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

来源: 2019-08-20 06:49:59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5085 bytes)
“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

 

??一

汉民族是在秦汉时期定型的,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华大地上的主体民族。

但在先秦,汉民族没有统一黄河流域的时候,历史也曾经有过其他选择项。后来,历史做出了选择。

 

汉民族的前身,是服膺于华夏礼义的部落集合体,统称“华夏”。当时黄河流域内许多不同的部族部落错居杂居,有华夏,也有其他诸族。华夏与诸族之间的隔阂,称为“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华夷之辨,按照《礼记.王制》里的归纳,主要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也就是衣食住行用,差异都很大。比如,东边的“东夷”,披发纹身,不生火,吃生食;南边的“南蛮”,脸上纹花,赤着脚不懂礼仪,也不生火,吃生食;西边的“西戎”,也是披散头发,穿着兽皮制作的衣服,不以五谷为食;北方的“北狄”,穿着飞禽羽毛做的衣服,居住在洞穴里,也不以五谷为食。

但这只是表相,真正的差异,在于生产方式。

不生火、吃生食,说明他们主要是以捕猎、采摘为生的,华夏则很早就开始了农耕生活。农作物的生长,需要肥沃的土壤、需要便利的灌溉、需要看护、施肥,而且需要至少数月生长期才能成熟,这些因素决定了华夏只能过定居的生活。

从事农耕,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并且内部需要统筹、需要分工,这使得智慧过人、具有管理能力的人物容易获得领袖地位。富余的农作物可以储存,这会加剧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财产差异,使一部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钻研管理、技术、医学、艺术等等,产生了社会专业分工。

这些钻研出来的成果,会反作用到社会中去,日积月累,华夏社会物产丰裕,城池高固,器械精良,艺术精巧华美,整体文明程度远超那些茹毛饮血的邻居。

 

《礼记》成书于西汉,但它反映的,是战国时期思想家的政治理想。战国时期,华夏确实已居于中心,因此以“中国”自居,说“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意思是中国与四方的夷狄,各有习性,不可推移。

战国距离商朝,距离西周时期,有数百上千年,这个时间跨度,相当于隋唐到今天。《礼记》所谓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内夏外夷的布局,其实是千百年来相互征伐、吞并、融合的结果,在一开始,华夷犬牙交错,华夏之中有夷狄,夷狄之中有华夏。

夏、商都立国于今天的河南。夏的疆域一开始大概只有今天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后来扩张到河北、山东。夏代东方就已经有了“九夷”,夷夏毗邻相居,双方持续地爆发战争,夏代新扩张的疆域,就是从“九夷”手中争夺过来的,神话传说中的后羿、寒浞等人物,据说就是“九夷”中的部落首领。

商,原本是东夷的一支,占据了夏的故土,同时也成为夏文明的继承者。商代时,陕西高原有戎、狄、羌、氐,山西高原有鬼方,黄河中下游有东夷,淮河流域有淮夷,南方汉水流域有荆蛮。商人喜欢用羌人作为人牲祭天,商与羌、氐、鬼方、东夷长年累月的战争,是其国力削弱的重要原因。

周发源于陕西高原的渭水流域,原本就与戎、羌有很深的渊源。比如著名的姜子牙,这个姜,其实就是羌,直到春秋时期,陕西还存在“姜氏戎”。姬姓与姜姓,很早就存在紧密的同盟关系,在周代的政治宣传中,姬姓是黄帝的姓,姜姓是炎帝的姓,而黄帝、炎帝都是少典之子,所以妪、姜两族是兄弟之邦。西周成立后,除了广泛地建立起姬姓诸侯国,也建立了许多姜姓的诸侯国,齐国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西周初成立时,境内散布着戎、狄、夷、蛮,甚至在王朝腹心之地的陕西洛河流域,都有白狄生活过。西周广泛地建立诸侯国,扩散了华夏文明的辐射范围,《国语》中如此形容这种华夷犬牙交错的状态:“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日后成为春秋强国的秦国、晋国、齐国,在成立之初,都是曾被戎狄蛮夷重重包围、活在灭亡恐惧中的小国,他们的大国地位,是数十上百年征战打出来的,他们的百姓,有许多就是归化的戎狄蛮夷。至于另一个强国楚国,本身就是南蛮,主动演化为华夏的——华夏文明从一开始,就展示出惊人的生命力,而且一经渲染,再难褪色。

