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
作者：杨天石
——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中日双方，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内部。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是，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不将这些情况研究清楚，就无法真正了解谈判全局，也无法了解蒋介石的真实对日意图。
精心指导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一度抬头，但蒋介石坚决拒和，力主坚持抗战国策。1938年3月13日，蒋介石专门在日记本中写了一段话：“中国对倭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故不惜任何牺牲，非达到此目的，终无战乱终止之期。”①但是，同年4月，中国军队在山东台儿庄取得胜利，蒋介石觉得中国有了和日本侵略者谈判的筹码，思想的天平开始倾向“和平”一端。4月9日日记云：“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②此后，日方有希望英国出面充当调人之意，而蒋介石也曾决定派张群使英，在当地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以便于英国从中斡旋并担保。①5月下旬，日本内阁局部改组，近卫首相以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企图借助他来抑制陆军。蒋介石看出宇垣将对华主和，准备利用宇垣，压制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但是，蒋介石也提醒自己，防备宇垣对中国内部实行“挑拨离间”。②日记云：“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③果然，宇垣上台后，即不断向中国摇晃橄榄枝。蒋介石则以“刚柔得宜”的政策相对应。④一面抵抗日本侵略军对武汉的进攻，一面也和日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周旋。8月下旬，蒋介石开始指导萧振瀛和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进行谈判。
萧振瀛（1886－1947），字仙阁，号彦超，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1935年任天津市市长。次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其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1937年抗战爆发，萧振瀛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总参议。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日本军部特务“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到达香港，萧振瀛与和知是“旧友”，因此受命与和知谈判。谈判中，和知提出总原则6条，其中有诱饵，也有新的侵略要求：1.停战协定成立之时，两国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以新的姿态，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前状况。2.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3.两国军事完全恢复战前原有状况后，以平等互助为原则，商订经济协定，以谋东亚经济全面的合作。4.两国谋国防上之联系，在共同防止共产主义目标下，商订军事协定。5.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6.两国在此次事变中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和知提出的《经济协定基本原则》共4条：1.本平等互助原则，尽先欢迎日本投资，如日本财力不逮，可向欧、美各国商借资本。2.资源与市场之紧密调整与提携。3.两国互惠关税之协定。4.战后复兴之合作。其《军事协定基本原则》共3条：1.中日两国共同防卫，共同作战。2.平时训练，得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向日方订购及补充器材。3.国防之联系。军事内容与情报之交换。①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②他在日记中明确写道：“对和知应拒绝。”“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③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会议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④此前，国民政府一直要求，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有第三国保证，但是，就在几天前，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捷克主权以绥靖纳粹德国，因此，汇报会议决定，可直接与日方谈判。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这一时期，蒋介石正在观察欧战的状况，认为如欧战不能即起，有机即和；如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须作战到底”。①
9月27日，萧振瀛、雷嗣尚与和知鹰二第一次会谈，首先告以军事协定不能签订。和知答称，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均在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后再办。事后，萧电蒋报告。蒋复电指示：“1.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2.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处被动地位，迁就不但无益，必受大害。如主动方面有诚意，我方不迁就，亦能成就也。3.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长途电话时，请通电话一次，以便随时接洽，恐逐日局势有变化，俾可随时洽商也。4.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欲望成者，实在对方也。此意须特别认识，并知我国至此，实毫无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5.一切言语态度，须十分稳重从容，万不可带有急忙之色。缓急先后，皆由其便。我方必须以无所为(谓)之态度处之，更不必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须知我方除此之外，并无再可商洽之事，即以此为最后之办法也。6.所写具体各件，切不可以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可也。”②
当日午后，萧振瀛等与和知第二次会谈。萧等向和知说明：1.中国方面，自孙总理至蒋委员长，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之认识与敬意，企求自存、共存，与日本共定东亚大计。日方苟有和平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2.日方尝强调东亚主义，以“东亚之事，东亚之人自了之”为内容，中国亦甚同情，但因弱国恐受强国欺凌之故，始终不愿直接交涉，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并保证，方能重建和平，但如日方确有诚意，尊重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之完整，则中国自当以最大诚意，与日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此事如能实现，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胜利、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3.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4.如果军事停止，一切恢复七七前状态后，中日两国诚意展开两国、两民族之全面合作，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5.中国自十六年清党以来，即站在坚决剿共立场，日方必有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断乎与中国国情不能相容。中国国内之防共，中国自能为之。6.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中国内政绝不干涉。中国人最恨者，为日、鲜浪人之贩毒，认为是灭种政策，必须切实取缔；中国最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7．中国不骗人，作敌彻底，作友也彻底，将来必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8．如果日方能以强国大国风度，照此做去，不问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即在日本极不利之环境下，中国亦必以最大诚意直接谈判，重建和平。①
2010年发过的热帖：
