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初(2007年)的一天，华东师大的一个老师打电话告诉我，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在十月底的一天突然去世了。不日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老师问我是否去参加？
徐景贤是当时上海的高层领导，我只是一个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市委写作组里逗留过的学习者和打工者。而且，我对他当时紧跟着上头起劲地在上海搞一打三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有看法的，特别是对他领导或支持了对复旦大学胡守钧等同学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清查没有好感。不去参加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应该去参加，一是我毕竟在写作组里打过几年工；二是我现在在一家与殡葬文化有关的杂志里兼一点点工作，他那么一个人物，能捐献遗体，其精神是很可宝贵的，当然应该去了解一点信息，表示一分敬意；三是对于他那样一个文革的大起大落者，值得关注和思考。他虽然当了不小的官，但是却清正廉洁，不谋私利。这是值得令人尊敬的。第四，中国人有一种国民性，如鲁迅所说的，是个比较实用、功利的民族。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一个人得势时贺客盈门，失势时门可罗雀。徐的景况也同样是这样。他那样一个共产党里、上海滩头的风云的人物，毕竟也总归是一个“党的人”，但大树一倒下来，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整个家族也深受影响。很少有人表示出半点恻隐之心，这多少反映了一种党同伐异的党文化，也反映了中国人勇于痛打失败者的民族文化。从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国情民情党情。再者，他在文革 虽然有错，但他本人也是文革的牺牲品。党内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是否一定要用专政的办法来解决，也是需要细细思量的。总之，我决定参加这个告别仪式。
他是突然发病，突然去世的。那一天，他一直还是好好的，下午突然发了病，又突然去世了。生前，他早就办好了手续，将他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他是想把自己全部地捐献给社会。这真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小平同志捐献了角膜，这已经令人肃然起敬了，而徐景贤捐出了身体的全部，这更加难能可贵。因为捐献了遗体，遗体告别仪式就放在接收遗体的某医院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里。房间只有二三十个平方米。来的人比较多，小房间里挤不下，许多人只能站在室外的一条小马路上。这个房间只有一扇小窗，光线很暗，只能开着灯；窗小人多，房间里闷得很。小房间的一头，徐景贤躺在一块木板上，紧紧地闭着他的眼睛。他看上去十分消瘦，全然没有当年的神采，完全不像当年才气纵横、谈笑风生的徐景贤了。他的身上，盖着一条很薄很旧的被子。这条被子也许他用了大半辈子了。头枕在一个十分破旧的枕头上。枕头上的布已经褪了颜色，还有几个布丁。看上去也觉得不太干净。这也许是他平时使用着的枕头。那布是浦东的土布，他是奉贤人，我也是浦东出生，因此看到这种土布感到很亲切、很眼熟。徐景贤丧葬用的被子和枕头，是我看到过的最简朴的陪葬品。如今一小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葬礼也就讲究起来，不仅要穿着高级的西装进入火化炉，还要买票面价值达几亿元的冥国银行的股票、基金、钞票给死者，有的还要烧一个做得微妙微肖的三陪女和小保姆侍候。徐景贤是大大落伍了，他和他的家人太不“与时俱进”了。从那条被子和那个枕头，我觉得他仍然保持着当年一种艰苦朴素的本色。在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已经习惯于过一种素朴的生活。我也猜测，他从牢中出来后，生活非常清贫。现在，在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有钱的人一掷千金，就是当年的贫下中农或者现在的协保人员、下岗工人家里死了人，也不会这样寒酸。他盖那样的破被子，枕那样的旧枕头，到那个世界的时候，会被那里的人们误读为我们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其实，我们现在是阔多了。如果被早些时候先到那里的小平同志看到了，恐怕也会不高兴，他老人家也许会认为，徐景贤是有意给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抹黑。
告别仪式上有一幅对联，虽然并不太工整，但对他了基本客观的评价。这幅对联是：“用权不谋私，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
文化革命时期，徐景贤虽然位高权重，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当权的那几年，居然一点也没有为家人、熟人、亲友捞点好处。家人熟人亲友该插队的还是插队，他没有批个条子让他们不去农村留在城市；家里人该种田的还是种田，他没有为家人打过招呼留个招工名额；家里人该抄家的还是抄家，该批判的还是批判（抄家是不对的，批判也是不对的，但他做官不护家）他没有批过一个条子，找过一点关系，更没有分过一处房子，捞过一点好处。这种清正廉洁一方面是他的学养、他的家庭薰陶使他以不谋私利为荣，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官风社风民风比较地清廉。他在出狱之后，真诚地向文革中受过伤害（并不一定是他造成的）同志道歉，这也体现了他的正直和真诚。出来后，徐景贤很勤奋地读书，并且写出了一部比较真实的历史回忆录《十年一梦》，为研究上海文革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今天的中国，腐败分子多如牛毛，挥霍斗富成为一种时尚。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的心态。徐景贤为官时清正廉洁，出来后勤奋著述，离世后简单朴素，这些是值得称道的。
