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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到共青团中央工作起，我就对他发生了兴趣。他身上有一些他那个层次上的老干部所缺少的东西。他勤奋好学，竭力使自己能够博古通今：他爱思考，富于创造精神;他也重感情，有较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靠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不是靠资格老、地位高而获得我们这些人的尊敬。
他正好比我年长十岁，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交往，但奇怪得很，三十几年来在几个重要时刻，他对于我的命运都发生过重要影响，而最后，我俩又几乎同时遭到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和廿四日相继传出胡耀邦倒台和开除刘宾雁的这两则新闻，都曾震动过中国和海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打倒的若不是这两个人，它给中国人带来的幻灭与失望，它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造成的损害或许就会轻多了。
一九五三年胡耀邦到共青团中央担任书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共青团工作开始突破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时期沿袭下来的严肃、刻板的传统作风。胡耀邦个人性情与作风中的特色——大胆泼辣，勇于进取和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感染了整个共青团工作。“青年突击队”、“共青团监督岗”等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共青团更多地关心青年的生活和学习，而不是一味跟随基层党委抓运动、搞生产，文化娱乐活动也增加了。
我从《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一年创刊起，就提倡在报纸上开展公开批评，始终得不到支持。一九五六年胡耀邦提出“大表扬，大批评”的方针，这才使批评真正合法化。在他的支持之下，这一年《中国青年报》开始办“辣椒”副刊，使讽刺性批评第一次在国内的报纸上集中出现，受到全国热烈的欢迎。
但是胡耀邦毕竟不能摆脱强大的传统与体制的制约，他不能不迁就来自中央和各省高级领导层的要求。“辣椒”创刊不久就遭到一些上、中层官员的强烈指责，于是“辣椒”不得不节节后退，变得越来越温和了。一位读者画了一幅漫画：一个买菜的人问卖菜的人：有没有不辣的辣椒?回答是：有，到《中国青年报》上去找!胡耀邦能保住“辣椒”不致停刊，却无力使它辣起来。
这年秋天我到湖南采访，写了一篇批评湖南省委的稿件，发到《中国青年报》的内参上。我批评那个省委的院子大得惊人，办公楼越建越多，而坐在里面办公的人对于下面情况的了解却越来越少，问他们许多有关工业的问题都答不上来。令我意外的是不久就听到胡耀邦对这篇稿件的严厉批评。我相信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湖南省委书记提出抗议的结果。
他本人的意识和审美趣味中，也有一些战争时期生活带来的局限。他刚来团中央不久，《中国青年报》上刊载了我翻译的一首写一个远征到欧洲的苏联战士思乡的抒情歌曲，不久，听到胡耀邦指责这首歌是“靡靡之音”，我很惊讶。后来他还对另一些抒情歌曲作过同样的评价。我想：他大概除了进行曲以外，别的都看不上眼。
胡耀邦真正表现出他的本色，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前后。
六月初我从上海归来不久，反右派运动刚刚开始，胡耀邦到《中国青年报》听取人们对于团中央和他本人的批评。天气很热，二楼会议室坐得满满的，还有很多人聚集在两个门外边。这些人中，大约除了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以外，谁还都不知道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谋略，故发言还很踊跃，并且有些还相当激烈。
我坐在拥挤的人群之中。“我讲不讲呢?”心中有些犹豫，因为我已觉察到形势有些不妙，并且预感到自身安全已受到一些威胁。坐在我旁边的几位同志一再怂恿我讲，我便按捺不住了，于是站立起来。我先是根据我年初以来在几个省份的观察陈述了党内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之严重以及群众中日益增强的不满，指出这种情况孕育着的危险，继之又表明了我对于这场反右派运动的忧虑和不理解。我说：
“前一段的鸣放，我以为基本上是健康的，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沉闷局面，人们敢说真话了。政治积极性高涨，心情也比较舒畅了。我担心，中央会把批评带来的危险估计过高，而对于官僚主义和特权终将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估计不足。我担心群众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
整个会场屏息而听。胡耀邦也始终看着我。这个会议室里全是我相处多年的同志，我知道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显然，正如我近两年来的作品和言论得到他们的同情并感染了他们一样，我这时讲话中愈益激烈的情绪也在他们心中唤起共鸣。虽然没有一个人鼓掌，但我完全能够体验到他们的赞同。于是，我的情绪更加激昂起来，把批评的矛头向胡耀邦指去了：
