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崔健受到林立果的摇滚启蒙

来源: 2019-08-18 14:35:10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1528 bytes)

在所有的大众文化现象中,摇滚的诞生是最具戏剧性的。它成为中国本土流氓话语的激进先锋。1986年5月10日这天,成了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日子13,在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慈善义演中,崔健穿着乡村对襟大褂,首次演唱了他的成名摇滚《一无所有》,由此一鸣惊人。此后,他多次举办了个人演唱会,身穿军装,用一块红布蒙住眼睛,构筑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隐喻式的视觉语句,对国家主义(军装与红布)进行反讽性挑战。而台下是疯狂得不能自抑的听众。他们在大批警察和民兵的监视下,挥动蒙着红布的手电筒,发出震耳欲聋的黑夜呐喊。这声浪在广阔的中国空间里是微弱的,它甚至无法被送达到两公里以外的地点。但奇怪的是,它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掠过了每一个城市青年的耳朵,并在他们的心上留下了一个鲜明的记号。

林立果的“大院摇滚”启蒙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景象。除了文 革时代的政治集会,没有任何一种个人行为能够引发“群众”如此热烈的反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隐喻,“红布”和眼睛的反讽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象征人民所遭受的文化专制和文化蒙昧。在大多数人看来,军装显然是在暗示军事化体制下毫无个性的个人存在。但这却是一种误读。事实上,军装不过是崔健个人怀旧的某个组成部分,正如参军是王朔等大院子弟的梦想一样,军装是崔健个人信念的自然延伸。

崔健身穿军装演唱摇滚的戏剧性行为,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的某个特殊记忆:一个名叫林立果的业余歌手,第一次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他的身穿军装的动人造型,在崔健的记忆中固化为文化先驱的偶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摇滚歌手,林彪元帅之子、空军军官林立果是崔健的摇滚精神的隐秘的启蒙者。他的“571工程纪要”,乃是中国现代史上首部非毛主义的重大政治文献。尽管他与其父林彪元帅在逃往苏联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丧身,此后遭到了主流政治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唾弃,但他在摇滚中注入的叛逆精神,却在崔健音乐中获得了秘密传承。

2、崔健:一无所有的流氓 

《一无所有》是一个在身份(财务、道德和社会尊严)上“一无所有”的人的自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公告,宣示了新流氓主义的诞生,与邓丽君式的甜媚歌喉截然相反,崔健从西方摇滚中引入了嘶哑吼叫的音色,在主题和感官上同时展示着“流氓”的特色,它随即成为中国大陆新流氓群体的军歌。此后跟进的唐朝乐队,则唱起流氓版的《国际歌》,高声叫喊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粗鄙的嗓音和狂放不羁的节奏,形成了对国际歌正谕性唱法的动人反讽,却还原了“国际歌”的主题语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天下的主人”。这是利用反讽来实现语义还原的一个罕见的范例。最终,文化管理当局只能以禁止演出来制止这些“一无所有者”的非国家主义宣传,但“一无所有”的歌声,却和邓丽君的磁带一样,取代“主旋律”《东方红》,成了八十年代的“最强音”。

流浪叙事

《一无所有》的另一个特征是套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旋律。黄土高地的粗犷和摇滚曲式自身的反叛性发生了奇异的融合,它不仅是一次对农民的原始生命力的招回,而且从刻骨铭心的伤痛中迸发出了一种罕见的都市流氓英雄的温情。这样的混合型话语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回响,并在中国各地诱发了“西北风”的盛行。高原赶马的脚夫的山歌,最终演变成了都市“流氓无产者”的街头民谣。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脚下这地在走/身边那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脚下这地在走/身边那水在流/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噢……你这就跟我走/噢……你这就跟我走/噢……你这就跟我走

 