作者：杨天石
——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中日双方，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内部。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是，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不将这些情况研究清楚，就无法真正了解谈判全局，也无法了解蒋介石的真实对日意图。
精心指导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一度抬头，但蒋介石坚决拒和，力主坚持抗战国策。1938年3月13日，蒋介石专门在日记本中写了一段话：“中国对倭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故不惜任何牺牲，非达到此目的，终无战乱终止之期。”①但是，同年4月，中国军队在山东台儿庄取得胜利，蒋介石觉得中国有了和日本侵略者谈判的筹码，思想的天平开始倾向“和平”一端。4月9日日记云：“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②此后，日方有希望英国出面充当调人之意，而蒋介石也曾决定派张群使英，在当地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以便于英国从中斡旋并担保。①5月下旬，日本内阁局部改组，近卫首相以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企图借助他来抑制陆军。蒋介石看出宇垣将对华主和，准备利用宇垣，压制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但是，蒋介石也提醒自己，防备宇垣对中国内部实行“挑拨离间”。②日记云：“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③果然，宇垣上台后，即不断向中国摇晃橄榄枝。蒋介石则以“刚柔得宜”的政策相对应。④一面抵抗日本侵略军对武汉的进攻，一面也和日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周旋。8月下旬，蒋介石开始指导萧振瀛和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进行谈判。
萧振瀛（1886－1947），字仙阁，号彦超，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1935年任天津市市长。次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其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1937年抗战爆发，萧振瀛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总参议。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日本军部特务“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到达香港，萧振瀛与和知是“旧友”，因此受命与和知谈判。谈判中，和知提出总原则6条，其中有诱饵，也有新的侵略要求：1.停战协定成立之时，两国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以新的姿态，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前状况。2.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3.两国军事完全恢复战前原有状况后，以平等互助为原则，商订经济协定，以谋东亚经济全面的合作。4.两国谋国防上之联系，在共同防止共产主义目标下，商订军事协定。5.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6.两国在此次事变中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和知提出的《经济协定基本原则》共4条：1.本平等互助原则，尽先欢迎日本投资，如日本财力不逮，可向欧、美各国商借资本。2.资源与市场之紧密调整与提携。3.两国互惠关税之协定。4.战后复兴之合作。其《军事协定基本原则》共3条：1.中日两国共同防卫，共同作战。2.平时训练，得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向日方订购及补充器材。3.国防之联系。军事内容与情报之交换。①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②他在日记中明确写道：“对和知应拒绝。”“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③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会议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④此前，国民政府一直要求，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有第三国保证，但是，就在几天前，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捷克主权以绥靖纳粹德国，因此，汇报会议决定，可直接与日方谈判。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这一时期，蒋介石正在观察欧战的状况，认为如欧战不能即起，有机即和；如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须作战到底”。①
9月27日，萧振瀛、雷嗣尚与和知鹰二第一次会谈，首先告以军事协定不能签订。和知答称，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均在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后再办。事后，萧电蒋报告。蒋复电指示：“1.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2.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处被动地位，迁就不但无益，必受大害。如主动方面有诚意，我方不迁就，亦能成就也。3.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长途电话时，请通电话一次，以便随时接洽，恐逐日局势有变化，俾可随时洽商也。4.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欲望成者，实在对方也。此意须特别认识，并知我国至此，实毫无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5.一切言语态度，须十分稳重从容，万不可带有急忙之色。缓急先后，皆由其便。我方必须以无所为(谓)之态度处之，更不必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须知我方除此之外，并无再可商洽之事，即以此为最后之办法也。6.所写具体各件，切不可以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可也。”②
当日午后，萧振瀛等与和知第二次会谈。萧等向和知说明：1.中国方面，自孙总理至蒋委员长，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之认识与敬意，企求自存、共存，与日本共定东亚大计。日方苟有和平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2.日方尝强调东亚主义，以“东亚之事，东亚之人自了之”为内容，中国亦甚同情，但因弱国恐受强国欺凌之故，始终不愿直接交涉，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并保证，方能重建和平，但如日方确有诚意，尊重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之完整，则中国自当以最大诚意，与日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此事如能实现，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胜利、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3.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4.如果军事停止，一切恢复七七前状态后，中日两国诚意展开两国、两民族之全面合作，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5.中国自十六年清党以来，即站在坚决剿共立场，日方必有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断乎与中国国情不能相容。中国国内之防共，中国自能为之。6.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中国内政绝不干涉。中国人最恨者，为日、鲜浪人之贩毒，认为是灭种政策，必须切实取缔；中国最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7．中国不骗人，作敌彻底，作友也彻底，将来必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8．如果日方能以强国大国风度，照此做去，不问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即在日本极不利之环境下，中国亦必以最大诚意直接谈判，重建和平。①
2010年发过的热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