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操心寡妇的贞操

来源: 2019-08-31 20:00:47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8280 bytes)

皇上操心寡妇的贞操

对殉夫的褒奖在清朝屡有争议。康熙、雍正就拒绝旌表为亡夫殉节的妇女。

撰文/韩福东

陈狄氏70岁的时候,因为守寡46年而受到皇帝的旌表。她的贞操意识,经由帝国的官僚体系层层上达,终于获得了朝廷的认可。

陈狄氏是浙江会稽县人,她的丈夫是候选从九品官员陈荣;但陈荣的妻子却并不是她,她只是陈荣众多合法性伴侣中的一个,身份是小妾。陈荣正妻早亡,所遗留的子女都由她一点点抚养长大,她视同己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陈荣也病故了。在礼部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描述她:“该氏一恸几绝,誓以身殉。因亲族再四劝谕,责以宗祧为重,乃始含泪抚孤,经理丧葬,尽哀尽礼。

这样的描述非常重要,它意味着陈狄氏之所以没有殉夫,纯粹是亲族劝喻和抚孤考量的结果。考虑到殉夫在当时具有的至高贞节属性,如果她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似乎和皇帝旌表的规格不相匹配。

对殉夫的褒奖在清朝屡有争议康熙、雍正就拒绝旌表为亡夫殉节的妇女,但咸丰皇帝1851年甫一即位,即迫不及待恢复了对殉节予以隆重表彰的旧制,理由如下: “事后追思,该烈妇等身殉其夫,舍生取义,究属人所难能……若给予旌表,亦足以激薄俗而励纲常”。

“纲常”可以看作是二千年来中国的核心伦理。在对民众进行规训的过程中,三纲五常日渐进入更深的魔境,在强调“人所难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人自我虐待、自我牺牲的程度,成了考察人臣、人子、人妻忠孝贞节程度的重要标准。在为人妻妾者那里,是否殉节或守寡即为重要指标。

陈狄氏丧夫的时候,刚刚24岁。这是她的磨难,也是她成为节妇的原因所在。按照清制,一个女子只有在30岁之前亡夫,并守寡到50岁以上,才有资格成为节妇。这和30岁之前女子守寡更为不易有关。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将“人欲”视为洪水猛兽,按照这种理念,一个人悖逆自己的欲念越彻底越艰难,她就应该获得更高格的奖励。

顺此思路,陈狄氏在守寡期间所受的辛苦也必须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予以强调:“家道中落,惟仰十指为生,茹孽含冰,历四十余年如一日,卒使诸孤有成,女悉婚配……该节妇陈狄氏矢志抚孤,艰辛备历,洵为巾帼完人。”

陈狄氏的儿子陈麟章后来游幕河南,将她接来奉养。河南的地方官在1890年发掘到这个节妇的事迹,于是层层上报:“仰恳天恩敕部,照例旌表,以维风化。”光绪皇帝也欣然用硃笔批示道:着照所请礼部知道。

维护“风化”,斯事体大,而妇女的贞操更是风化中的关键所在。皇帝对此非常操心。

1.

在陈狄氏获得皇帝旌表那一年,上海寡妇王张氏因再嫁引发了一个风波。她婆婆王高氏的弟弟王东咸到衙门指控一个叫许关麟的人诱逼王张氏再嫁。不过,王高氏在审讯中证实,儿媳王张氏是自愿改嫁,她为儿媳作主,收了男方140元。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许关麟的诱逼,只不过她的弟弟王东咸“希图索诈”,才做此诬告。

王高氏的证词最终被采纳。但涉嫌诬告的王东咸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只是被告知寡妇改嫁,例所不禁,所以“不应多事,今姑从宽”

这是1890年发生在上海的一桩普通寡妇改嫁风波案,但它透露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清律并没有禁止寡妇改嫁,但却鼓励守节,并对违背寡妇意愿诱逼其改嫁的行为有杖责的惩处。王东咸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诬告许关麟诱逼寡妇改嫁,借此进行敲诈。

虽然敲诈行为非常恶劣,但官府最后却对王东咸从宽,未作任何处分。这或许和他表面上反对诱逼寡妇改嫁有关,这个立场的政治正确性毋庸置疑。

妻妾死了,男人可以再娶;丈夫死了,礼法则要求妻妾守寡,如果殉夫则可能更好。再嫁的妇女,不仅自身失节,还会玷污娶她的男人。所以女人饿死也不能再嫁失去贞节,这是程朱理学的精华所在。

《程氏遗书》中有程颐针对此问题的权威回答,它的强大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 :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自宋以降,很多寡妇徘徊在饥饿边缘,内心天人交战,一部分人选择守寡,另一部分人为了生存而改嫁,后者则要接受社会舆论的凉薄拷问。

1882年,上海青浦县的善心人士发起成立育婴堂,救助当时广泛存在的被遗弃的女婴。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有“莫大之阴功”,但他们也有担心:堂内多收一女,即乡间少留一女,由县而府而省,算下来一年有成百上千人,这导致“乡间之处子日少,势必乡间之鳏夫日多”。适婚龄女子日少,则寡妇成为男人追逐的对象,而寡妇因为穷困很少有守节不改嫁的,她们“一朝失节,饮恨终身。”