由于崔健的卓越“发明”,“一无所有”成了八十年代流氓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这个“无产阶级”命题中蕴含着复杂的语义。它的主体是一个男人对情人的求爱自白,其中指涉了“我”的财务状况和社会角色――某个贫困和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底层男子,而另一个则是总嘲笑他而最后又被说服、愿意随之浪迹江湖的女人。其中“走”成为灵魂性动作,它被言说了九次之多,另一个关键语词“流”则被言说了三次。这是流氓话语的隐秘印记,隐藏在“一无所有”的自白后面,仿佛是自由呼吸的节律,诉说着流浪和行走的生活方式的梦想。

 

这是针对国家主义的一次政治地理学反叛。摇滚歌手在嘶哑的唱诉中展开了内在的流亡。数年之后,也即1989年,崔健又推出他的第二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延续了这种流浪叙事,并且强化了崔健作为首席流氓歌手的地位。与《一无所有》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以意识形态名义所进行的二度书写,用正谕话语展开令人难以察觉的反讽。它的流氓性被机智地包装在国家主义的“长征”记忆里――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这里,有关长征的集体记忆成了现实个人流浪的隐喻,或是歌手从事精神性逃亡的一个历史镜像。它们的同构性遭到了歌手的夸大。长征与摇滚、向北方大逃亡的红军和自由歌唱的思想叛逆者,两种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事物的界限突然消失了。我们看到了一次微妙的意识形态颠覆:由于语义和时空的错乱,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发生了价值融合。行走的节奏(一、二、三、四……)掩蔽了这场政变,令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曲有关“长征精神”的新时期颂歌。它从另一个向度证实了国家主义与流氓主义的亲缘关系,它企图表明,流氓主义就是国家主义的光荣前身。

 

而就在同一个专辑里,还出现了另一首名叫《假行僧》的流氓歌曲,它密切呼应着“长征”母题,唱出了一个流浪者的爱情独白――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这千山和万水/我要所有的所有/但不要恨和悔/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这里再度出现了崔健由“一无所有”开始的话语模式:利用八十年代最流行的爱情叙事去展开流浪叙事,以“走”为核心,聚结着山和水、风和雨、南和北(东与西)、白昼与黑夜等诸多与行走时空有关的地理元素,它们被纳入韵文化的口语里,旋即演变成了行走的风暴。这些被嘶哑地吼叫出来的流氓歌谣,就是八十年代城市愤青的“主旋律”。

红布叙事

一无所有》作为中国流氓摇滚的重大开端,不仅揭开了流浪叙事的序幕,而且打开了意识形态的反讽之门。“红布叙事”对眼睛的反讽,制造出一种视觉的黑夜,或者说,制造了身份和灵魂的双重盲目。红布是集权主义的鲜明象征,它是制作旗帜、领巾、袖标等各种政治标识的素材。在思想和资讯的严密控制下,人民精神的纯洁性遭到了捍卫。红布的象征主义造型曾经令无数大学生感到震撼,因为它是如此的“反动”,却又洋溢着意识形态反讽的光辉。演唱者的嘴逾越了红布的限定,在它的下方说出某种令人惊讶的流走“真相”。

但这组象征还暗示了另一种语义,那就是要表明“流走”和“寻找”始终处于“盲目”之中,也就是说,“走”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信仰性黑暗之中。这无疑是流氓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特征。“走”就是对黑暗、零度身份以及零度信仰的肢体性赞美。在意识形态的“黑暗之行”之中,脚足的意义上升了,它超越了头颅,成为诗歌的盛大母题和八十年代流氓精神的伟大旗帜。

就在红布叙事的现场,狂热的听众模仿西方听众点燃蜡烛的习俗,打开蒙上红布的手电筒,表达出照亮黑夜的企图。这是全球摇滚自由主义者的共用语法。这种照亮表面上是对崔健的响应,但他们之间却横亘着一种巨大的差异:歌者沉浸于并赞美着黑暗,而听众要逾越这种流氓式的黑暗,去寻求那些散布在红光四周的真理。但无论如何,崔健摇滚都意味着中国流氓话语的复兴:它在这种现代音乐媒体中找到了本土的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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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林立果太可惜了 -hibiskus- 给 hibiskus 发送悄悄话 hibiskus 的博客首页 hibiskus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 08/19/2019 postreply 13: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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