“你们不了解群众。耀邦同志，你住在深宅大院里，知道老百姓一个月吃几两油吗?你知道猪肉和鸡蛋涨到多少钱一斤了吗?你不知道。你们也不了解我们，老是不放心，怕知识分子造反。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种动乱，我是不会上街反对共产党的。但是我也不会跟在工人后面盲目地只喊共产党万岁!......” 这最后一句话，表达了我对于当时报纸宣传的反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之后刊载了不少工人表示向共产党效忠和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来信，我知道那是官方组织来的，向知识分子施加压力。
当我结束发言坐下来时，我仔细看了看胡耀邦，见他面有愠色，“我触怒了他，”我想，“但是，随他去吧!”不过二十几年后，忆起当时情景时，又觉得胡耀邦面色严峻也可能出于另一种原因。那时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预谋，而据说他还曾想过保护我的。听了我的发言，他会不会是觉得这样一来我的右派命运已难改变因而不悦呢?
下一次见面，已经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我的命运已定，准备下乡劳动改造的时候。胡耀邦把团中央系统几名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右派分子找到团中央小会议室去，接见我们。他待我们的态度和以前一样，仍然以“同志”相称。这时我们这些人最关心的是前程问题，心情都是灰溜溜的。胡耀邦主要就是谈这一点，反复地说只要改正错误，将来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千万不要灰心，也不要有怨气。他似乎有意表示，他并不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反党分子，是敌对分子。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他特别提到我，说：“比如刘宾雁，就是骄傲了嘛，尾巴翘得太高了嘛。”
这时，我尽管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对于定为敌人，始终没有想通。胡耀邦这一句话，明白地透露他并不认为我是人民公敌，这对我是一个安慰。
从此就未再见到他，足足阔别了九年。
但是却断断续续听到他在反右期间曾竭力缩小打击范围。他在欧洲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到新疆的乌鲁木齐，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团中央的罗毅，问他已经打了多少右派，罗毅说一百多个，胡耀邦叫他立即剎车，待他回来再议。(和前面重复)《中国青年报》打了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人员的百分之十五，同其它新闻单位相比是低的。各省市的报社、电台，这个比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不在少数。大家都认为：若不是胡耀邦干预，《中国青年报》右派的数额要翻上一番还不止。他曾竭力保护过几个人。我们的社长、总编辑张黎群，性格与胡相近，思想解放，一九五六年以后对于使《中国青年报》的“自由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鸣放”期间，他在新闻座谈会上发言，批评党报办成了传声筒、布告牌，意见很尖锐，并在一些报纸的头版报导过。仅凭这后一条，他也难逃右派命运了。胡耀邦亲自到邓小平面前为他说情，他才能幸免于难。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和《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一九五六年都曾大力鼓吹过应学习南斯拉夫的经验，把共青团办成真正青年自己的组织，增强它的独立性，去掉官气和衙门作风。反右运动时中共已把南斯拉夫的党视为“修正主义”党，很多青年人只因说了铁托一句好话便被打成右派。胡耀邦费了大力，项南终究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留党察看二年，降了三级。胡耀邦保钟沛璋保了一年，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夏召开团中央全会时，几个团省委的书记又揪住钟不放。钟终于未能逃脱，成为右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冬季的一天，我和胡耀邦又见面了，想不到竟是在这样一种场面之下：红卫兵把他弄到《中国青年报》来，又把我从编辑部楼上揪到院中，让我俩迎着大门站在一幢红楼前面。大约是匆忙中欠缺准备，没有给我们脖子上挂牌子，却拿来两张长长的白纸条，让我们各自写上自己的罪名，高举起来。我不肯写，他们帮我写了，好像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我在这场批斗会中，始终没有看胡耀邦一眼——因为对于他或对于我，都是过于难堪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胡耀邦手里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
斗争会的主题是：批判胡耀邦一九五七年包庇右派分子刘宾雁。罪证是毛泽东关于刘宾雁的文章《上海在沉思中》的那条批语——即“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要把事情搞乱”，胡耀邦当年为什么压了下来，不向团中央系统的工作人员传达?
