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萧何的律法世界(四-六)

来源: 2019-08-25 01:48:09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4747 bytes)

青年萧何的律法世界(四)

刘邦年轻时代是游侠。王陵是沛县的“县豪”,刘邦曾经慕名进城,拜过这个大哥;魏国的张耳是享有国际声望的大侠,刘邦曾经跑到魏国城市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追随张耳好几个月。
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但奇怪的是,刘邦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改弦更张,当上了泗水亭长,也就是找了一份体制内颇有点体面的工作。
刘邦的这个转变,很可能和秦的统一有关。“侠以武犯禁”,是始皇帝推崇的学者韩非的名言;流动人口,自商君变法以来,就是秦国严厉打击的对象。张耳这样的大侠,早早上了黑名单,只能隐姓埋名流亡,做了“里监门”,也就是社区的保安,被猥琐小吏侮辱,也只能忍气吞声。
刘邦这样的低阶游侠,不在朝廷的关注范围内,但也不能再跨国游荡,只好回到家乡纳入编户齐民体系,不允许任性的拜码头串联。也就是说,天下分裂,刘邦在国际间流窜也没人视为奇怪;帝国一统,他却反而大受拘束,连从丰邑去趟县城都困难。诚朴的农民可能太大介意活动空间的紧缩,但刘邦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压抑。
史书上记录了刘太公对刘邦的抱怨,认为这个小儿子远不如他哥刘仲能置办家业。直到刘邦成为大汉皇帝之后,他对父亲的批评还不能释怀。考虑到刘太公自己也是个喜欢和不良少年厮混的人物,刘邦当游侠混得有点头脸的时候,老爷子大概没什么不满,多半是秦统一之后,刘邦欲当流氓而不可得失业在家,刘太公才有了诸如此类的怨言。
可能也正是这个时候,萧何向刘邦伸出了援助之手:当不了流氓,就来当片儿警吧。
萧何和刘邦都是丰邑人,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老乡,但两个人的性情和作风完全不同,日常往来并不亲密,不过以萧何的洞察力,很容易发现刘邦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对社会下层不安分的少年,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很容易让他们蠢血沸腾。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早早笼络住一个潜在的黑社会大佬,总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至于后来实际回报还远远超过预期,那就归根结底是历史进程,非任何人所能预见了。
刘邦还是游侠期间,萧何就多次帮他隐瞒罪行。刘邦成为亭长,则意味着两个人之间有了进一步的合作空间。
和“十里为乡”的“里”指居民点不同,所谓“十里为亭”,这个“里”是今天说的一里路、两里路的里。亭是治安单位。即在交通要道上,十里设一亭,既负责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又可以维持治安。黑道出身的刘邦担任亭长当然再合适不过,很容易做到必须侦破的案件迅速侦破,一般的违法行为,则被掩盖得不留痕迹。
而萧何此时已经是沛县的“主吏掾”,负责全县重要人事岗位的安排,经常需要和刘邦工作对接。萧何多次表现出对刘邦特别的重视。如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刘邦到咸阳出差,按惯例同事都要赞助一些路费。别人都赠送了三百钱,只有萧何送了五百钱。刘邦后来的回报是,一个钱十户人家,封萧何为侯时,额外多封了二千户。
沛县主吏掾萧何和泗水亭长刘邦这个组合,和后世影响巨大的小说《水浒传》里,郓城县押司宋江和托塔天王晁盖的关系非常类似。当然,萧何远比宋江有才能却没有那么大野心,刘邦的眼光智慧胸襟气魄,更非晁盖可比,所以后来两个组合的关系、命运,也大不相同。但一个人坐镇县廷,操控着区域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一个人扎根基层,以秩序维护者的法定身份,经营着黑道势力,然后互通有无彼此配合,甚至不惜担上“血海也似的干系”。这却是中国古代史上异常稳定的基层权力运作方式。
当然,这类组合运作得越成功,就越意味着沛县令只是一个摆设。有一个人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县令不甘心被彻底架空的努力,但结果,这却让他失败得更加彻底。
这个人就是吕后的父亲吕公。

 

青年萧何的律法世界(五)