到了秦汉,疆域从黄河流域扩张至珠江流域,华夏文明也随之扩散到王朝的整个版图。汉民族这个称谓,来自于汉水,来自于刘邦最早被封的汉中王,汉水流域原是楚国的疆域,楚国在战国以前,是被诸华夏鄙视的南蛮,建立汉王朝的刘邦,也是楚人。

因此,汉民族与华夏,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以华夏文明为主干,兼容并包了诸蛮夷文化尤其是楚文化之后的文明认同集合体。那些曾经的赤狄、白狄、山戎、犬戎、羌戎、东夷、淮夷后人,以及西南的蜀国人、西北的义渠国人,到了秦汉,都已经自认为是汉人;以往夷狄的姓氏,如鲜于、令狐、隗姓、狐姓、姜姓等等,也都变成了汉人的姓。

 

秦汉四百年,汉人政权牢固地统治着中国。四百年,足够一个家族传承十六代,国家记忆与家族记忆重合在一起,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

尤其是汉武帝以后,政府采纳董仲舒的学说,废黜百家,独尊杂揉了阴阳五行的儒学,宣扬“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权神授,再匹配秦汉以来日益完善的官僚体制,支撑起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这个基础设定深入人心。

此后,不管两汉魏晋如何政权更替,世人共识一直是: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至于那些蛮夷,都在荒外边远地区,遥遥地领受王化,是谓“荒服”。

华夷之间,泾谓分明,错落有致。

但其实,到魏晋时期,匈奴、羌人、氐人、巴氐大规模内迁,散居关中、并州,内夏外夷的布局早已经被打破。但是思维是有惯性的,且惯性十分强大,在大乱将至的前夕,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接下来的乱世,不止是亡国,更是要亡天下。

因此刘渊一称帝,摧毁了当时许多汉族士人的世界观。即使西晋灭亡,匈奴牢牢占据北方,他们依然拒绝承认这个政权的真实性,说,“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

 

不止汉人,匈奴自己也是心情复杂。

皇帝,本不是匈奴君主的名号,刘渊称帝,即否认自己是冒顿单于的后裔,而是两汉刘氏的传人。刘渊后来甚至修改了谱系,《金石录》中记载了刘渊弟弟刘雄的墓上碑文,其中如此介绍刘雄的祖先,“高皇帝之胄,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遁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此前所谓的“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刘渊直接就将祖先改成了汉宣帝,*****装得十分彻底。

但是这种荒诞别扭的继承关系,只是刘渊的一厢情愿,不仅汉人嗤之以鼻,匈奴也无法认同,至于那些前来归附的羯人、乌桓、羌人、氐人,更是感到莫名其妙。当初石勒劝说同族张?督入伙,说的是“刘渊单于要推翻晋室,你们不跟从,可否能独善其身?”他们追随的是匈奴单于刘渊,可不是汉人皇帝刘渊。

刘渊少年时,作为质子,应该参加过晋武帝设在洛阳南郊的受禅大典,于是他依样模仿,在都城南郊筑坛祭告天地,宣告新朝成立。刘渊又模仿两汉故事,立社稷、设宗庙,仿照两汉的官制,在新朝设立全是汉朝的官衔,然后绝大多数由匈奴来担任。

汉人与匈奴之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怨,刘渊假装看不见,假装自己在建立一个真正的汉人王朝。似乎冒着一个“刘”的姓氏,天下汉人就会望风归附。这种心理,都不知道应该讥笑为沐猴而冠,还是掩耳盗铃。

