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

来源: 2019-09-01 07:48:42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2013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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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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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里,党多半是个贬义词。《论语》里说:“君子不党。”后人解释,互相帮忙隐瞒恶行,这叫做党

锢的本意,是把金属融化,堵住空隙。引申为禁止的意思。

所以,党锢字面的意思,就是禁止结党谋私的人做官。

实际上,东汉末年那些被指称为党人的士子,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结党营私。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志行高洁,胸怀天下,坚决与那些集中了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宦官作斗争。整个事件,就是那些奸诈小人对自己诬陷与迫害。

而他们的态度,也成了传统史书的主流叙事。这种叙事是如此精彩动人,无论如何,有先介绍一遍的必要。

 

一 士人眼中的党锢

 

东汉的第一位皇帝汉光武帝62岁,第二位汉明帝48岁,之后就没有一位皇帝活过36岁。直到最后一位汉献帝,虽然历尽磨难,倒是硬扛到54岁。

东汉中间的这段历史,陷入了一种糟糕的循环之中。小皇帝即位,太后临朝。而太后实际上也多是小姑娘,只能由她的父兄,就是所谓外戚来主持政务。皇帝成年后,对外公或舅舅不满,但他能找到的帮手只有身边的宦官。于是发动政变除掉外戚之后,就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但皇帝终究要立皇后,于是又会引进新的外戚……

汉桓帝在位的前十几年,是东汉最著名的外戚,人称“跋扈将军”的梁冀手里的傀儡。后来终于除掉了梁冀,于是一批宦官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卖官鬻爵,鱼肉百姓,简直无恶不作。

正直的官员和理想主义的士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于是他们慷慨直言,抨击时弊。他们的言论,被称为“清议”,他们这些人,则被称为“清流”。

说来讽刺的是,党锢这场清流的灾难,起因是皇帝想向天下人宣告自己的仁慈。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一个叫张成的术士,预先知道朝廷将会有一次大赦。他当然宣称这是自己精通风角推算出来的结果,但事实上,是他和宫中的宦官关系密切,预先知道消息而已。

于是张成就让儿子杀人,自然不过的,张成父子被逮捕。又毫不意外的,不久后大赦令就下来了。

这种钻法律空子的行为,让司隶校尉李膺大为震怒。司隶校尉是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监察官,可以说百官无不畏惧,所以号为“卧虎”。李膺本人更是在天下士子心中威望卓著,去他家拜访能得到接待,都号称“登龙门”。

大汉推崇经学。在许多士人心目中,和儒家经典所阐释的圣人之道相比,皇帝的诏旨、国家的法令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李膺决定不理会皇帝的赦令而是按照正义行事,坚持处死了张成父子。

张成和宦官关系密切,这个处置让宦官们愤怒和恐惧。他们指使张成的弟子控告李膺:

 

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现在,京师的最高学府“太学”里,有大量没有学籍自己跑来的游士。李膺等人给他们赞助。

天下各郡的学校里,也有大量生徒。李膺等也和他们结交。

这些人互相标榜,结成同党,诽谤朝廷,质疑主流价值,败坏社会风气。

皇帝被这些控诉激怒,于是宣布李膺等是“党人”,下诏给各级地方政府,将之逮捕归案,并且号召天下民众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党人的罪恶,对他们行为感到愤慨。

但皇帝的诏旨不能直达各级政府部门,要经过三公的签署。结果太尉陈蕃把诏旨退回,声场所谓党人都是“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即使犯罪也有豁免权,何况并没有确凿的罪证。

陈蕃少年时以不注重居室整洁著称,有名言是“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在天下士子中声望极大,号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他素来与李膺志气相投,又以“不畏强御”著称,这时做出这样的举动,倒也毫不令人吃惊。

受挫的皇帝绕开正式的行政机关,把李膺等人抓紧了“黄门北寺狱”,这是专门关押未经司法审判的政治犯的地方。

根据口供,打击面迅速扩大化。列入党人名单的有二百余人,都要逮捕下狱。但即使在囹圄之中,许多党人仍然表现出极其高贵的节操。

御史中丞陈寔是主动下狱的,他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意思是我在监狱里,难友们也有个倚靠。

名士范滂被逮捕时,狱吏对他说:“所有人犯,都要先祭拜皋陶。”范滂骄傲的拒绝了:“皋陶是古代正直的大臣。他若知道我没有罪,自然会到天帝那里为我鸣冤;如果我确实有罪,那祭拜又有什么用呢?”