逼我交代时，我说胡耀邦没有包庇过我，我受到的惩罚并不轻，为了证明他未曾包庇我，记得我还举出过一件事证明胡对我是并不留情的——现在不记得了。乱哄哄中，我没有听到胡耀邦是怎样为他自己辩解的。
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和胡耀邦同在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劳动，同是审查对象。我们在大路上迎面相遇过两次，默默对视，没有说话。在那种情况下，也是不能说话的。
他回北京较早。他在京赋闲期间，很多老部下，北京的和外地的，都常去他的寓所看他。我却始终没有去，但内心里是关注着他的。那时来北京上访的寃假错案受害者，常有人找上他的家门。警卫人员起先阻挡，经胡叮嘱，什么人都可以长驱直入了。传说他还爱和青年人在一起，每当他长子胡德平和朋友们相聚闲谈时，他常坐在一旁吸着烟，颇有兴味地听着，说到可笑的事，他便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一九七九年以后，命运又把胡耀邦和我连在了一起。这一年年初我的右派问题能够平反，无疑是胡耀邦对《中国青年报》作了指示的结果。年底，第四届文代会闭幕的宴会上，很多人去给胡耀邦敬酒，我也去了。我问他：“我送给您的书，收到了吗?”他连连说“收到了，收到了。”从他的神色看，他很谨慎。我知道当时政局还很复杂，我的《人妖之间》和这次大会上的讲话，又引起高层人士的非议，他大概不愿意被人看到我们之间有较近的关系。
我赠他的那本书是由我编辑、并有三分之一的文章由我从几种语言翻译过来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我从中得到不少启示。我相信胡耀邦也会喜欢它的。
后来中国政局的发展，竟使我和胡耀邦这种关系固定下来：由于我招来越来越多上层人物的反感，被目为“自由化”分子，胡耀邦的处境也始终困难，地位常常不稳，并且被老人帮视为我的“后台”，因而我也就越发不便于去和他接触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一位政治局委员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你不去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邀请)，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就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胡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
早在一九七九年春季，反对胡耀邦的人已经行动起来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个举动，就是在林希翎问题上对胡的抵制。林希翎一九五七年是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班的学生，是当时北京各大学学生中站出来批评共产党和教条主义的最活跃的一员。那个夏天，胡耀邦曾请她到家中长谈六个小时。据说胡还把他的秘书介绍给林，成全他们的婚事。就在这对青年人准备结婚的时候，两人先后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后来林希翎被关到监牢长达十五年之久，若不是毛泽东忽然想起和问起她，还要继续坐下去。出狱后她回到浙江省家乡的县份，已是四十岁出头的人了，在一家小工厂当起学徒工来。一九七九年她到北京要求平反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给胡耀邦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我认为她不应该这样写，因为它会使胡伤心，而胡又从未伤害过她。想不到胡耀邦并不介意，还批示道：“我看还是以改正为有利”。胡先后批示过三次，主张给林希翎平反。而党内那些对于右派平反和对于胡耀邦本人都抱敌意的人，就拚命抵制，胡越是主张给林平反，他们就越是不肯。单是人民大学党委中那些“左”派(当年把林希翎打成右派的人仍然健在和掌权)，显然是没有这大胆量和那大力量的。
那个一九八O年初在胡耀邦面前造谣攻击我，一个月以后又跑到《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面前对我造谣中伤的中组部副部长，我和他素无宿怨，显然他整我的目的也是打“隔山炮”，意在攻击胡耀邦和他那种给右派平反的坚决性。
