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年前，我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买了上下两册的《远东：朝鲜战争》，从我翻开那本书后，我就被书中所还原的历史和中国军队勇敢、顽强的战斗表现强烈地吸引，飞机上读了一路，回到家里手不释卷地继续读，厚厚的两册书，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读完了。读后不免感慨万分。《远东：朝鲜战争》是军史作家王树增历时四年所著，他的另一本军史著作《长征》我也读过，也是一本史料丰富的好书。在《朝鲜战争》这本书中，王树增除了亲自采访了很多活着的自愿军老战士之外，还大量取用美国、日本和南韩的韩战历史资料。书中很多对自愿军战斗力和意志力的称赞都是出自对手之口，而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宣传。这样的赞扬才是更让人信服也是更有价值的。此书也是我读过的由中国人所写的对朝鲜战争比较客观的历史纪实。
每当谈起抗美援朝的时候，总是有人要为抗美援朝是赢是败争论不休。如果单从军事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场战争中美打了个平手。尽管从军事态势看，中国军队将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但自身所付出的伤亡超出了美军，而且五次战役均没有达到预想的战役目标。美军虽然在前三次战役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但自第四、第五次战役，美军在防守反击后获得战场主动权，找到了志愿军后勤方面的软肋，发挥了自身的优势，给志愿军造成很大困难和损失。如果不是志愿军阻击战打的坚决顽强，志愿军的状况可能更糟。所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勇猛善战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火力和后勤上的劣势。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后期才找到适合自己的战法，即利用坑道与美军打人员消耗战。坑道让美军的火力优势发挥不出来，却很适合中国军队能吃苦又顽强的战斗风格。
从政治上看，在军事上出现胶着状态的情况下，既然中美双方都肯坐下谈判，就说明双方都基本达到了自己的政治战略目标。将美军赶回三八线，是中国最初的战略设想。美国也一样，如果不把马克阿瑟自作主张的战略目标算做美国政府的真正目标的话，战争停止在三八线也符合美国当时的战略目标。因此，关于朝鲜战争的胜败，我个人的看法是中美打个平手，但这个平手的结果对中国的意义要远大于美国。这就像一个常年被人欺负的小孩在与一个大家公认的壮汉的对决中打个平手一样，没人会为壮汉喝彩，却会对这个小孩刮目相看。其实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的一句话是最好的回答：“朝鲜停战协议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情况下签署的。”没有胜利可以解释为也没有失败，那就算中美打个平手吧。可有人连这个也不承认，非要把志愿军说成是被打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这种人是中国政府的话不信，美国人的话也不信，只相信自己，按佛家的话讲，是执着太深。
而自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一段话则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主流心声：“在三年的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不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只要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该不该打，该不该出兵，也是网上经常争议的话题。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自从毛泽东酝酿出兵朝鲜的时候，在中共内部也是意见不统一，争论不休。因为，单从军事角度而言，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和军力出兵对抗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和美军的确是有苟战之嫌。可军事从来都是政治的延续，战争则是政治的手段之一。关于这点，王树增这样写道：“有没有必要，需要从历史的全局看。那时的新中国，外部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内部分散在偏僻地区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还有40多万人，西藏和新疆还没有全部解放，国家的各级新政权还没有全部建立，西南地区还活跃着几十万土匪。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任凭朝鲜战争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后重新占领汉城，并大举向中朝边境推进，那么，一旦中国北方上千公里的边境压上帝对势力的军队，而退守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就此配合西方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对新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那时的中国该怎么办？中国出兵朝鲜最大的得，我个人认为，除了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即使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承认，但并不妨碍新中国作为一个不容威胁、不容侵犯的大国的存在，这种国家尊严是中国通过志愿军入朝参战展示给世界的”