陈蕃为了营救党人,上书皇帝极言劝谏。皇帝找了个借口,罢免了他。

这也就是所谓第一次党锢之祸。

从效果上说,朝廷的这次打击,可谓适得其反。士人们因此道德荣誉感爆棚,从社会舆论看,则事实上提升了党人的声望。因为党人被视为“天下名贤”,还导致一些人以未能名列党人为耻。如度辽将军皇甫规上书皇帝,反复强调自己和党人的密切关系,要求逮捕自己。朝廷最终只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第二年(公元167年),朝廷内外的反对声浪,让皇帝感到压力。而党人的审讯工作开始往宦官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李膺等人供认的同党中,有许多竟是宦官子弟,——这倒也不奇怪,年轻人容易慕虚名而轻实利,而不论宦官有多大权势,美好的声誉,总是在士人一边。

总之,宦官也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刚巧,这时发生了一次日蚀,宦官们便劝谏皇帝适可而止。皇帝便再次大赦,把党人释放,遣送还乡,只是记录下名字,以后绝不允许涉足官场。。

这也就是所谓“第一次党锢之祸”。

很明显,这次温和的惩戒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党人们回乡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名望和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而宦官集团对党人的仇恨,也完全没有得到宣泄。

就在这一年十二月,汉桓帝去世,算虚岁也不过36岁,但已经是东汉历史上第四长寿的一位。皇帝还没有子嗣,这当然是个麻烦,不过本朝这种事已经多次发生,该怎么应对也不乏先例可循。

一番争执之后,太后的父亲窦武在宗室中,选择了年仅十二岁的刘宏即位,是为汉灵帝。

十二岁的皇帝当然无法应对繁杂棘手的政务,所以理应由太后垂帘听政。太后其实也不过是个少女,所以毫无疑问,太后之父窦武将会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窦武本来就亲近儒生,更重要的是,当年太后并不被先帝宠爱,如果不是前太尉陈蕃力保,早已被废。所以陈蕃对窦氏家族有莫大恩德。窦武是懂得感恩的人,所以很快陈蕃回到了朝廷,并且荣升太傅,这是传说中周公担任的官职,理论上讲,不但是朝廷的辅弼,而且是皇帝的老师。

史称,此时陈蕃、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一批当初被朝廷宣布永不叙用的党人被委以重任。总之,第一次党锢的冬天已经过去,清流士人的春天还会远吗?于是,“于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但是,宦官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很好的利用了自己处身深宫,可以和年轻的窦太后亲密接触的特点,很快就能把自己的意愿,变成太后的懿旨。

窦武、陈蕃对这种情势感到忧虑,决定除掉宦官,并且不仅是除掉几个得势者,而是想要一举根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但在制定具体方案的时候,两个人颇有分歧:陈蕃虽然已经超过八十高龄,但仍显得刚猛急躁,主张雷霆一击;大将军窦武则更为持重,倾向于采取更有步骤的方案。

结果,过分庞大的打击面和过分迟缓的行动,给了宦官们足够多的获取情报的机会和采取反击的时间。老太傅陈蕃得知宦官的行动,率领几十个学生门人想突入承明门,这个举动显然是想控制住行政中枢尚书台。虽然冒险,但应该说也不失高明,可惜宦官早有防备,老太傅终于还是不幸被擒遇害。

于是,大将军窦武和宦官的军队开始对峙。大将军控制这北军五营的部队,总数约数千人;宦官手里则只有中黄门、羽林、虎贲三支禁军,只有一千多人。

但是大将军疏忽了两点:第一,宦官控制着年少的皇帝,可以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第二,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被召回中央,他手下有一支身经百战的边防精锐。

张奂接到圣旨,窦武谋反,要他率兵平叛,他信以为真。

于是两军对峙的时候,宦官一方占了上风。“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禁兵,为什么追随叛臣?”这样的呐喊声中,大将军麾下军心涣散。

于是,这次斗争宦官取得了全面胜利。

所以这场权力的游戏,变成了看不见春天的漫漫长冬。第二轮党锢,也从此揭开了序幕。

这一次对党人的迫害,对上一次残酷得多。或者说,第一次党锢可以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仅只是禁止党人做官而已,第二次党锢,却大开杀戒。

