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历史舞台，说起来其实又是一个两个人的PK台。这个PK台上的焦点就是曾国藩。20世纪的两个历史巨人之间的PK，就是围绕着曾国藩这个人来展开的。这是小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幕后。
这两个20世纪历史巨人就是毛泽东、蒋介石，他们的一个很明显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对曾国藩充满了服膺、崇拜。
毛泽东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与曾国藩老家湘乡相距不过几十里。毛泽东的祖上有不少人参加过湘军，并且立有战功。在毛氏宗祠的神龛上还摆着一本《曾文正公家书》，可见，毛氏一家对曾国藩的崇拜之情。
毛泽东的外婆家也是在湘乡。他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湘乡人。毛泽东童年时期常住在外祖父家。毛泽东少年时期就是在湘乡东山学堂里度过了他的早年求学生涯。东山学堂就是曾国藩等人创办的。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起“没有东山学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长沙，如果走不到长沙，我就更不可能走向全国”。从中可见毛泽东对东山学堂和曾国藩等先贤充满了感念之情。
后来，毛泽东来到湖南一师，在这里，他碰上了一个名叫杨昌济的先生。这位老先生是一位大儒，他也是曾国藩的“粉丝”，一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把湖湘文化的道统这样描述：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
毛泽东现今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本读书笔记，叫《讲堂录》，内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有关曾国藩的语录，特别是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他们讲课时的提问、考试的题目，内中又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曾国藩。
毛泽东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
这就难怪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那么地高。“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独服”二字外，毛泽东在这里用“收拾”二字，表明了他对洪秀全的态度是极近鄙视的。
后来，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并没有改变多少，尽管他晚年又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这依然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褒扬，只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曾国藩了。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却要把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抬高到“农民革命”的高度呢？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蒋介石同样算得上是20世纪的一位历史巨人。他是完完全全把曾国藩奉为圣人的。蒋介石在分析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蒋介石还要求“我们高级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他认为：
“曾胡之所以成功，除上面所说能忍耐之外，就是在‘拙’与‘和’二字。曾文正公说：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白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相援。又说：‘功不独居，罪不推诿’，而能‘以平恕待人，和衷共济’，这就是‘和’的精神，能‘和’才能协同，能持久，能愈战愈强，转败为胜。‘拙’就是不取巧的意思，亦就是实而不虚，诚而不俘的意思。像曾文正公所说的：‘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苟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赴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胜，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即是此意。”
在军事上，蒋介石对曾国藩的治兵思想多有研究和借鉴，举个小小的例子，在第四次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蒋介石运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和曾国藩当年进攻太平天国所在的天京一样。
1924年蒋介石将《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
然而，同样推崇曾国藩，同样学习、借鉴曾国藩，为什么20世纪的这两个历史巨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呢？
这里，笔者不妨对他们进行一番比较。
第一，两人都是农家子弟出身，对民间疾苦都有深切的体会。
第二，两人其实都是一介书生，曾国藩38岁以礼部侍郎身份墨绌出山，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团练、建湘军，从此由一个文人摇身一变而为将帅，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历10年艰苦而剿灭内乱。毛泽东和曾国藩很相似，也是由一个文人，在多年的历练中，成长为一代杰出的军事领袖，多次挽狂澜于既倒，最后克成大功，打出一个新中国。两人的经历都很相似，曾国藩在江西吃尽了苦头，毛泽东在江西也是多番浮沉。
第三，两人的声望都是靠自己实打实干出来的。曾国藩组建湘军，并奉命出湘作战，只有一个空头侍郎名号，手里无职无权，军饷、兵员、武器弹药全靠自己募集；毛泽东组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更是白手起家，所赖仅仅只是一个主义一种信仰。两人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制于人。曾国藩当时只是朝廷任命的 92个团练大臣之一，而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了；毛泽东也不过是当时许多中央委员之一，在他的上面还有若干饱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钦差大臣”，而最终只有他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第四，两人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曾国藩自不用说了，毛泽东身上的传统文化色彩早有许多学者论及。二人又都对历史充满了热情，都善于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归结起来，二人又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第五，曾国藩与毛泽东都是对事业绝对忠诚的人，因而，都善于引用一班正人，聚集在曾国藩身边的诸如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是不贪钱、不居官、不要命之辈；围绕在毛泽东周围的诸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亦是有大节、顾大局、讲大义之人。
第六，曾国藩和毛泽东一样都不重权术，甚至都忌权术，他们靠的是自身道德修养来团结人，同时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的爱民思想可以说来源于曾国藩。
曾国藩率湘军在江西作战时，编了一首《爱民歌》，毛泽东在江西时，则借鉴曾国藩的这首《爱民歌》，打造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们非常熟知的毛泽东一副题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就来自于曾国藩的“日日向上”。
然而，再比较一下曾国藩与蒋介石，情形就大不一样。蒋介石无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者。毛泽东建国后，之所以把蒋介石的祖坟好好保护起来，就是看到蒋介石的故园情结，而其中更主要的是老蒋的风水崇拜。
蒋介石出身于浙江奉化一个普通盐商家庭，论家境，蒋介石、毛泽东、曾国藩都差不多，但从根子上讲，农耕文化背景和商业文化背景下的子弟，其实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有很多人看到，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其实看不出两人太多的相似点。因为儿童的天性是相似的，都有反抗或逆反心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真正能看出二人不同的，就是他们的性格，老蒋内向，老毛外向。老曾则介乎二者之间，内向兼有外向。
在成为统帅后，蒋介石似乎“继承”了曾国藩的一些特点。蒋和曾一样，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蒋介石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嬉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蒋介石“继承”的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由于蒋和孙一样，都属于商人家庭出身，因而，这个党代表的、所依赖的力量就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出身于农家子弟的毛泽东及其党，所代表和依赖的恰恰是社会的底层。而曾国藩身上并没有这种阶层意识或阶级意识。他似乎要兼顾这两者，或者说他可以毫不考虑这方面。
蒋介石和毛泽东、曾国藩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学军事出身的，而毛泽东、曾国藩都不曾学习过军事。因此，按道理，论打仗，毛和曾都不是蒋的对手。然而，蒋偏偏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权术，在军事指挥上恰恰不是后二者的对手。很多人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蒋喜欢“瞎指挥”，也就是千里之外的蒋，喜欢代替军长、师长甚至团长、营长来指挥。喜欢一竿子插到底，弄得手下将领不服从不行，一服从就打败仗。最后使得本来很好的战略部署，只要有蒋插手的，其结果都泡汤了。许多国民党的将领在回忆录中都批评过蒋的这种作法。这可能与蒋的多疑、敏感以及商人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毛和曾，虽然没有进过军事院校，却恰恰很注重军事战略部署，放手让部下去打，自己则往往能决胜千里之外。此外，最关键的是蒋重视威权统治，而毛和曾则似乎要民主得多。威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重权术。举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知道，蒋有一手得意之笔，那就是他做黄埔军校校长之时，曾经给部下奖励一把“中正剑”，这其实就是学曾国藩“腰刀赠部下”。这一招很是奏效，很多获得“中正剑”的部将，都终生引以为荣，并发誓“不成功，便成仁”，这些人日后见了蒋，都不称委员长，而叫校长，以显示他们的关系亲近。但后来，这些中的许多人都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为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蒋介石“错把权术当艺术”了。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更重视曾国藩的“大本大源”。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认为：“天下亦大矣。社会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在他心目中，曾国藩就是这种具有大本大源之人：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树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他又把人才分为两种，“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能够看到曾国藩之办事与传教这一根本，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两人在同一历史舞台上PK而导致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所在。（摘自：《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转载：深圳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