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
我在1973年回台任清华大学（指台湾“清华大学”，下同——编者注）理学院院长，1998年退休，但我和清华的渊源却更早。1949年北平解放前，当时的校长梅贻琦带着学校大印，乘蒋介石特派的最后一班专机逃出围城，后来移居美国。1950年以后，拜朝鲜战争之赐，蒋在台湾立定了脚跟，又想起要造原子弹，此处用一个“又”字，是有典故的。1945年两颗原子弹逼降日本，蒋觉得真要跻身四强，也必须加入原子俱乐部，召集了吴大猷等几位学者，商议造弹之道，吴说造弹必先造人，没有人造不出弹来。蒋纳其议，遂用原定造弹的经费选送一批年青才俊到美国去学造弹之道。当然先从声光电化开始，物理方面，就由吴大猷负责，他选了李政道、朱光亚二人，后来，两人中留在美国的得了诺贝尔奖，回来的也确实帮中国造出了原子弹。
1955年前后，蒋得到情报，大陆已在进行造弹，乃积极规划也在台湾造弹，他还深深记得造弹必先造人的话，想起流寓美国的梅贻琦，就请他回来主持，在1956年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同时清华也正式在台“复校”，这是台湾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许多大陆学界人士随同流亡来台，但一律不准复校，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经费关系，更主要的是因为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吃足了学生运动之苦，闻虎色变，风雨飘摇之际，大学之道当然只好以后再说。但“保国必要造弹，造弹必先复校”，此话道理或许欠通，但说来冠冕堂皇，何况是层峰交待的，因此“复校”一请就准，而且一准就是“大学”，这也是破例。当时“复校”审查极严，1960年以后，交大中大也相继“复校”，但只能成立“院”，交大是工学院，中大是理学院，直到1970年代才能称校。
在申请复校的公文上，梅贻琦盖了个“国立清华大学”的大印，此大印据说是北伐胜利后，清华从洋学堂收归国办时国民政府颁发的，而且梅贻琦做大学校长已数十年，总不能现在再要他降一级做院长，在十分为难的情形下，“教育部”只好准许只有一个研究所十八个学生的清华“复校”成为大学。
四十年后，这颗大印又派上了用场。 1995年，那时已是校长的我率了台湾清华的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到北京清华访问，并签订合作交流协议。这是一件大事，我先做了一番准备，北京清华的规模和学生人数都比台湾清华多上一倍半，而且“天下状元，半入清华”，是大陆一等一的名校。虽云回母校必会受到殷勤接待，但总不能太比了下去。于是预为准备，两校正式来往函件概用上当年大印，又制作一卷介绍新竹清华的录像带，一开始就是校徽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又以校歌配音：“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和大印一起带去北京，在第一天有老教授老校友参加的正式聚会上拿出来放映。“文革”期间，北京清华原来的校歌校徽都被废了，那时还没有恢复，许多老教授老校友都已二三十年没听过校歌了，乍然听到，“此日中堂闻旧音，何人不起故校情”，当然激动得很，录像带一开始不久，就听见座中有惊呼“老校歌”的声音，后来还有跟着哼的，录像带放完，该我报告介绍台湾清华，我把报告精简了些，最后留三分钟把录像带的开首再放一遍。
这次聚会两岸初晤，气氛非常非常之好，真个是历尽劫波兄弟情更浓，后来的协议当然也很顺利，签字就签了四份，两份简体字，两份繁体字，两份新竹（台湾）清华在前，两份北京清华在前，真正的对等互惠。最实惠的是庚款事也解决了。清华创校原仗庚子赔款，后来支持放洋留学，培育了许多人才，在台“复校”，也赖此款挹补，以后就一直归校长专用，称为校款。校款原来是只准动用利息的，但在1949年后，几番转换，到我任校长时，到手的只剩笺笺之数了。但笺笺之数还是数，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款亦将转手的传言不断，一度（台湾）政府还指派专人负责“护款”。但两校自己却因无直接交往，从未谈起过。 1993年在香港的一个大学会议，我首次遇见北京清华的王大中校长，他问起此事，我想终于来了！乃坦诚相告，此款现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一个委员会保管，我管不着，等我弄清楚了我们再好好谈。以后又有一两次晤面，他又提到此事。此次赴京，我想此问题总要面对，乃想好了腹案，但到了北京，一直地忙，王校长倒也没提起此事，直到签完合作协议，中间有一条专谈两校师生交流的事，仪式结束后，觥筹交错互相恭贺间，我指着这条说：“校款就用来支持这项活动怎样？”王校长是解人，颔首会心一笑，那棘手的庚款问题就此解决。当然，王事先也早打听清楚，庚款余额确已无多，而保管委员们却都是耄耋长者（吴大猷是主任委员），这种麻烦不惹也罢。