《史记》里如此讲述刘邦成为吕公的女婿的故事:
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吕公与沛县县令相友好,为了躲避仇人,做了县令的“客”。
这个“客”,自然也就是孟尝君“养客三千”的客。意思是吕公从县令那么获得某种收益,而回报则是为县令出谋划策,解决困境。
于是,他就追随县令来到了沛县。沛县的“豪桀吏”,即强势的宗族和县廷的官吏,听说县令有这么一位“重客”,都去送礼祝贺。
身为沛县主吏掾的萧何,自然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他命令说:“礼物不满一千钱的,不能进堂就坐。”这时刘邦到了,他一向瞧不上自己这些同僚,就在拜帖上写了“礼钱一万”,但实际上一个铜钱也没带。
吕公看到这个拜帖大惊迎接,见到刘邦的相貌,越发敬重,亲自引刘邦入座。萧何说:“刘季一向爱说大话,办事却不靠谱。”刘邦在大堂上的表现极为放肆,却越发引起吕公的赞赏。所以酒宴结束,吕公就留下刘邦,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
这个故事当然有人视为离奇,于是又有人出来解释,离奇中包含着合理,于是阐发出越来越多的人情世故。
由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吕氏家族已经作为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被彻底铲除,太史公对吕家的记录,向来被认为疑点重重。但还是有些毫无造假必要的信息可以信任:比如吕公是县令的“客”。
对照《项羽本纪》,又会发现吕家和沛县令的关系,与项梁与会稽郡守殷通的关系,倒是颇有些相似。
作为楚国的贵族,项氏的封地是项(在今河南沈丘),司马迁又称项羽为下相人(今江苏宿迁),但项梁叔侄后来起兵反秦,是在会稽郡的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
项梁之所以会去吴县,理由和吕公到沛县相同,是逃避仇家。然后项梁显然很得会稽郡守的赏识。“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尤其是能够担当主持大规模徭役的重任,恐怕不仅是因为项梁的才能超过本地的人才,而是郡守更愿意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无论如何,郡守对项梁的信任无可怀疑,所以后来决定谋反这样的大事,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项梁来商议。
所以项梁的身份,大约也正是郡守的“客”。
前文已经提及,本地势力不可信任是地方官的基本判断。而后世官员的应对之道,是上任的同时,就要组建一个由外地人组成的行政班子。
明清时代,州县官会聘请若干幕僚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参谋,至少会有一个负责税收(钱谷),一个负责司法(刑名),他尊称这些幕僚为老师,民间把在衙门工作的各色人等都称为“爷”,这些老师也就是所谓“师爷”。不但如此,重要的具体事务,如看守大门,负责文书签转,看管仓库和打理厨房……也都不能信任由本地人充任的书吏,所以州县官还会雇佣大量长随,打理这些工作。
师爷和长随都没有公务员身份,他们的收入由地方官自掏腰包支付,只有他们,才和地方官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秦代的郡县官员面对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理想中最好的应对策略,当然是任用更多的秦人,但秦人数量远远不够,那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尽量使用外地人。沛县令用单父人吕公,会稽郡守用下相人项梁,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
如此,沛县豪桀吏欢迎吕公的那次宴会,涵义就好像变得复杂起来。本土势力与外来力量高坐一堂谈笑风生,言辞中却只怕闪烁着许多刀光剑影。刘邦以二愣子的形象出现,与其说瞧不起同事,不如说是对吕公明显的示威。萧何贬斥刘邦,则确保做到了有礼有力有节,分寸拿捏,极是精妙。
而秦代与明清的差异也立刻显示出来。幕友和长随本身都不拥有什么资源,背叛地方官勾结本地势力得不偿失。吕公却是豪家,项梁更是贵族,对沛县令或会稽守并没有那么强的依附性;单父和沛是邻县,下相和吴都是楚地(那时大内斗省的观念还没树立起来),更容易建立彼此认同,尤其是面对人憎鬼嫌的“秦人”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选择了抛弃地方官而与本地势力相结合。项梁赢得了江东父老的信任,在郡守满心期待的和他谋划造反事宜时,喊来项羽一剑砍掉了郡守的脑袋;而吕公那个本来据说可以成为县令夫人的女儿,则嫁给了泗水亭长刘邦。