当时存心救世的慈善家们,当时普遍秉持传统道德,认为寡妇改嫁失节,是一件饮恨终身的事情。但在事实层面,他们也道出了一个真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洗脑效果并不彻底,穷困常常逼使寡妇改嫁

毕竟,活下去近乎人的一种本能。

寡妇虽可改嫁,但其通常并无独立自主之权,迎娶她的男人一般都要给她公婆钱财进行赎买。如果寡妇背着公婆私自改嫁,很可能遭遇官司。

1910年8月,距离清朝被倾覆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上海白玉楼茶肆卖瓜子的老妇人张杨氏,来到南市工程局,指控她的儿媳褚氏偷偷改嫁。褚氏在丈夫亡故后,与弟弟褚敎才回了宁波,然后褚教才将其转嫁于新裕轮船的伙计陆德晓为妻。

工程局是当时的市政机构,老妇人张杨氏请求该局追究褚氏姐妹的责任。工程局于是提讯褚教才,发现其供词游移,于是判其交保,要求他找到姐姐褚氏。如果确属私自改嫁,会要求褚氏的新任丈夫陆德晓拿出六十元银元给老妇人张杨氏。媒体在报道此案时,将这六十元钱称作“养老费”。

2.

贞节观念造成很复杂的社会景观。一方面,很多寡妇含辛茹苦守寡,甚至殉节,她们受到全社会的褒扬;另一方面,又有相当多的妇女在丈夫死去后寻求改嫁,这中间有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成为很多利益相关者眼中的商机

在浙江台州,素有溺女婴习俗。除此之外,当地亦有很强的寡妇改嫁传统。1891年11月26日,《申报》刊发题为《保嫠篇》的文章称,台州“少寡之妇往往不能保全,凡有青年丧其夫者,宗族戚友必多方劝其再醮,盖俗例有第一嫁财礼当归母家,第二嫁财礼当归婆家,且再醮之财礼名曰归婆家,戚族中皆得染指焉,故劝之甚力,劝之不听则骗之、吓之,甚而至于挫辱之强逼之,无所不至。倘其百计不从伎俩已尽,则不使之为节妇,而必使之为烈妇。”

这里说得很清楚,劝寡妇改嫁并非对女性自由权的看重,而只是因为财礼——因寡妇改嫁,财礼全部归女性婆家,这构成一笔收入。如果寡妇不肯改嫁,则再以“贞节”为武器,逼迫其殉节做烈妇。

该文描述到,如果台州寡妇不肯改嫁,则各方鼓励其做烈妇,获得同意后,其婆家会弹冠相庆,对外遍告诸亲友“吾家有节妇,戚族之光也”,大张贺筵。届期衣冠毕集,宽广之地搭台,台下布满木柴,诸女眷盛妆咸集,请该寡妇出来,为之理妆,盛服登台,坐在台中央的竹椅上。诸女眷皆下台瞻仰,脸上是不胜钦敬的表情。接下来,鼓吹大作,宗族戚友无论男女都争相罗拜,拜毕则举火焚烧台下的木柴,“该寡妇遂宛转叫号以葬于火中”。

寡妇“殉节”之后,她的男女戚族则“开筵畅饮,共相笑乐以为庆贺”。

但也有例外。有的寡妇在台上受拜之后,见火将逼身,内心恐惧,就开始号哭乞命,表示愿意改嫁。这时诸亲友皆一哄而散,以为奇耻大辱,鄙不与齿,由其家人灭火后将她拖下台,即令改嫁。但也有坐视不救的家人,任其被烧死,在这种情况下,曾在台上乞命的寡妇,虽被烧死但也不能请求皇帝的旌表了。所以,“妇果不愿再嫁,惟有一死而已。当共登台之时,多有慷慨激烈者。”

与火烧节妇相对应的是,台州的地痞坊保“逼孀抢醮之事层见迭出,更不足异”

看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对此陋习如此深恶痛绝,现代读者可能会认为他反对贞节观念。其实并不是。

作者在文章中强调,国家法律并未给寡妇改嫁定罪,由此可知“圣王顺人情以出治道,原不为过情之举。妇而丧夫,果其不能自守,则不妨改嫁,例所不禁而其能矢志不嫁,怀松竹之心,凛冰霜之操者,则朝廷又有旌表之典,俾见之者羡而慕之,知守节者之蒙旌则必知再嫁者之可愧,以是励风俗敦人心,夫固圣王之妙用也,今台州之俗则反其道而行之,夫死必嫁,不嫁必死,人见死之可畏,则必情愿再醮以缓其死,是不啻以死相威吓而逼人之改节也。”

说到底,圣人们让寡妇守节是不会错的,改嫁虽可,但终究是可愧的丑行。台州的问题在于,并非真心让寡妇守节,而是以火焚逼她们改嫁失节。这与圣人之道完全违背了。

在台州一个叫“鹿洞后人”的理学家,针对当地弊俗,设立了“保嫠会”“淸节堂”,广筹巨欵,定立章程。他请地方官下令禁止火焚殉节习俗,并严格追究抢逼寡妇改嫁的罪责。“保嫠会”听任寡妇自主改嫁,对不愿改嫁者则送入淸节堂。清节堂接受捐赠,寡妇们亦需从事纺纱、织布及刺绣等工作,售钱以供零用。妇女们可带自己的孩子同住,但男孩十岁之后则不得再留堂中,女孩则以十六岁为限,即便没有嫁人也得迁出。

清节堂有严密的规矩,堂门钥匙由专人掌管,出入有禁。

在鹿洞后人这些道德达人看来,“清节堂”功德无量,不仅“寡妇之命可以保,即寡妇之节亦可以全”。说到底,如果寡妇不会饿死,还有什么理由不保全自己从一而终的贞操呢?