我个人也是比较认同王树增的这个说法的。朝鲜战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超出地缘政治的考虑，其结果也超出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历史问题，我们不能有穿越性思维。在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的年代，帝国主义的阴魂不散，在冷战的阴影笼罩下，战争是随时可再爆发的。我们不能从中美友好及冷战结束的世界格局来评价当年的决策。
需要要补充的一点是，毛泽东之所以决心出兵朝鲜，除了政治考虑之外，还有对这支自己一手缔造的英雄军队有着很强的信心。
关于朝鲜战争还有一种说法，即美国并不想跟中国拼全力大打，而是限定为局部战争。如果大打，中国根本不是对手。我承认，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的吨位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军舰吨位总和还多，空军的军力也是傲视群雄，而且手握最先进的原子弹，美军也具有全世界机动的战略能力。但是，别忘了，毛之所以敢于出兵，正是看出了美国不敢大打，也不想大打的意图，战争的发展和结果也证实了毛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入朝作战不是针对美国，也不是想与美国为敌，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安全考虑。中共将入朝部队取名志愿军主要考虑就是避免与美国直接、公开地对抗，这点连美国官方自己也予以承认。
还有些不负责任的人说中国出兵是早已谋划好的阴谋，还言之凿凿地说有苏联的官方文件证明。这种人只能说是中阴谋论毒太深，已经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如果中国早有出兵朝鲜的阴谋，为什么不在战争最佳时间出兵，而是在麦克阿瑟认为不可能出兵，而且也不是出兵最佳时期出兵呢？事实上当时中共考虑的头等大事是解放台湾。初期入朝的宋时伦9兵团本是用于解放台湾的主力，后被急匆匆投入朝鲜，连御寒的棉衣都没来得及换，致使后来的长津湖战役，9兵团因严寒冻死冻伤的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斗减员。如果早就谋划好了，会这样匆匆忙忙入朝吗？
再就是关于抗美援朝的正义性也是常遭人诟病。很多人认为是北韩打响第一枪就说中国入朝参战缺乏正义性。这种看法我也不认同。朝鲜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谁打第一枪，这个战争肯定要爆发。既然李承晚每天叫嚣要武力统一朝鲜，所以谁打第一枪已不是什么重要的正义性问题，而只是一个开战的借口问题。在《朝鲜战争》中，王树增也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历史背景来说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还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应该立即改革开放，恢复经济建设，而不应继续穷兵黩武地参加韩战。其实，这种考虑也正是让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非常纠结的。入朝参战是经过反复权衡、掂量和讨论之后才做出的艰难抉择。幸亏我们当时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使抗美援朝没有失败，否则的话，这种指责就更有市场了。在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刚刚开始，谁对谁错，谁优谁劣还没有结果。除非是立场问题，否则任何一个人也无从判断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有前途。在朝鲜战争后，钱学森那批在西方的科学家之所以会冲破阻力、毅然回国，不是想回国享受的，而是看到中国的希望，看到中国崛起和光明的一面。因此，这种对入朝参战的指责也是那种马后炮式的历史穿越性思维作怪，他们是要求50年代初期做这项决策的中共领导先穿越到90年代之后再回到50年代做决定。
其实以上这些话都不是我写这个贴的初衷，那些有关政治得失、国家利益得失及有关意识形态的话题，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也是辩论不完的。我写这个贴的初衷和想要说的是：在朝鲜，志愿军让世界看到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其实，我的初衷王树增也替我说了：“所有在战场倒下的官兵都牺牲的惊天动地，这是我用四年时间写作《远东：朝鲜战争》最深切的原因。”
《朝鲜战争》是一部军史作品，不是煽情和意淫的文学作品。书中很多对志愿军的赞扬和敬佩多是出自美军之口，正是这样的真实的故事，让我读的时候总是一次次地热泪盈眶。我承认，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英雄情结，也许这是我前世带来的。从小我就很少为那些缠绵悱恻的故事感动流泪，却常常会为那些民族的英雄们而感动。小时候看《血碑》、《卖花姑娘》我一滴眼泪都流不出，可看《岳飞》、看《英雄儿女》我却总是忍不住泪流。毛泽东时代有诸多的不好，政治斗争严酷，极左路线盛行，但我们如果不是选择性记忆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毛泽东的军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军队。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也许我们不再需要尚武精神，但我们却仍然需要英雄主义传统。