回首前事，转瞬十年过去了，应该“坦白”一下：那颗大印不是原装货。和北京交流前，我曾着人寻找原来大印，但早不知踪影，好在旧日文件都在，乃仿制了一颗，可以乱真，说是梅校长用过的大印，也是培养气氛，请王校长老校友多多见谅。不过校款确已是笺笺之数，今暑（2004 年）两校师生交流，还靠它贴补。在中国教育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庚款（出自八国联军赔款，是国耻之款），始于（太平洋）两岸之游学，终于（台海）两岸的游学，也可算是善尽其用。
且说1956年清大在台“复校”，全校有校长一人，专任教职员四人，研究生十八人。教职员工包括教授吴大猷——知名学者，助教沈君山——台湾大学六年级生，主任秘书及工友共四名。
怎么会有一个大六的学生来做研究生的助教？原来我在台大读了四年级，去受军训一年，回来发觉必修的德文没有及格，只好留校一年，做个六年级生专修德文。那时我在台大已是位“名学生”，名学生有多种，有的功课特佳，有的犯上作乱，我一概不是，是个不太用功、功课却还不错的逍遥派，特点是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帮学校赢得许多奖牌，其中之一还麻烦胡适帮我平反，是我大学生活最记得的一事，虽在《浮生三记》中追述过，此处还忍不住再说一遍。
大四那年，我代表台大参加高级别的桥牌比赛，抱回一个大奖杯。
父亲自小家境清贫，苦学出身，日常训诫，总希望子女能勤奋向学，却不知如此反引起正处于成长期的儿子的反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什么都拿奖，惟有功课不拿奖，父亲看我这次又抱了个桥牌奖杯回来，乃置之厕所，让我晨昏面对，好好反省。不料有一天，当时台大的校长钱思亮来我家做客，看到学校的奖杯放在厕所，诧异地询问父亲缘由，父亲反数落他一番：“做大学校长，不好好教学生读书，却去打牌，是怎么回事？”父亲较钱校长年长，校长不便反驳，心中却不服气，恰好那时胡适自美返台，寄居钱寓，钱把此事跟胡适说了，胡适安慰校长说不妨，他会找机会帮我们平反。
不久，胡适应邀来我家便餐（他和父亲原是康奈尔大学同学），陪客都是很熟的朋友，父亲叫我也在末座坐了。酒过三巡，谈谈就谈到桥牌奖杯的事，胡先生先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美国年轻人求职，因为在校课外活动表现好，反被赏识，胜过了功课好的，被录取了。然后就说现代教育是要多元化，参加课外活动是好事等等，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满座皆颔首称是，父亲亦无话可说。客人去后，父亲就叫我把奖杯搬回客厅，那蒙尘已久的银杯终于见天日了。
奖杯主人的得意就更不同了，四处地说，说胡适到我家来了次机会教育，这话后来当然也传到胡适那儿，他想想扫了老友在儿子面前的面子，过意不去，乃送了我们一幅字：“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这幅字的后面两句是胡适的名言，海内外传诵已久，但在此加上“从今后”三字，却有告诫我的意思。它至今还挂在我的客厅，已近五十年了。
这个故事后来也传到梅贻琦那儿，那时学校初创，他需要一位助手，也要帮即将返国的吴大猷找一位助教，当然要学物理的，他想起我，就找我去谈话。
梅贻琦是一个不多话的人，只讲了几句话，约略告诉我工作的性质，提起桥牌奖杯的事，他说：“吴先生也是喜欢玩桥牌的。”这就引起了我一大番议论，把胡适之自由主义多元教育的意思，大大加油加酱地发挥了一番。校长只微笑不作声地听，后来就录取了。让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做了一年三个月研究所的助教，到出国为止。
这一年多我跟在梅、吴两位身边，真是受益终生。其经过在《浮生三记》中已有所述，此处就不赘述了。当时梅校长是否慧眼先知，是否在为四十年后的台湾清华培养一位校长，只好猜测，但1996年台北月涵堂（当年他办公居住的地方）翻修，我为他立了一个铜像，下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八个字，我想应是对梅校长最恰当的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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