徐景贤以才气著称。他出生于一个读书人之家。家里有文化气息，有道德素养。他从小聪慧过人，他没有读过大学，解放初国家正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动员他先工作。由于家学渊源，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写出一手好文章。青年时代的他单纯得很，对社会主义有很高的积极性。在工作中，他写过剧本，写过诗，写过散文。他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后来当了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顺便说一下，这个写作组并不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可怕。这里收罗过、或走出过不少人才。有的人当时就有些名气，后来成了文化名人。徐景贤文革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一种革命行动，毛泽东专门发过电报，写过批文，称上海夺权为一月革命风暴。那时候，党号召学生大串联，号召全国各行各业成立造反组织，夺走资派夺权，号召进行革命的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总之，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浪潮一阵接着一阵，一切都由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部署着、领导着。文革到了中后期，许多人觉悟了，疏远了，淡出了。徐景贤却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从他的《十年一梦》看，他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在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积极地按照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自以为是在紧跟伟大领袖进行着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呢？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革命与反革命是非常容易变化的。陈独秀是党的五届总书记，后来一下就被说成是反革命托派，抗战时，又被延安方面说成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卖国贼。张国焘、刘少奇、高岗、林彪等人，一度都是党国要人，一度又成了反革命。后来毛泽东死了不几天，文化革命中被称为旗手的人也成了反革命。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徐景贤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他后来获得了党的宽大，在期满前一年提前走出了监狱。
出狱后，徐景贤写出了回忆录《十年一梦》。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这样的书在大陆是不准出版的。吴法宪的书在大陆也不能出版。宪法上没有说此类人的书不能出版，但是，事实上是不能出版的。看来，以后我们的宪法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以适应徐景贤、吴法宪这样的人的著作的出版问题。《十年一梦》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写得比较客观。不过，徐景贤对于历史沉浮的认识，我的感觉是没有超越。他有太强的负罪感。我总觉得他的反思并不深刻，对文革那些旧人旧事的认识还没有跳出老套套，没有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他还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当作神一样地尊重着，写到周恩来对他的器重、爱护，字里行间仍然感激涕零，对于毛泽东，仍然一付诚惶诚恐的心态。他不停地检讨着自己，贬低着自己。他是从文革结局为座标来写这本书的，因此不断地认罪检讨；有时是以文革时代的心态写的，因此，仍然有文革思维。他没有细细思考他为什么从一个中央委员、市委书记突然成了反革命，他没有细细思考路线斗争和犯罪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他的书没有超越当年对神坛的膜拜。我觉得同样由革命家而沦为阶下囚的吴法宪的书要比他深刻得多。从书上看，他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亦步亦趋地紧跟毛主席参加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党又要让他去登监狱呢？
徐景贤生前将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学事业。他似乎有一点赎罪的心态，有一种全心地将自己报效国家的意思。不过，令人失望的是，也许是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竭力限制告别会的召开，为了缩小规模，减少人员，特意安排了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据说有关方面曾要求有些徐当年的下属不要参加告别仪式。而作为接收他遗体的那家医院，对死者表现出十分的冷漠。别人将遗体都无偿地捐献给你了，你总得送束花表示一点敬意，总得供应一点茶水让告别死者的人们有杯水喝，总得准备几个凳子，让送别者有个地方坐。他们都是垂垂老人了。这个捐献遗体后的告别场所，竟然没有一滴水，没有一个凳子，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表示过一点感谢之情。也许他们以为，徐景贤是坐过牢的人，可以不以为然。一个人无论他生前如何，他最后以至诚之心捐献了遗体，接收遗体的单位如此冷若冰霜，使人感到一阵寒意。他们对死者不尊重，对生者不关爱，简直有点像雷锋同志“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那样一种味道。这家大医院对待遗体捐献者如此寡情，如此缺少人文关怀，这很有点像文革年代的医院，那时候，对待四类分子或者运动对象，医院是爱憎分明的，是不愿意为这些人认真治疗的。今天，对徐景贤这样一个遗体捐献者的态度，一定会使准备捐献遗体的人的内心多了一份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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