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的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在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配偶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得“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