与此同时,那些手中已经握起屠刀的底层匈奴们、羯人们,并不认同匈奴贵族对于华夏礼仪的倾慕,他们心中充满仇恨,“晋人无道,奴隶御我”,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报复,要掠夺,要展示自己翻身做主人的新地位。

于是,没有节制的掠夺,没有必要的屠杀,不可遏止地频繁发生了。仅在永嘉三年的一次屠杀中,就有汉人百姓三万余人被沉进了黄河。在东晋人王隐所写的《晋书》中,这些暴行都被记在刘渊的帐上,说“刘渊残虐,所在城邑无不倾败,流离死散,殆无孑遗。”

对于族人表现出来的人性之恶,刘渊几乎无能为力,最多只是大声痛骂几声。

 

三 

刘渊晚年,在平阳城西建立单于台,单于台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 用部落军事制的方式来管理六夷。所谓“六夷”,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巴蛮。单于台听命于大单于。

皇帝与大单于并存,这是十六国历史中胡汉分治的开始。

“胡汉分治,说明了胡汉融合之不易。”[1]刘渊已经明白,重建一个大汉盛世的梦想已经不可能实现。昔日的奴隶如今已变成更加凶狠的主人,他的族人并不打算与汉人共享和平。

 

其实且不论胡汉之间,即使是在匈奴内部,因为汉化程度的不同,分歧也大到足以撕裂族群。

那些率领族人较早迁居中原的匈奴贵族,自东汉以来,一直受到汉人政府的优待,是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受到种种限制,但在经济上享有各项特权,不用承担徭役、不用缴纳赋税,很快,他们与汉人贵族一样,拥有广袤的庄园,拥有数以千计的奴仆。他们最早开始汉化,也汉化得最彻底,他们很早就抛弃了匈奴的姓名、服饰、发型、语言,取汉人的姓名,穿汉人的衣服,读汉人的典籍,学习汉人的语言、文字,用汉字写诗、写文章,按照汉人的礼仪拘束自己,积极向汉人的主流社会靠拢——他们唯恐自己不够汉人,因此表现得比绝大多数汉人还要汉人。

追随他们一同迁居中原的普通匈奴、胡人,东汉政府按照管理汉人编户的方式,将他们入籍管理。由于部落被打散,他们无法像在草原上那样抱团求存,原先精通的骑马射箭在农耕社会里毫无用武之处,耕种技术又不娴熟,谋生困难。好在东汉政府优待匈奴,他们也可以免除赋税,但到了魏武帝软禁南匈奴单于,解散南匈奴政权,要求内附匈奴、胡人都要服役缴税,好日子到头了,他们很快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即使起初被分配到一些土地,也很快散失,沦为无产者。许多匈奴、胡人主动依附于大地主,据《晋书》记载,当时太原许多达官贵人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少至百数,多至数千。

还有许多匈奴、胡人则直接沦落为奴隶。匈奴、胡人体格健壮,能吃苦,鲜卑妇女肤白,身体高挑,因此在奴隶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普通奴隶的价值在绢六十匹左右,而健壮的胡人价值则在绢一百匹左右。《三国志》记载了一件事,可知当时购买匈奴为奴已经普遍到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地步了:曹魏正始年间,陈泰出任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洛阳的贵人们给他寄去大量钱物,托他购买匈奴做奴婢。

试想,当那些沦落为奴隶的匈奴、胡人在烈日下劳作,遥看自己昔日的酋长打扮成汉人模样,与汉人地主饮酒高会、吟诗唱和,他们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这些人,还算不算我的同族?”