皇帝问:“这些党人究竟有什么罪恶呢?”宦官们回答:“欲图社稷。”

十四岁的皇帝立刻相信了毫无根据而无限上纲的罪名。

恐怖的迫害面前,党人再一次展示出崇高的气节。

有人劝李膺逃走。李膺说:“侍奉君王不辞艰难,被加以罪名不逃避刑罚,这是臣子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生死有命,逃跑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主动投案,最终被迫害致死。

李膺的学生都被取消做官的资格。有人因为没有学籍,不在被禁锢之列,但也主动辞官,体现了对老师的忠诚。

汝南督邮吴导奉命捉拿范滂,他既不能违抗命令,又不忍也不敢真的逮捕范滂这样深得士人和百姓爱戴的名士,所以抱着诏书,在旅店里伏床哭泣。范滂听说了这个消息,说:“他一定是为我而来。”于是主动去监狱报到。县令郭揖看见他,就解下自己的印绶,表示愿意和范滂一起逃亡。范滂说:“我死了,灾祸就可以停止,怎么可以因为我的罪过而连累你,何况我也不忍心让老母受颠沛流离之苦。”

范滂与母亲诀别,说:“我的弟弟为人孝敬,可以供养好您。我则跟从父亲归于九泉之下。生者和死者,都各得其所。只求母亲不要过分伤痛。”他的母亲答道:“你今天得以和李膺、杜密这样的人齐名,可以死而无憾!美名与长寿,本来就不可双全?”

这段对话,当时感动得路人也流下了眼泪。八百多年后,少年时代的苏轼读《后汉书》至此,也至为感动。他问母亲:“我长大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吗?”苏轼的母亲答道:“你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类似的感人故事,史籍中还有许多。后人读史,常常由衷赞叹,除掉传说中的黄金盛世夏商周三代,说到社会风气的美好,后来就再没有哪个时代,可以和东汉相比了。

士人遭遇迫害,也被认为是东汉最终走向灭亡的开始。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个今天中小学生仍要背诵的句子,具体所指,正是党锢之祸。

 

二 皇帝眼中的党锢

 

尽管传统史书的叙述以帝王为中心,甚至被称为“一姓之家谱”,但其实我们很难了解东汉的皇帝究竟怎样看待党锢事件。

我们只能先关注一些与党锢事件看似无关的信息。

第一,皇帝眼里,这些党人可能确实就是一些不听话的官员和社会名流。

党人绝大多数出身于世家大族。当然,有郭泰这样出身贫寒的人却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但这更像是幸存者偏差,只是一种装点罢了。

东汉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是察举,而这个选拔体系,几乎完全处于世家大族的操控之下。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推荐的多半也是世家大族的子弟。这当中充满了人情猫腻,更糟糕的是朝廷还极难抓住其中的把柄。因为举荐的标准一个是道德表现,一个是经典阅读。

大家族有足够的资源,让自家孩子做出夸张的孝顺廉洁的行为,再传播得路人皆知,苦孩子就很难做到这点;至于读书更是昂贵:从西汉到东汉,读书的成本其实在飞速攀升。因为读儒家经典不够,还要读历代大儒对经典连篇累牍的注释,这真不是贫寒人家供得起的。

于是,东汉就出现了一些世代研究某部儒家经典,从而世代能当大官的家族。比如袁术、袁绍家族,他家就是专攻《易经》;再如弘农杨氏(著名的聪明人杨修就来自这个家族),《尚书》研究就是他家的特长。

这样,官僚的行政资源虽然不能世袭,但是他可以把行政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传给下一代,然后再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势,在行政资源的竞争中稳占先手。这就是所谓的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

对平民子弟来说,士族在官场上的巨大优势,意味着自己几乎没有出头之日;对皇帝来说,这意味着更难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官员,事实上,士族出身的官员经常把对抗朝廷的意志,当作展示自己高尚道德的机会。

实际上士族即使不做官,他的社会影响力,也往往超过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高尚的范滂,曾有这样一首歌谣流传:“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朝廷任命的汝南太守是宗资,但宗资一切举措唯范滂是听,他只是画诺批准而已。这样的事士林传位美谈,可是朝廷的尊严何在?

