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的抗金政治学

来源: 2019-08-03 21:10:33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3670 bytes)

韩侂胄的抗金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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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权相,三种立场,在后世却都因为“和战”的各自立场表现,尽数被视作“奸臣”。

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春天,当铁木真“升级”为成吉思汗,踌躇满志地在斡难河源头建立大蒙古国时,临安城中的韩侂胄也正处于人生巅峰的亢奋之中。

自1195年年初罢黜政敌赵汝愚之后,韩侂胄总揽南宋军政大权已达十二年之久。一个他念念在兹多年的政治梦想即将实现:北伐金国,克服中原。

就在这一年四月,在韩侂胄的推动之下,宋宁宗赵扩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从“忠献”改谥“谬丑”,贬秦的制词中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一时传诵,大快人心。

秦桧夫妇跪像秦桧夫妇跪像

再算上两年前(1204年五月),宋宁宗下诏追封岳飞为“鄂王”,将岳飞作为北伐的“神主牌”,贬秦崇岳,再加上借重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个“北伐文艺权威”的威望(陆游还专门写过“异姓真王功第一”这样的句子推重韩侂胄),韩侂胄可以说已为北伐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鄂王岳飞鄂王岳飞

就在贬抑秦桧的当月,南宋大军已经开始分“东、中、西”三路向金军展开了全线进攻,拉开了“开禧北伐”的帷幕。或许要感谢“不宣而战”达成的突然性,宋军在战争初期打得很顺,连连攻城拔寨,特别是勇将毕再遇仅带了87人就出奇兵一举拿下了泗州城。

泗州大捷的消息传来,韩侂胄感觉恢复中原指日可待,便奏请宋宁宗于出兵次月,也就是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下诏北伐,正式对金宣战。这篇诏书一开头就气势逼人,“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行文中还大有传檄而定的雄心,“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遗黎,久郁而思奋”。

不过,韩侂胄的这次“开禧北伐”,似乎所有的好运和豪情都留在了前两个月。几乎就是在宋宁宗的北伐诏书颁布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战场败报向临安传来。

自命忠君爱国的韩侂胄可能很想问: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试着以后见之明说几点。

第一,动机不纯。首先我们得明确,韩侂胄的北伐并非如《宋史》等“反韩派”那样认为的,单纯是为了巩固个人权位和“立盖世功名”,甚至也不是纯粹的好大喜功或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在南宋的朝局中,针对宋金和战问题,“主战派”一直是主流思潮之一,特别是在秦桧去世后,主战思潮渐有压倒主和思潮的趋势,辛弃疾、陆游和陈亮这样的人算是当时的“舆论领袖”,宋孝宗更是终身以恢复为念,且即使是主和派,反对北伐的理由也不是“放弃恢复”,只是说时机未到罢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韩侂胄的北伐主要是出于“公心”,但是,他的立功心切虽然在政治道德上没有什么太多可指摘之处,立功立言本就算是正常的人生追求,但的确在客观上对北伐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比如,对辛弃疾这些可能“抢功”的人若即若离,一心想独占恢复之功;再比如,在各种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急于求成贸然出兵。

辛弃疾画像辛弃疾画像

第二,准备不足。这一点和“动机不纯”直接相关,某种意义上属于衍生品。平心而论,韩侂胄不是什么没有军政经验的楞头青,不可能一点战前准备不做就仓促北伐,但除了通过“贬秦崇岳”在舆论上做的准备很充分以外,在军事上经济上做的那些准备都有“临时抱佛脚”之嫌。比如,韩侂胄为了筹措南宋奇缺的战马,试图从大理国和吐蕃那里求购战马,还大举练兵,从水军到骑兵到弓箭手方面都有一些动作,但是,韩侂胄或是出于心急,或是对军事规律缺乏敬,这些准备工作在嘉泰三年(1203年)才刚上手,不到三年就已发动北伐,两年多时间就想练出一支强军,这不是天方夜谭么?虞云国先生在《南宋行暮》一书中对韩侂胄式的战争准备批评称,“这些临阵磨枪式的战争准备,不能说一无效果,但在因循苟且、贪污刻剥的政风、吏风、军风下,其成效大可怀疑”。

