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至死无法改变兰考困局真相
1962年，三年大饥荒刚刚结束，焦裕禄与当年底，升任兰考县委第一副书记。彼时兰考还没有度过饥饿期，加之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猖獗，粮食产量全省倒数第一，大量人民靠乞讨生存。焦裕禄率领全县群众展开生产自救，但由于身患肝癌，1964年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据《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作者任彦芳撰文披露，尽管焦裕禄在五百零四天中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但“他这样做并没有让兰考百姓扔掉讨饭棍。”实际上焦裕禄“把近四百天用在了抓阶级斗争上了”，“这才是真正的焦裕禄。”
这是焦裕禄最出名的一张经典照，背后是一颗泡桐幼苗。
又要到五月了，我这几天夜里多梦，竟又梦到了焦裕禄。
我回到了那个年代。我记起1963年冬天，我从河北省家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线请假，到河南兰考探望母亲，见到和我家住邻居的焦裕禄。他们风尘仆仆从乡下回来，焦裕禄的削瘦的脸上带着疲倦，眼红红的，见到我笑道：看老母亲来了，好哇。多住些天吧，老妈妈想你哩。他放下背包，就到我家来了。他和继父又商谈起工作安排。兰考也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他们的交谈是围绕如何在兰考通过抓阶级斗争堵住资本主义路迈开社会主义步巩固集体经济。这是焦裕禄到兰考后就在用最大的精力贯彻执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议精神，已经一年了，焦裕禄此时已重病在身，他要在安排好工作后也回山东省老家看他的老母亲。他对我说的话也正是他的心情，他知道老妈妈在想他哩。当时焦裕禄生活困难，县委研究给他一点补助，他拒绝了。临行前借了三百元，写下借条说从他的工资里分月扣除。
他带着家属回山东去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走出了兰考县委大院，消失在街头的人流中。我过了春节便又回到容城家乡四清的村子里。我没有想到，那是我在兰考见到的焦裕禄的最后一面。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1965年2月我再回兰考，却是接受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组织创作写焦裕禄电影剧本的任务了。这里我看了县委的原始档案，列出焦裕禄在兰考五百多天的日程表。我惊奇的发现，这五百零四天，没有一个休息日，他是在拼命地工作。只是这个工作日程表，就认人感动得落泪。
这五百零四天的日日夜夜呀，老焦你做了多少工作啊。你把近四百天用在了做为县委书记必抓的阶级斗争上了，你只有一百多天是在搞除三害的生产斗争。兰考的除三害分工主要由副书记张钦礼抓的。这在以后所有写焦裕禄的作品中都没有写焦裕禄如何为巩固集体经济耗尽了心血！然而这才是真正的焦裕禄。
焦裕禄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共产党人的典范。焦裕禄也不愧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焦裕禄自己认为他为巩固集体经济所花的心血和精力是在为兰考百姓造福，但是他这样做并没有让兰考百姓扔掉讨饭棍。他所做的结果，甚至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这种吃大锅饭的集体，更无法摆脱贫困。1980年，我再次到兰考。县委书记对我说，兰考的集体的大队小队在一夜间便消失了。而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兰考百姓就扔掉了讨饭棍。
兰考县委书记感慨万千。他说：按水平按能力，我们比焦裕禄那届县委班子差多了，但是焦裕禄他们把命搭进去，也没有让兰考改变面貌，我们这一届县委却让兰考初步解决了温饱。看来关键在于制度。不改变原来的大锅饭的体制，我们再拼命也没有用。这实在是历史的重要教训。我们党应该记取这教训啊。
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悲剧，当然也是焦裕禄的悲剧。这悲剧让我久久思考。
我近日读《毛泽东传》，想毛泽东的悲剧。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使他主观上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最大的利益着想；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是真社会主义。它只使中国人民贫穷。一个政党领袖，可以自认为他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他的主观意志并不是客观标准。他是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民才有资格评说。这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剧。正因为他自认为代表着人民利益，所以他才发动反右派，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发动文革，把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细思之，这又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悲剧。毛泽东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他在没有成为执政党的领袖时反对蒋的独裁时的言论是如何地正确深刻，而当他成了执政党领袖后，他也变得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更不许有逆耳之音。他成了神。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土地上必然要产生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只有像苏联那样搞集体化农庄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重提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这才有了全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我在搞四清时对此也坚信无疑，认为我是在真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到今天才明白，中国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之时，是远远说不上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公社化不过是中国式的农奴制，那是不能给农民一点自由的最落后的体制。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在写中国当代史的时候，还不能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重新认识。我们今天距离社会主义还是多么远，就知道邓小平提出初级阶段是多么英明。中国现在正发展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人都明白的事，就不必回避。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却能出现封建主义复辟。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本主义，而却并不少封建主义。现在我们电视台的电视剧如此歌颂封建皇帝却没有人反驳批判，不正说明封建主义多么顽固不化地存在中国的大地上吗！
回到焦裕禄的话题上来。焦裕禄是人民的儿子，他又是党的好干部。当他在执行党的路线时也发现了与百姓要求不一致之处，焦裕禄没有惟书惟上而是惟实际。如他大胆地支持少退借地，支持林业采取包给个人的办法，都是很了不起的胆量。因他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不可能在阶级斗争上有违他的老师的思想。这是他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改变吃大锅饭的所谓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正如今天在中央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没有一个下级敢干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
我们多少年来花了多大气力整风整社，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爱公社的教育。当时以为农村的问题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是万能的，只要农民爱社如家了，公社就搞好了，生产就会提高。实践证明，在体制不改变之前，这些教育不能起到根本作用。这就是治标不治本，而当时却认为这教育就是在治本啊。
今天，我们当然不能不进行思想教育，对共产党员来说，都要像焦裕禄一样为人民服务。但目前比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我们搞过的三讲，那讲得很好的胡长清，在三讲过关受表扬不久便由于一个偶然性查出他的问题，原来三讲的典范竟是大腐败分子，他的三讲稿和他本人一起丢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让我们把主要的力气用于制度改革上来吧。如能记取焦裕禄的悲剧，则中国人民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