看看《朝鲜战争》所记录的那些那些英雄是如何感天动地的吧。
在云山遭遇战中，中国第四十军的士兵石宝山手握爆破筒冲入蜂拥到阵地上的敌群中。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位在朝鲜战场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士，在此后三年的战争中，志愿军中像这样的英雄数不胜数。
“在肃清云山外围的战斗中，第三十九军三四八团二营的官兵创造了一项朝鲜战争中的纪录。他们沿着三滩川东岸向云山方向攻击，在一座公路桥上与美军士兵进行了白刃战之后，一班副班长李连华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四个房屋大小的物体。李连华在战前曾到这里侦察过，这里原是一片开阔地。他谨慎地向前摸过去才看清楚，这里居然有四架飞机！
原来这个开阔地成了美军的临时机场！守卫机场的美国士兵立即与中国士兵短兵相接了，在战斗中一班伤亡严重，仅仅剩下李连华和另外一名战士。这两名中国志愿军士兵固执地向飞机接近，在接近的过程中两个人虽都已负伤但始终没有倒下，直到把最后一个抵抗的美国人从一架飞机的座舱里拖出来。”
云山之战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作为模范战例，被日本陆军自卫队干部学校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该书说：“对中国军队来说，云山战役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尽管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并不十分了解，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分散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摘自《朝鲜战争》）
38军335团团长范天恩是唯一入选日本《朝鲜战争名人录》的中国军人，他被选入名人录的是因那场惨烈的厮杀，即著名的松骨峰阻击战和飞虎山阻击战。
在松骨峰阻击战中，“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上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在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
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松骨峰战斗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作家魏巍来到松骨山，当他看到那惨烈的战场，听到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的事迹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挥笔写下那篇著名的战场通讯，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
回国头来我们再回想当年清军在朝鲜的表现，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在38军338团1连战士强渡大同江的战斗中，“南朝鲜土兵们看见了令他们胆战心惊的情景：在这个寒冷的黑夜中，向他们冲上来的是一群没有穿裤子的中国士兵！这些赤着两腿的士兵们浑身都是冰！瞬间而至的极大恐惧使穿着臃肿的南朝鲜士兵除了被打死的之外，被活捉的就有140多人。”
“四十军三七一团九连在连长蒋洪信的带领下，在鹰峰阻击阵地上坚持了16个昼夜，在与美军坦克和数次集团冲锋的搏斗中，全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三七零团六连连长郑家贵带领士兵们在阻击阵地排到了最后关头，美军两个连的兵力和十辆坦克把小小的阵地紧紧围住，然后强攻，阵地上的美军士兵和中国土兵扭打在一起，双方士兵厮打和咒骂声响彻山谷。最后，郑家贵的刺刀拼断，枪托砸断，身边的石头也被他扔光了，几十个美军士兵包围了他，他带着浑身的泥泞和血迹拉响了特地留给最后时刻的炸药包。”
“在广滩里至龙头里的公路上，位于公路中段的宝龙里是美军北进的必经之地，三三七团二连的坚守阵地就在宝龙里。美骑兵第一师对宝龙里的攻击规模最后竟达到一个团的兵力。在阻击到第五天的时候，二连前沿阵地上只剩了二班长赵兴旺一个人。美军以两个连的兵力分两路向这个只有一个中国士兵的阵地爬上来，赵兴旺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机枪和手榴弹一直没有停止，美军以为阵地上来了大量的增援兵力，始终没能爬上来。美骑兵第一师为夺取宝龙里中国阵地，用了6天的时间，先后组织了32次攻击，并付出了220多名美军士兵的生命。”（摘自《朝鲜战争》）
在中美双方都称自己获得胜利的在长津湖战役中，中美军人都表现出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真可谓棋逢对手。中方参战的三个军中的20军和27军是三野最善于恶战的王牌主力；而对手美军陆战一师则是美军的王牌主力。从战役组织来说，中方是有问题的。9兵团战士因为出国匆忙，没来得及换装过冬的棉衣，他们在气温低达零下四十度的盖马高原潜伏多日，未战已伤，很多战士后来再也没有站起来。美陆战一师的老兵回忆道：“他们的脚被因冻伤肿的像足球那样大，那些负伤倒地已经无法行动的士兵手里还握着枪。我们不得不掰断他们的手指，才能把步枪从他们冻僵的手中拿下来。”