《南宋行暮》,虞云国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南宋行暮》,虞云国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就连南宋那些激进的主战派,尽管在大的价值观上积极支持韩侂胄的北伐大计,但都对韩侂胄的仓促出兵不以为然。比如辛弃疾,曾对北伐的时间表有“更须二十年”的说法,辛弃疾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尽快北伐,更不如说是希望朝廷卧薪尝胆,尽早做好包括练兵、情报、财政等方面的战争准备,而不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开禧元年,也就是北伐前的一年,辛弃疾还作了那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失败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辛弃疾的话日后还当真应验了。

第三,低估对手。金国乱亡在即,金军不堪一击,即使宋军准备不足,北伐胜利也是唾手可得,这或许也是当时包括韩侂胄在内的主战派的战争逻辑。开禧元年,南宋使节李壁使金归来,放言“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韩侂胄闻之大喜。金国当时外为蒙古所扰,内为饥荒所困,这些情报都没有错,但问题是,如果韩侂胄由此得出“金军不堪一击”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了。

当时金帝国处于金章宗的统治末期,尽管国势不振,但金章宗在位其间好歹也有“明昌之治”,国力的底子还在,人口正处于金帝国的巅峰,不战自乱只是文人的幻想罢了;在军力方面,金军固然不再是那支当年“女真满万不能敌”的强军,但此时还未经过蒙古大军的荼毒,主力尚存,完颜宗室也还有一批名将在,更何况,我们后世所说的金军战斗力下滑更多“对标”的是蒙古铁骑,如果相比宋军,金军只强不弱。在开禧北伐中,金军一度纵横无敌,逼近长江防线,甚至让时人看到几分全盛时期的影子。

女真族男子女真族男子

第四,用人失当。在开禧北伐中,韩侂胄用人失当的恶果几乎从一开始就频频爆雷。最神奇的是,除了我们之前说的毕再遇以外,韩侂胄看中的各路将帅无不是纸上谈兵,遇敌即溃之辈,很多人连基本的战场经验都没有。我无意于用韩侂胄所用之人都是奸人这样的泛道德化话语来解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人都是“鼓吹北伐”之人,和韩侂胄一拍即合,北伐口号喊得越高调,官做得越大,而相应的,他们的实际军事才能反而被韩侂胄忽视了。

有两个用人失误甚至是致命的。第一个人是韩侂胄的头号亲信苏师旦,深得韩侂胄信任的他在战前被赋予了人事大权,而他竟然胆大到公开卖官鬻爵,据说还有视官职大小公开定价一说,让即将出兵的北伐大军掌握在一群买官卖官的人手中。更神的是,唯独把韩侂胄蒙在鼓里,后来和人喝酒时偶然得知后大怒,这才将苏师旦罢官抄家,但为时已晚,开禧北伐此时已是一败涂地。

第二个人是吴曦。吴曦本是威震川蜀的“吴家军”第三代,虽然心怀异志,但由于在临安当官被剥夺了兵权,所以也是“枭雄无用武之地”。旦一心想回川的吴曦贿赂了韩侂胄的亲信,就轻易被放回了四川,并说服韩侂胄任命他为宋军北伐西线的统帅。韩侂胄这个决定酿成了大祸,没几个月,吴曦就在北伐前线“火线投敌”,还得到了金章宗的册封,满足了他独霸四川的野心,要不是吴曦后来被心怀忠义的部将刺杀,南宋面临就不是北伐失败的问题了,反过来被金军两面夹攻,一举灭掉的可能性都有。

而对于像辛弃疾这样真正能打仗的人呢,韩侂胄反而刻意晾起来,或者说,只把他当作北伐的招牌,却不给真正掌军的机会。辛弃疾曾说过,“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 邓广铭先生在《辛弃疾传》一书中认为,韩侂胄对辛弃疾“忽而呼之使来,忽而又麾之使去”,表明“韩侂胄一派人一直还不曾有对当代豪贤分任权责、共立功业的廓然大公之心”。

