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洋水师的覆灭到民国的成立，当时中国政府对海军缺乏投入带来的恶果，不仅是中国长期以来有海无防，海军缺乏防卫海疆的起码装备，而且致使中国的舰艇制造企业得不到建造海军舰艇的机会，技术更是每况愈下，只能沦落为大大小小的修船厂。按照李友白将军的话说，刚刚解放的时候，全国实际是没有造船厂的，就连现在鼎鼎大名江南造船厂、清末的江南制造局，当时也只是一个“江南修船厂”。而这样的称呼，虽然不好听，但却是符合当时的现状。
江南制造局虽然历经洋务运动的发展建立起了中国第一批舰船工业，但脱胎于封建土壤的“大染缸”，在军用舰艇技术上的突破乏善可陈。当时的江南制造局船坞从1867年至1885年18年的时间，竟然只建造了15艘运兵船，而且式样陈旧、战斗力差。因此李鸿章在中法战争后不从国内制造，反而向英德两国采购12艘军舰，就不能简单用崇洋媚外来解释。正常来看，当时的清廷应该在购买外舰以解燃眉之急的同时，加大投入整顿提升江南制造局的舰艇技术。但每年区区240多万两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落后腐朽的清廷财政制度也难以扶持现代舰艇工业的起步。这还不算甲午战争后对中国的重创。
905年江南制造局和船坞分家后，江南厂虽然努力恢复造船业务，但吨位不大。现在很多人把1918-1921年江南厂给美国建造4艘14750吨运输舰的事提了出来，试图证明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建造万吨轮的能力。但这种运输舰的设计图纸、钢材、动力全部来源于美国，江南厂只是组装，而新中国的首艘万吨轮“东风”号，则带动填补了大批舰艇制造技术的空白。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其实即使是组装，也是可贵的起色。但这种好形势马上就不复存在，江南厂大多只能承接修船。按照老一辈江南厂人的说法，解放前江南厂就靠着船坞修船来养活。
解放前江南厂最“军味”的项目，就是建造3100吨的“平海”舰。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不相信江南厂，首艘“宁海”舰竟然在1930年交由日本播摩造船厂设计建造，而第二艘的“平海”舰虽然交给了江南厂，但该舰的设计图纸和总工程师等技术人员，依然由日方派遣和提供。可见当时江南厂，起码在民国政府海军部眼中，仍然不具备设计建造海军舰艇的技术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建立军工企业的手段不是向国外采购现成军事装备，而是依靠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苏联引进技术资料和成套设备。例如在海军装备制造业方面，１９５２年４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率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商谈落实我国海军订货和海军五年建设计划问题。不久，毛泽东致函斯大林，提出“为了我国海军继续发展，请苏联政府帮助我国重工业部建设内燃机工厂及水雷、鱼雷工厂”。苏方同意将部分舰艇及其建造技术予以转让，在我国进行装配建造。１９５３年６月，中苏正式签订《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中国向苏联订购战斗舰艇８１艘以及飞机、海岸炮等技术装备。一机部具体负责从苏联取得图纸、材料和设备，组织工厂建造。“六四”协定是我国船舶工业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１９５９年２月，中国就重点掌握导弹舰艇新技术又与苏联方面协商并签订《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政府向我国提供５种型号的舰艇、２种导弹以及有关５１项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及９种型号的主机和部分装备器材，同时将上述导弹潜艇、鱼雷潜艇和２型导弹艇的建造特许权转让给中国。江南造船厂等中国海军舰艇制造者正是在这一技术转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这次规模庞大的技术引进，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将成为空前绝后的景观。中国外交战略的倾斜和在抗美援朝中的巨大牺牲，使中国赢得了苏联的信任。而这种特殊的国际背景在未来将很难复制。任何一个大国也不会再向另外一个潜在的地区大国大规模输出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的制造体系。如果说还要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苏联本身也不是传统的海上强国，它的很多海军装备设计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海军装备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