这些匈奴还不是最悲惨的,毕竟他们来得早,汉化程度相对要深,与汉人语言交流没有问题。而且他们虽然散居,不再像在草原上那样以部落建制,但在并州当地,匈奴整体势力庞大,管理匈奴的官员也大多由匈奴贵族充任,这多少能减轻一些生存压力。

处境更为悲惨的,是那些在魏晋小冰河期陆续向南迁徙的匈奴以及杂胡们。

这些匈奴(未必全是匈奴,杂合着许多不同的胡人,在匈奴统治草原时,他们都称为匈奴或者匈奴别部)在匈奴帝国崩溃之后,依然居住草原,人数约有五十万。后来鲜卑占领草原,他们与鲜卑杂居,久而久之,便以鲜卑自居。曹魏时期,拓跋力微在草原上建立起短暂的部落联盟,这个联盟只维持了三十年,拓跋力微一死,草原上又陷入混乱的战争状态。从曹魏时期开始,陆陆续续有匈奴举族南下,搬迁到塞内。尤其是从晋武帝泰始年间到太康八年,二十年间,前后有八批匈奴南下,人数总计超过三十万。

按《晋书》统计,这批胡人“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有一种说法认为,其中的“力羯种”就是羯人。

这些胡人几乎完全没有汉化,他们主要被安置在并州与凉州,分布于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安定、北地、金城诸郡,因为首批胡人被安置在河西宜阳城,晋人习惯性地统称他们为“宜阳杂胡”。

由于南方有战事,魏晋政府的战略重心始终在关陇、长江一线,北方边境守备松驰,许多北方战略重地,比如西河、雁门、上郡、北地等郡,魏晋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实际已经无法有效管理,没有能力对这些新归附的杂胡进行妥善安置,基本态度是“想来就来,自谋出路”。这些杂胡衣着怪异、语言不通,没有土地,唯一资源就是强健的体格,唯一正当出路就是依附于汉人、匈奴大地主,去做雇工、佃农,运气不好的就直接沦落为奴隶。

沦落为奴隶的杂胡不在少数,甚至上层阶层也不能幸免,大奴隶主石崇写过一篇《奴券》,讲述他有意买入一名“身长九尺余,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的胡人王子为奴隶的事情。石勒出生于杂胡小酋长家庭,早年为谋生计,做过雇农、小贩,最后还被贩卖为奴隶,在他造反之前,始终挣扎于社会底层,没有出路。

这些杂胡往往还像在草原上一样,以部落为单位聚集居住。一些势力较大的杂胡,干脆凭险而居,占据一方。例如“胡部大张?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当乱世到来,他们就是具有强悍战斗力的军队,这两支军队最后都被石勒收服。

这些被汉人主流社会摈弃于外的杂胡,在乱世中握起了屠刀,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怨毒。石勒的军队杂胡最多,这支军队对待晋朝的官员百姓是最残暴的。他们还带有草原的记忆,当然更愿意听命于大单于,而不是皇帝。

而且,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无法适应汉人的社会,乱世之中却要求他们服从汉人方式的管理,这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所以,为了匈奴内部稳定,需要有个大单于。

 

现实形势同样也需要一个皇帝。

抛开刘渊等匈奴贵族的个人政治理想,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刘渊治下有一半以上人口是汉人,而且,匈奴汉国的疆域越往南方扩张,汉人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君主与士大夫共天下,刘渊要维护统治,必须得到汉人士族的支持,哪怕不支持,起码也不要唱反调。

西晋政府自作孽、不可活,亡国亡天下,那些生活在沦陷区的汉人士族(豪强与士族往往是一体的),往往在当地都具备一定实力,他们没有选择反抗,即是与洛阳司马氏离心离德,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乐意臣服于异族人。汉人士族内心是有文化优越感的,多数以仕宦于刘渊为耻,例如被刘渊任命为御史大夫的大儒崔游,早年曾经教授刘渊读汉人典籍,他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不想污了晚节,坚决推辞,没多久就病死在家中。这个态度在汉人士族之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刘渊所谓的“兴复汉室”,挽救了汉人士族可怜的自尊。古代的华夷之辩,不是论血统,而是论文化归属,孟子曾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可见夷狄与华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他们可以自我安慰,说,刘渊的“兴复汉室”就是“用夏变夷”。刘渊“虽为夷狄,但忧中国”,这是《公羊传》上都肯定的行为,所以,他们不是附逆,不是沦落为夷狄。