皇帝为什么如此信任宦官呢?和民间盛传宦官专权蛊惑圣听不同,皇帝很可能认为,宦官才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士人骂宦官,是宦官在替皇帝背锅而已。背锅而毫无怨言,那自然就是宦官被骂得越凶,皇帝对他们越发信任。

第二,皇帝眼里,士人可能是国家财政困难的罪魁祸首。

东汉建立之初,光武皇帝希望清查天下的户籍与土地。结果遇到了巨大的障碍。朝廷派出的官员,往往一到目的地,就被盗贼杀死。但朝廷派兵去剿匪时,盗贼又烟消云散,当地人都是一脸茫然无辜的表情。

实际上,就是豪强大族不希望朝廷能够掌握真实的数据。最终,光武帝的这个计划只能不了了之。强有力的开国皇帝尚且如此,后继者的表现如何,更是不问可知。

所以,东汉长期存在官方统计隐漏的问题 。而土地和人口数据,正是国家征税的基础。

类似的,东汉也曾经想实行过盐铁专卖。汉武帝时代,这项政策曾经给皇帝带来巨大的收益。但现在时过境迁,这些利润迅速散入私人的腰包,朝廷获益微乎其微。

总之,尽管各方面的迹象都表明,东汉的社会经济之繁荣,大大超过西汉,但东汉一朝,始终为财政赤字所困扰。而追究原因,自然是这些世家大族从中作梗。而说起来,党人们大多正是出身于这些家族。史籍中有大量党人在乡里乐善好施,救急济贫的记录,这些事实无可怀疑。但皇帝看在眼里,也未必觉得值得欣赏:这本来可以是朝廷的德政,现在却变成了你的私恩。

最终,朝廷筹措经费的一个重要手段,只能是卖官鬻爵。对皇帝来说,这是来钱最快的一种方式,并且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打破了士族对入仕途径的垄断。当然,这也是士人们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实际利益层面最痛恨的事情,招来了极多的抨击。当然皇帝也可能反驳说:珍惜国家名器的道理我难道不懂?如果不是你们不断蚕食国家的税基,我又何必出此下策?

第三,尽管士人们志向高远,皇帝眼中,他们却可能是并无大局观的人。

世家大族的根基在于地方,所以他们当然更关注地方利益。他们大多生活在最富庶的郡国,所以对那些贫穷却有重大国防意义的地区,缺乏兴趣。早在东汉前期,投笔从戎的班超成功的控制西域,但士族出身的儒家官员却往往主张放弃西域:因为朝廷从这里几乎得不到多少收入,却需要源源不断的投入。

政治斗争当中,边疆上的名将,更多站在宦官一边。如前面提到的张奂,尽管他声称受到了欺骗,后来也拒绝接受朝廷的封赏,但在窦武和宦官对峙的关键时刻,他确实选择了支持宦官。更不必说同时的名将段颎,更是以阿附宦官出名。

这一点也不奇怪。要在前线放心作战,离不开可靠的后勤保障。如果得到宦官足够的支持,这是可以指望的。但清流官员则不那么靠得住,他们经常倾向于贬低军人的功绩,再算一算巨额的财政投入,更用动人的笔墨描绘一下沉重的负担下百姓的痛苦,将军们会发现自己骄傲的战绩,可能反而像是一种罪行。

凡此种种,让皇帝确实有足够的立场,想给党人一个教训。

区别是,汉桓帝时代的第一次党锢,决定是皇帝自己做出的。当时桓帝已经年过三十,经历过诸多政治风波,有相当清晰的判断。他固然支持宦官,但也知道他们做起事来毫无底线,不希望他们过分膨胀,打击措施总的看来颇为克制。

第二次党锢掀开大幕时,汉灵帝则仅仅十四岁,对朝政一无所知,只能一切听信宦官,而宦官们与窦武、陈蕃的这场斗争,是在下风之势翻盘,也堪称九死一生。心存恐惧的宦官,报复起来越发凶狠恶毒。朝廷和世家大族的关系,从此造成了不可弥补的裂缝。而更大的灾难,也就不可避免的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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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读一读泪痕春雨的漫评三国。从皇权的角度分析了宦官政治和党锢 -换换空气- 给 换换空气 发送悄悄话 换换空气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 09/01/2019 postreply 2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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