十几万大军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潜伏近一周却硬是没让美军侦查机发现任何踪迹，可见这支军队的纪律性是何等的严密。其实，当战役打响的时候，已经100%冻伤的9兵团等于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之所以仍能发起进攻，完全是这支军队的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进攻开始的时候，志愿军为数不多的重武器因为严寒完全不能使用，手榴弹则成了战士们手中唯一的的“重武器”。面对敌人的装甲车和坦克，志愿军战士无所畏惧，聪明地发挥自己夜战的优势，用手榴弹进行近距离攻击，与重装备的美陆战一师进行肉搏式的战斗。
两军相逢勇者胜。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的表现令对手也不得不佩服。
原美步兵第七师师属第五十七炮兵营营长卡罗这样评价长津湖之战的志愿军：
“他们冒着严寒和陆战队的炮火源源而来，其视死如归的精神令陆战队员们肃然起敬！对这场战斗，我感觉是强烈的，因为我失去了所有的战友。我们伤亡惨重。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战斗。我曾经在二战中，遇到过德军最后一次大反攻，但也不似长津湖之战这样激烈。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
在长津湖之战，美陆战一师的表现后来成为美军的骄傲。尽管这是这支部队建立以来经历过的损失最大，也是最惨烈的战斗，但因为师长史密斯的出色指挥和官兵们的拼死战斗，也因为其对手志愿军的武器和装备实在是落后，他们得以最后逃脱。公平的说，两只交战的部队都堪称英雄的部队。
尽管长津湖之战志愿军也损失惨重，但最后的胜利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正如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在其所著《清长之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这样英勇善战的军队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我为我们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军队而骄傲。然而，中国军队不仅是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文明的军队。
在《朝鲜战争》中，作者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志愿军有待俘虏和对朝鲜民众秋毫无犯的事实。
“在一块小小的盆地里，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南朝鲜军队被打散，除伤亡外，300名士兵被俘。当这些俘虏后来听到“你们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们的上司说过，共军军队是杀害俘虏的。
在另一条山沟里，中国士兵包围了大约一个连的南朝鲜士兵。一个被俘的南朝鲜营长害怕中国士兵杀他，用自己的怀表和钞票向中国士兵行贿，遭到了拒绝。当时的北朝鲜币一元钱可以买到三只母鸡或者好几脸盆煮熟的板栗。中国士兵的行为感动了这个南朝鲜军官，于是由他喊话，80多名藏在山沟里的南朝鲜士兵出来投降了。举着枪走出来投降的南朝鲜士兵喊着一句话，中国士兵没有人能听懂，后来翻译对士兵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共产军万岁！
这支拒绝贿赂的中国连队是第四十军一二零师三五八团五连，就是毛泽东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嘉奖过的、在盛产苹果的锦州郊区不吃群众苹果的那支部队。
后来担任美军远东司令官的李奇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完全不同。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抬着放在公路上，而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美联社记者怀特在11月23日对日所写的报道中说：“被释放的美军俘虏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他们很好。他们得到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样的口粮。志愿军曾用他们有限的设备治疗这些伤兵。中国人不搜美国人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他们的香烟、金表和其他私人的东西。”（摘自《朝鲜战争》）
两国交战是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各自的正义，而非两个民族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战斗中的勇猛是因为军人是为各自的荣誉、尊严和正义，并不意味着对敌国士兵个人怀有深仇大恨。志愿军在这方面堪称楷模。如果拿志愿军战俘营和美国战俘营做对比的话，志愿军战俘营要比美国战俘营文明的多。在美国战俘营发生过虐俘事件，而自愿军的战俘营却从未发生过虐俘事件。优待俘虏是自解放军多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已经成为解放军文化之一。
对比清日战争时期，清军虐杀俘虏和抢劫朝鲜百姓的劣迹，毛泽东当年的军队堪称文明的威武之师。至于中国军队为什么会有如此优秀的表现，我将在本文第四部分略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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