《辛弃疾传·辛弃疾年谱》,邓广铭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版《辛弃疾传·辛弃疾年谱》,邓广铭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版

嘉泰四年(1204年)年初,辛弃疾在被宋宁宗召见时曾说:“敌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促可以应变之计”。“元老大臣”是谁?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辛弃疾在委婉的劝告皇帝,北伐要多用有沙场经验的老臣老将,不能交给没有经验的那些幸进者胡闹,虞云国先生在《南宋行暮》中认为,辛弃疾在言语之间甚至不无自荐的意思。

开禧三年秋,看见战事一败涂地,韩侂胄终于想到了辛弃疾。但辛弃疾收到诏令时,已经是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表请辞。没多久,辛弃疾病逝,据说临终前还高呼“杀贼”。

第五,内部不稳。韩侂胄号称权倾朝野,在北伐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远没有在朝廷内部统一共识。比如说后来反韩政变的主谋史弥远,一看到战事不利就开始四处串连,甚至与对韩侂胄早有不满的杨皇后搭上线。何忠礼先生在《南宋政治史》一书中甚至认为韩侂胄有点心慈手软,在北伐前放弃了对主和派政敌的打击,这些人不久就恢复高位,而韩侂胄自己又用非其人,导致他在朝中四面受敌。

《南宋政治史》,何忠礼 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南宋政治史》,何忠礼 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最讽刺的是,如果说韩侂胄决定北伐的确有巩固个人权位的意思,反而恰恰是北伐,让他曾经一度稳固的权位开始松动,最后甚至落得个被暗杀的下场。

更重要的是,韩侂胄也没有搞定宋宁宗。在北伐问题上,宋宁宗始终模棱两可,没有定见,虽然没有正面否决韩侂胄的北伐决断,但也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北伐失败后,宋宁宗曾评论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可能才是他真实的想法。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佐证说,宋宁宗“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

宋宁宗宋宁宗

试想,如果宋宁宗有定见,宋廷要么就放弃轻举妄动暂缓北伐,积蓄国力等待时机;要么就是上下一心决定开战,也就不会在战事初期不利之后,逐渐陷入了在和战上游移不定的尴尬状态,后来甚至出现了前线将帅对继续战争虚与委蛇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已经丧失了进行长期战争的政治能力。

第六,实力不足。这可能也是“开禧北伐”失败的最核心原因。《南宋行暮》一书深刻的写道:“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随着‘时移事久,人情习故’,已与南宋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谁也吃不掉谁。从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中经隆兴北伐,直至开禧北伐,不论率先发动战争的是宋还是金,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间地缘政治的综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虞云国先生对宋宁宗和韩侂胄这对北伐君相组合也相当不看好,“开禧北伐时南宋的综合国力显然不及隆兴北伐之际,再加上开禧君相的因素,宋金地缘政治的格局不可能改变,北伐失利是无可避免的”。

开禧北伐开禧北伐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韩侂胄遇刺身亡。这固然是一场有偶然性的宫廷政变,史弥远结盟杨皇后,背着宋宁宗才杀掉了韩侂胄。但是,当时韩侂胄已有“不得不死”之势,在主和派重新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朝中众臣普遍认为开战的“元凶”韩侂胄已经成了宋金合议的绊脚石,代表性说法是,“今日欲安民,非议和不可;欲议和,非去侂胄不可”。而在金人那边,也将“献首祸之臣”当作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

而事实上,韩侂胄被杀之后,首级最终竟真的到了金人手里,金章宗为此还祭告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献首仪式”,礼毕将韩侂胄的首级,悬挂在高高的旗杆上,供看热闹的群众观瞻,之后还被做成“标本”藏入军器库。

与史弥远谋诛韩侂胄,将其首送往金朝的钱象祖与史弥远谋诛韩侂胄,将其首送往金朝的钱象祖

一代权相,生前风光无限,最后却落得个身首异处。

从政治责任的角度出发,韩侂胄力主开战又丧师辱国,“任情妄动”,被罢官也是早晚的事,考虑到他是依靠“绍熙内禅”此种宫廷政变起家,那么甚至被刺杀也可以视作政治阴谋家 “上得山多终遇虎”的归宿。