 

青年萧何的律法世界(六)

萧何有一个特别值得夸耀的成就:就是朝廷到泗水郡来视察工作的御史,对他特别欣赏,以至于想把他调到中央去工作。
萧何很感动,然后拒绝了他。——众所周知,拒绝是比接受,更加荣耀的选择。
萧何为什么会拒绝这样的好运呢?当然不会是淡泊名利。往浅了说,萧何知道秦朝只是秦人的秦朝,自己一个东方人到咸阳去,也不会有多少发展前景,反而失去了地方上的丰富资源;往深了说,萧何也可能有这样的远见:他知道秦朝不会长久了。
毕竟,在县廷工作能接触到许多机密的人,比任何人更容易体会到这个政权的病魔产生罪孽深重。
秦朝的制度,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没有问题;秦始皇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千古一帝,这个也没有问题。
这些年读到不少文章,喜欢论证秦始皇道德高尚心地纯良所有的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虽然这种热衷洗白作风十分儒家,始皇帝大概不屑一顾;引用几根秦简上的动人说辞,就相信史书上记录的暴政都不存在,我也不知道和捡几张六七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就否认连历史教科书上也承认的问题有什么区别,但谁要坚持认为秦始皇是个好人,也一样不必反对。
帝王的动机好坏,本来就无关紧要,反正这都不影响大秦统治下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的事实。
这里先要辨析一个数字问题。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里面罗列了秦始皇时代有哪些大工程,分别征发了多少民夫。范先生把这些人数一加,再除以他估算的人口数,得出结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
今天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人在引用这个数字。但实际上,15%是这个比例,既高估了,也低估了。
葛剑雄先生的《人口史》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分析:
范文澜先生算出来的征发民夫数,高了,因为很多工程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他估算的总人口数则低了。这么算下来:始皇帝的征发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2.5%而已。
但是,这只是直接征发的人口数量。农业社会和现代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动员成本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支撑这2.5%的人口的流动和服役,以当时的后勤能力,秦朝至少需要征发全国50%的人口。
后来的研究,大概是在葛剑雄先生这个判断的基础进一步细化。总之毫无疑问的是,超过50%的秦朝人被卷入了无休止的折腾之中。
伟大的始皇帝主观上可能确实没想过把社会伤害得如此之深。他所继承的所谓“六世之余烈”“四世有胜”之类,都只是一个诸侯国的经验。征发人数变多,征发路程边远,这个成本增加是几何级,始皇帝按代数级算了(毕竟二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还经常犯这个错误)。皇帝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发展规划,大秦的官僚系统虽然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但面对一个“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帝王,没有谁活腻味了敢去劝谏送死。
于是全社会民众的生活,就只能被推入万丈深渊。这口大锅,真不是秦二世、赵高等几个小人背得起的。.
《史记》记录得很清楚,刘邦成为盗匪,就发生在秦始皇末期而不是秦二世时代。刘邦解送一批民夫去修骊山陵墓,中途许多民夫逃走,刘邦就干脆选择做了逃亡者的领袖,上了芒砀山。
这部分叙述里有些渲染刘邦是天命所归的神异内容,可以不必理会。但肯定的是,刘邦的家人并没有收到牵累。胆敢对刘邦的妻子吕雉不敬的官吏,立刻就被刘邦的小弟击伤,之后吕雉仍然有活动自由,甚至到芒砀山与刘邦团聚过。可能是山野中夫妻相会反而异常兴奋,未来的汉惠帝刘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怀上的。
也就是说,刘邦上山成为盗匪,沛县令根本没有追究。想想也是,他怎么追究呢?刘邦的老丈人是自己的“客”,萧何、曹参为代表的全县官吏,都和刘邦关系密切。他根本凑不起抓捕刘邦的足够人力。而且萧何一定会提醒他,即使抓住了又怎么样呢?审问追究下来, 沛县令注定会把自己卷进去。想到秦法中的各种严苛刑罚,沛县令不能不不寒而栗。
于是繁如秋荼密如凝脂的秦法,只能沦为高高在上的摆设,认真落实执行只会害人害己。这个道理也许今天的学者有人不明白,但当时的官吏,一定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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