从宋代开始，那里的男人们就产生了一种极为变态的审美情趣，即：迷恋小脚女人！于是乎，“三寸金莲”（大于四寸称“铁莲”，四寸称“银莲”）应运而生，并流传千年。这个帝国，名叫中国。
关于缠足，有很多传说。《古今事物考》云，商纣王宠妃妲己是一只狐狸精，而且是一只功力尚浅的狐狸精，变不出脚丫子，不得不以帛裹之，是为缠足之始。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最早对缠足加以明确记载的，是《道山新闻》，谓：“以帛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这与后世流行的向下缠足还不太相同。根据鞋子的形状来看，大致到宋代，确有女子开始缠足，明代则大为盛行。
美国学者高彦颐写过一本书就叫《缠足》，她在里面认为，古代女性缠足和现代女性穿高跟鞋的道理差不多，“缠足的过程完成后，足跟和中足的关节严重扭曲，特别是跖骨和趾骨、下腿部的长骨的发育被阻止了，变得细小，加上脚也小，接触地面的地方很少，站立起来都很困难。这时为了保持身体平衡，就要使腰部突出，就像穿高跟鞋那样，使腰椎向前使劲弯曲。”
至于缠足为何会兴起，清代有位女子曾写有这样一首诗，颇能道出个中原委，诗曰：“三寸弓鞋自古无，性成本是赤双足。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除了男人恋足的变态心理和审美外，缠足也是对古代女子的一种“规训”，就像养一只听话的鸟儿一样。当然，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缠足，很多少数民族就没有缠足的习俗，有些地区的劳动女子也不缠足。
满族女子，即无缠足习惯。清人入关后，曾下达两个命令：一为剃发令，一为放足令。结果，无数汉族男性为此丢掉性命，其余则“剃发留头”，反而女子放足政策未能如愿施行，故民间有“男降女不降”之说。
早在明末清初，即有士人对缠足这一恶习加以抨击，如毛稚宾写有《禁缠足表》，谓：“念娇姿之婀娜，何敢毁伤？”清嘉庆年间，袁枚亦在《牍外馀言》中批评说：“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最典型的，还要属道光年间李汝珍所写长篇小说《镜花缘》，书中多处抨击缠足陋习，如第十二回借君子国宰辅之口对“天朝”之人说：“吾闻尊处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削，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此番驳斥可谓精彩绝伦！书中还有一则故事，讲的是让一名男子尝尽缠足苦头，最后大喊“情愿立即处死”，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在明朝末年，面对北部的少数民族势力，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中曾提到：“虏之所以轻离故土远来侵掠者，因朔方无美人也。制驭北虏，惟有使朔方多美人，令其男子惑溺于女色。我当教以缠足，使效中土服妆，柳腰莲步，娇弱可怜之态。虏惑于美人，必失其凶悍之性。”
瞿九思认为，明朝可以用“缠足御虏”的方式，解决纷乱嘈杂的边疆危局。这种想法在当时居于东北的清朝内部也有所影响。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严禁汉人女子缠脚；崇德三年（1638），进一步规定，“若裹足，则砍足杀之”。
1644年清朝入关后，要求汉人男子剃发，女子放足。不过，相对于剃发令，放足令的推行却始终不如人意，在当时的民间，还出现了“男禁女不禁”，“男降女不降”的声音，以致在康熙七年（1668）时，朝廷只好遵从左都御史王熙之请，“宽女子缠足禁”。
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自然是汉人的身份认同，汉族学者将缠足理解为一种区别华夷的方式。18世纪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曾经提到一段他与某位王姓举人的对话：“又曰：‘贵国妇人亦缠脚否？’曰：‘否也。汉女弯鞋不忍见矣，以跟踏地，行如种麦，左摇右斜，不风而靡，是何貌样！’鹄汀曰：‘献贼京观，可徵世运。前明时，至罪其父母。本朝禁令至，严终禁他不得，盖男顺而女不顺也。’余曰：‘貌样不雅，行步不便，何故若是？’鹄汀曰：‘耻混鞑女。’即抹去，又曰：‘抵死不变也。’”
朴趾源觉得缠足不仅外观难看，而且行动不便，便问王姓举人汉女为何要缠足，王举人畏惧清朝的文网之紧，不便直抒胸臆，就用手沾水在桌上写了“耻混鞑女”四字，随即抹去，以防被人撞破，然后表明自己“抵死不变”的立场。
没想到，缠足竟有如此作用，无法抵抗清朝的汉族学者只好将个人理想寄托在女人的那双小脚上。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缠足恶习一度受到巨大冲击，一来是因为两广地区缠足之风本就较弱，二来是因为残酷的战争和繁重的生产都需要女子的参与。不过，洪秀全采取的是以严刑酷法方式改变习俗的做法，明确规定：“令女馆妇女悉去脚缠，夜间女百长逐一查看，有未去脚缠者，轻者责打，重则斩脚。”这与清人入关强迫剃头并无二致。不过，定都天京以后，随着女子重新退居二线，缠足之风很快恢复。所以，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并不具有近代意义。
真正从现代文明角度对缠足恶习展开攻击者，最早是来华传教士。他们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不断以发传单、出书籍、印报纸、做演说等各种方式宣传缠足的危害。当时有《缠足论》一文，称缠足恶习“其残忍不亚于火葬、溺女”，批评中国腐儒“泥于重男轻女之见，坐使中华女子，遭此浩劫而莫之拯”。该文认为：缠足恶习在世界上遍寻不见，只有中国才有，还自负为什么文明教化之国呢？而要想扭转这一世风，只有从女子教育入手，让女子读书明理，自然“不禁自绝”。传教士还组织了很多不缠足团体，如“厦门不缠足会”是中国最早的不缠足团体。可以说，传教士在戒缠足方面，开了风气之先，逐渐影响了中国士大夫的看法。
戊戌维新时期，士人中接受中国不如西方这一看法者迅速增多，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标准，缠足自然属于不文明陋习。于是，维新人士在社会上（主要是大城市）掀起一股不缠足浪潮，不仅借助报刊进行大规模宣传，而且发起组织了为数众多的不缠足团体。时人谓：“缠足之事不早为之，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只有放足才能“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据说，康有为向光绪上奏请求下旨放足时，遭到李鸿章的讥笑。李鸿章对他说：女人缠足这种小事你也要管，未免太琐碎了，留点精力筹划国家大事吧。康有为则说：这是小事吗？全国一半人口在这条枷锁之下，不能有所作为，正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1898年，光绪曾经下诏，要求各省督抚劝诱禁止缠足，并无多少效果。只有在上海等大城市，不缠足宣传成效较为明显。
不缠足运动遇到的阻力，一是来自于守旧的士大夫，一是来自于民间对习俗的固守！所以，即使以行政命令方式来强制推行，也未能取得显著成绩。
第一次不缠足高潮的真正到来，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尽管革命派在宣传方式和内容上，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差别，但在宣传力度和广度上绝对要甩他们好几条街，尤其是从城市深入到广大的乡村，一时间不缠足蔚然成风。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清廷再度下令禁止缠足；二是士大夫观念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发生巨大转变；三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不缠足与剪辫子一同成为革命的身体符号；四是许多女子加入到不缠足运动中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明令禁止缠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冲出家庭牢笼，追求个性成为时代潮流，缠足旧俗遭到更大冲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革命运动深入广大农村，缠足也就一步步走向了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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