倘若刘渊单单只是匈奴大单于,那就是以夷变夏,性质完全变了。汉人士族被拿掉最后一块掩羞布,该如何自处?如果不想被发左袵,沦落为夷狄,就只有揭竿而起。

刘渊作为一个精神上的汉人,了解这种心理。那块掩羞布,还是很有必要的。

 

既然皇帝与大单于都很有必要存在,“胡汉分治”就变得顺理成章。

刘渊被迫承认,胡汉之间文化差异巨大,彼此水火不容,无法用单一的政治体制进行管理,只能两套体制并行。汉人受皇帝任命的官僚系统(这些官僚并非都是汉人)管辖,胡人则听命于单于台。

胡汉之间,各有分工,“一般说,胡族部落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这就叫胡汉分治。” [2]

十六国政权军队的主力,大多数由本族子弟组成。那些胡人将领,原本就是本部落的首领,领着本族兵马外出征战,士兵与他们是部众与酋长的关系,有较强的依附性,在平时不出征的时候,他们听命于单于台。

胡人政权当然也有汉人军队,但是最精良的武器、最充裕的给养,都只提供给本族士兵,尤其是当时威力最大,也是最昂贵的甲骑具装(连人带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都由本族骑兵组成。汉人军队则是不被信任的配角,一般是轻装步兵,武器次、给养差,数量虽然多,但战斗力弱,主要被派去作炮灰或者搞后勤。

单于台与官僚系统,一武一文,大单于管着军队,官僚系统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行政方面。十六国百年兵荒马乱,行政体系早已崩溃,基层政权把持在各地坞堡主手中,实际上是郡郡作帝、县县称王,中枢政令往往无法下达地方。官僚系统所谓的行政,不过是勒索地方,抓壮丁、抢牛马、收刮粮草,为连绵不息的战争提供后勤服务罢了。

这种权力分配方式,从十六国早期的匈奴汉国(前赵)、后赵,一直延续到十六国晚期的西秦、南凉,贯穿百年(中间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除外)。

直到南凉秃发乌孤时期,还有鲜卑将领如此提议:“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指河西鲜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

到十六国结束时,上百年的频繁战争,各种主动或者被动的迁徙,已将各民族打散,整体呈现杂胡化。各族人混居在一起,一个匈奴,很可能左边住着一家子鲜卑,右边住着一家子羌人,前面住着一家子丁零,后面住着一家汉人,这些异族人都会说汉话,而汉人也会说胡语。

至此,胡汉之间已经没有分歧,胡汉分治也就没有必要。就如硕大的坚冰被打碎,这些民族很快都融解为汉人。

 

刘渊将皇帝之位传给儿子刘和,又任命另一个儿子刘聪为大单于。

匈奴汉国军队的主力,由匈奴、羯人、乌桓、氐人组成,这些人都归大单于刘聪管辖。刘和这个皇帝,因此做得十分不安稳。

刘渊死后,尚未出殡,刘聪就杀进宫去,弑杀了皇帝哥哥刘和。刘聪也是汉化很深的匈奴,也有一个皇帝梦。刘聪接着称皇帝,但是从此“大单于”不再轻易授人,往往由皇帝自己兼任,或者授予储君。

而那些不姓刘的匈奴们,似乎对“皇帝”还是不以为然。刘聪死后,匈奴贵族靳准发动政变,杀死了大多数刘姓匈奴。当时靳准的口吻与汉族士人出奇的一致,他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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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康熙算不算胡人呢? -铁甲连环马- 给 铁甲连环马 发送悄悄话 铁甲连环马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 08/20/2019 postreply 06: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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