3.

看见众多寡妇宁肯失节,也不肯饿死;或者在饿不死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失节,作为宋儒拥趸的道德家们心中难免忿懑不平。

晚清上海租界内的花鼓戏演出,被认为是导致寡妇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

1900年11月8日,上海《申报》刊发了一篇《禁花鼓淫戏议》的文章,内称上海法租界因比英租界衰颓,所以作为商业上吸引顾客的手段,茶肆中普遍表演花鼓戏。这种戏的听众,多为“食力负贩之徒、游手好闲之辈与夫一切小家碧玉”,他(她)们一经引诱,就心志混乱,检点尽失,小者废时失业,大而败节丧身。

该文呼吁道,花鼓戏“害风化者无穷”,怎么可以不查禁呢?听老人家讲,某乡妇女平素特别醇朴,以礼义自闲,却因某年秋为庆祝丰收而演花鼓戏,导致当年“寡妇之再醮、闺女之私奔者,不下十余人”,可见花鼓戏“淫声最足坏人心术”。

租界的花鼓戏,自然不会因道德家们的控诉而消匿。而在清帝国的版图内,皇上仍在朱批中对守节甚至殉节的妇女进行旌表。

1885年秋,户部郎中夏云章病危,妻子殷氏多次为其割股疗疾,但他还是去世了。殷氏和夏云章的小妾董氏决心一起服毒殉节,但被家人救下。此后不久,殷氏因例假停止误以为怀孕,遂取消自杀念头,后知是因病所致,于是殉节冲动再起。殷氏与董氏一起卧床绝食,后被家人劝解。1888年,夏云章病亡三周年家祭之时,殷氏与董氏留下遗书,表示“誓同死殉”,服药身亡。

地方官层层上奏,要求旌表。光绪皇帝在1889年朱批道:着照所请礼部知道。

寡妇贞节,是清朝皇帝一直在操心的大事。据《清宣宗实录》记载,自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共旌表守节合制58981人,夫亡殉节1123 人,未婚守志969人。同治皇帝更为殷勤,同治元年至十二年,旌表的节妇有190040人,年均15837人

在强调女性守节的意识形态下,娶寡妇为妻的男性也会承担舆论压力,从而成为受害者。在浙江永嘉县九都横渎,一位四十岁的寡妇“坐家招夫”,以缝纫为生的李某入赘。她以贩鱼为业的大儿子认为母亲再嫁很丢脸,加上邻居也对此冷嘲热讽,他“不觉忿火中烧”,于1890年初的一天早上,趁后爹李某熟睡之际,将其被子掀开拿走,对其进行羞辱。李某“裸卧在床,愧愤交集,踉跄奔出,投河自尽。”

“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程颐的这句话,像一句魔咒,终令李某付出了生命代价。

即便到了民国,贞节的观念仍在强悍占据民众的大脑,寡妇改嫁困难重重。1912年6月,《申报》以《廉耻道丧》为题,报道了发生在湖北的一则寡妇改嫁风波,称该地“女权日昌,淫奔之风亦日炽”

湖北省汉阳门外筷子街五十二号王姓人家,世家中落,男主人的儿媳24岁,已守寡七年,此女在守寡期间,向来克尽婚职,甚得四邻揄扬。她的公婆见其衾影独抱,同意其去实业女学学习。没想到在这个学校,她与缝衣工头目胡某“私自姘识”,胡某因制军装而稍有积蓄,他请来媒人前去王家说合。王家男主人大怒,训斥儿媳并劝她改行。儿媳对此并不认同,就卷了衣饰准备搬走,公婆等人拦住殴打她,她就沿途大喊:寡妇改嫁,专制时代都不违法,现在国体尊重人权,谁敢阻我女子自由权?一时围观者不知其数,她“毫无愧色,较从前殆若两人”。王姓人家觉得这是个大丑闻,只好闭门听任胡某迎娶了守寡的儿媳。

“廉耻道丧”,《申报》在民初的喟叹,显示出一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底色。在一众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存天理,灭人欲”仍是最根本的道德。

文学城《文革网上博物馆》即将上线,征文活动启动,进入论坛,讲述你身边的文革岁月往事>>

加跟帖:

  • 笔名:      密码: 保持登录状态一个月,直到我退出登录。
  • 标题:
  • 内容(可选项): [所见即所得|预览模式] [HTML源代码] [如何上传图片] [怎样发视频] [如何贴音乐]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