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以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青壮骨干，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复兴社”的秘密团体。
多年之后，这个组织在历史留下了一个“法西斯特务”的标签，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则随着“法西斯”一词在40年代的臭名昭著，而湮没无闻。
回溯“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实是蒋介石的意思。骨干成员康泽后来回忆，复兴社成立前，蒋氏多次召集他们谈话，其中语多痛切，譬如某次谈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编辑注：此处指1931年因东北沦陷，各地出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日请愿）；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据康泽说，“中华复兴社”的名字，乃至“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纲领，也是蒋氏拟定的。
复兴社，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将蒋介石塑造成一个“法西斯领袖”，是其自始至终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即便是复兴社日后被“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取代，这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追求，也并没有被放弃，仍被“三青团”继承了下来。
复兴社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以国民党为唯一执政党，以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复兴社视此为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蒋氏在1935年前后对蓝衣社的一次训话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法西斯模式的热衷：
蒋氏分析了“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的种类：“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党治者居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
继而，蒋氏具体阐释了这三种模式，并认为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对中国现状具有借鉴价值：
（1）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2）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
（3）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蒋氏这种救国路径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视对德外交，而不是对美外交。直到德国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汪伪政权，双方的亲密关系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将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苏俄和美国。
但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也不可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他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国而不可得，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综其一生之作为，从早年为“龙头大哥”陈其美两肋插刀，亲手暗杀与他毫无冤仇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并混迹于上海帮会；到后来在广东十多次以“脱队”来要挟孙中山；利用“中山舰事件”、“廖仲恺被刺案”进行反共排斥异己；发动“四一二”血腥政变，大肆屠杀政治对手；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用“银弹”收买阎冯桂系军队将领；成立“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以军警特为鹰犬，用暴力暗杀对付反对派，直到后来自食其言长期囚禁张学良、残杀杨虎城全家，最后在台湾搞掉孙立人、白崇禧……蒋介石的种种劣迹再再说明了他有口是心非、心狠手辣与阴谋权术的一面。这与他在公开场合所大声疾呼的“平等仁爱”“四维八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在哲学、心理、思想及人生观、世界观、理论方面，蒋介石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创造者，而是一个趋于守旧的被动的接受者，他所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阐述别人的和过去的东西，他所需要的是其中对他有利的独裁统治思想与方法。
蒋介石具有极强的个人自信和权力欲，他的一生是追逐权势的一生，他为了实现当中国的“帝王”的梦想，极善于运用权术，甚至于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因此，他常常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他要求别人仁爱宽厚、信义和平，“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还以基督徒的“良心”相标榜，但他自己却常常言行不一，并表现出许多无信无义及寡廉鲜耻的行为，其核心只有一个，即服务于自己的权力与利益。
从他主政中国的二十几年里醉心于独裁统治和最终实行“父子相传”等行动中已得到一再的证明:
蒋是个封建思想糟粕和法西斯主义嫁接出的怪胎。
他一辈子所大力提倡的这些封建思想，法西斯主义和复古实践的结果证明，他错了，这使他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成为了一个短命的朝代。这使他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成为了一个短命的朝代。
多年之后，这个组织在历史留下了一个“法西斯特务”的标签，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则随着“法西斯”一词在40年代的臭名昭著，而湮没无闻。
回溯“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实是蒋介石的意思。骨干成员康泽后来回忆，复兴社成立前，蒋氏多次召集他们谈话，其中语多痛切，譬如某次谈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编辑注：此处指1931年因东北沦陷，各地出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日请愿）；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据康泽说，“中华复兴社”的名字，乃至“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纲领，也是蒋氏拟定的。
复兴社，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将蒋介石塑造成一个“法西斯领袖”，是其自始至终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即便是复兴社日后被“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取代，这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追求，也并没有被放弃，仍被“三青团”继承了下来。
复兴社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以国民党为唯一执政党，以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复兴社视此为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蒋氏在1935年前后对蓝衣社的一次训话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法西斯模式的热衷：
蒋氏分析了“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的种类：“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党治者居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
继而，蒋氏具体阐释了这三种模式，并认为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对中国现状具有借鉴价值：
（1）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2）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
（3）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蒋氏这种救国路径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视对德外交，而不是对美外交。直到德国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汪伪政权，双方的亲密关系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将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苏俄和美国。
但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也不可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他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国而不可得，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综其一生之作为，从早年为“龙头大哥”陈其美两肋插刀，亲手暗杀与他毫无冤仇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并混迹于上海帮会；到后来在广东十多次以“脱队”来要挟孙中山；利用“中山舰事件”、“廖仲恺被刺案”进行反共排斥异己；发动“四一二”血腥政变，大肆屠杀政治对手；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用“银弹”收买阎冯桂系军队将领；成立“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以军警特为鹰犬，用暴力暗杀对付反对派，直到后来自食其言长期囚禁张学良、残杀杨虎城全家，最后在台湾搞掉孙立人、白崇禧……蒋介石的种种劣迹再再说明了他有口是心非、心狠手辣与阴谋权术的一面。这与他在公开场合所大声疾呼的“平等仁爱”“四维八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在哲学、心理、思想及人生观、世界观、理论方面，蒋介石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创造者，而是一个趋于守旧的被动的接受者，他所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阐述别人的和过去的东西，他所需要的是其中对他有利的独裁统治思想与方法。
蒋介石具有极强的个人自信和权力欲，他的一生是追逐权势的一生，他为了实现当中国的“帝王”的梦想，极善于运用权术，甚至于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因此，他常常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他要求别人仁爱宽厚、信义和平，“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还以基督徒的“良心”相标榜，但他自己却常常言行不一，并表现出许多无信无义及寡廉鲜耻的行为，其核心只有一个，即服务于自己的权力与利益。
从他主政中国的二十几年里醉心于独裁统治和最终实行“父子相传”等行动中已得到一再的证明:
蒋是个封建思想糟粕和法西斯主义嫁接出的怪胎。
他一辈子所大力提倡的这些封建思想，法西斯主义和复古实践的结果证明，他错了，这使他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成为了一个短命的朝代。这使他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成为了一个短命的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