但是,堂堂大宋重臣,事败之后,死则死矣,被作为谈判“筹码”送到敌国是怎么回事,这羞辱的哪里是韩侂胄,而是大宋朝的国家尊严吧?当时甚至有很多与韩侂胄不的主战派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人就站出来说“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还有太学生作诗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甚至将韩侂胄比作汉景帝时代因主张削藩而蒙冤被杀的晁错。

嘉定元年(1208年)九月,在史弥远的一力主导下,宋金签署了“嘉定和议”,坦白说,虽然史弥远此人的主和政见已经堕落到“乞降”,但和约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屈辱,其实也就是加了岁币十万两而已,金军收了一笔“赎地费”之后也将新占的土地还给了南宋。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史弥远的谈判之功,而是因为在金帝国的北方,正在坐大的蒙古让金人坐卧难安,不想和南宋过多纠缠。

1211年蒙金战争1211年蒙金战争
金宣宗为了与蒙古合谈以解中都之围,1214年将金帝完颜永济的女儿岐国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和亲,而后蒙古退回漠北地区。金宣宗为了与蒙古合谈以解中都之围,1214年将金帝完颜永济的女儿岐国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和亲,而后蒙古退回漠北地区。

也就是从“嘉定和议”之后不久,史弥远成为了下一个不可一世的权相,权势比韩侂胄有过之而不及,在宋宁宗宋理宗两朝擅权长达26年,最后不仅落得了个“善终”,还没有像秦桧韩侂胄那样进入《宋史·奸臣传》。

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为“奸臣”韩侂胄抱不平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严格说来,韩侂胄算不上什么;奸臣,至少无法与秦桧相比,他纵然轻举妄动丧师辱国,但更准确的定位是于大宋朝有大过的“罪臣”,才具不足而自视甚高,是典型的志大才疏之辈,但你非要说他在道德上多么不堪邪恶,或许有些“欲加之奸”了。

《齐东野语》《齐东野语》

时过境迁之后,金国处置韩侂胄身后事的举动颇值得玩味。金国后来追封韩侂胄为“忠缪侯”,认为他“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还将几经侮辱的韩侂胄首级最终安葬在他的先祖——韩琦之墓旁边。《南宋行暮》一书认为,金国后来将此事札报南宋,其中不无讥讽的意思:比起你们本朝来,我们敌国的评价似乎还公正些。

纵观南宋一朝,“和战”始终是政治上最核心的主题,中前期是对金和战,后期是对蒙和战。尽管宋人王应麟的“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的判断绝对化简单化,但也显示了宋人面对当“和战”与“忠奸”反复搅和在一起时的某种困惑。

先是秦桧主和,继而是韩侂胄主战,再是史弥远主和,最后是在和战夹缝中“骑墙”的贾似道,四大权相,三种立场,在后世却都因为“和战”的各自立场表现,尽数被视作“奸臣”。

如果将“和战”两者均视作一种价值中立的政治态度,不再与“忠奸”密切捆绑,或许就会发现,除了秦桧罪无可逭,其他三人皆有可议之处。即使是秦桧之奸,也不是“主和之奸”,而是为了达成“主和”,而去构陷忠良血债累累压制舆论之奸。“主和与“主战”是中立的,但在各自时代情势之下,作为权相重臣如何去推行它,如何去贯彻它,才是人品政品的试金石,当然,你得出的答案很可能仍然是暧昧不清的。

对于开禧北伐的大败局,还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上帝视角,如果韩侂胄北伐晚上几年,不用十年,比如只要五年,北伐几乎就是必胜之局。正是在开禧北伐后的第五年(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了灭金战争,当年便在野狐岭歼灭金军四十余万主力。

若是此时韩侂胄出兵,对金帝国可能顷刻便是灭顶之灾。但历史的悖论是,如果金帝国比真实历史中早亡国20余年(1234年),对南宋真的是好事么?

只有天知道。但这真的不是韩侂胄所能应对的天下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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