一九八二年六月，在一次会议上，辽宁省省委书记郭峰当众向胡耀邦递交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的翻印本，说：“刘宾雁这篇文章里很多都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这时也站立起来，对胡耀邦说：“他的《人妖之间》也是一样，有很多失实!”两位“诸侯”同时谴责我(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胡耀邦觉得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于是就写了很长一段批示。我猜想，他遇到这种困难局面肯定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不能无视省委书记这样高层领导干部的意见，必须站在他们一边说些指责我的话：同时，根据他对我本人和我的作品及其所起的作用之了解，他又不能完全听信省委大员们的指责，还必须为我说几句话。我猜想，这段文字是他费了很多心思写出来的。他的意见，写在给两位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和《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的信里。
“刘宾雁同志这篇文章，是辽宁郭峰同志在座谈会时当面交给我的。交的时候，他当着各省市书记的面声言，刘在文章中所引举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实，省委也不同意刘在文章中有关辽宁工作的一些评论。
黑龙江杨易辰同志接着说，刘的《人妖之间》一文许多地方也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对这篇作品得奖感到很不理解。
由于他们的意见，我把刘今年一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抨击一个省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特写。一个作家可不可以、有没有权揭露党内黑暗呢?当然可以，当然有权。但写出来送给谁，是送给有关党委、或哪个人还是径直送给哪个报刊公开发表，这就要从有没有利于问题确实得到正确的解决来考虑。
一个报刊能不能径直发表抨击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虑：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需要加以核实，需要向该地党委和当事人加以核实，使自己发表的东西真正经得起检验。
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说，我们对拨乱反正是坚决不动摇的，谁也不能夸口说，拨乱反正能够比党中央更坚决。但拨乱反正不能乱拨一气，而且不能稍有疏忽。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说得不客气一点，有点过于自信。
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志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我完全理解胡耀邦的苦境，所以对于他的“有的人过于自信”等批评，未提出异议。但对于所谓的“情绪”问题，我觉得需要澄清。这是保守派人物常常投向前右派分子作家或记者的攻讦：看，他们热衷于揭共产党的丑，是因为他们念念不忘共产党过去整过他们，肚子里有一股怨气，是对共产党复仇!我在给胡的信中写道：
“对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我早巳想通了。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不是毛泽东，也会有另一个人来完成它。所以无论对于毛主席、当年直接把我定为右派的人或共产党，我都不抱埋怨情绪。
“有没有情绪呢?有的，那是另一种情绪：当我听到看到党内为谋求私利而结党为恶、违法乱纪、巧取豪夺之辈践踏国法党纪、残害无辜一类行径时，我常情不自禁地要去干预，恨不得立即把这些丑人丑事公之于众。我的心情可能有些偏激，工作方法可能失于粗糙。这才是我的问题。”
胡耀邦看了这封信，比较满意，想给我以鼓励。但是他并不写信给我，却把信写给周扬和贺敬之，再由他们把这信转给我看。他并不是不给文人写私人信件的，给诗人臧克家写过，给哲学家郭罗基也写过。从对我的这种分外谨慎的态度中，既可以看到我在上边一些人眼中已是一个危险人物，也能看出胡耀邦地位的软弱，他必须小心翼翼地提防他的对手，不授人以柄。
不断听说我已被列入中央宣传部掌握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从种种迹象看来，大约是一九八一年那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前后就有了这么一张名单，我已名列其中了。
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即批判白桦运动的那个秋天，大约是胡耀邦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九月廿五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我坐在主席台上，胡耀邦在离我十几米处发表讲话。我可以清楚看到坐在前几排的由国外请来的研究鲁迅的专家，我的朋友李欧梵也端坐在那里。我有些心不在焉，没有认真听胡耀邦讲些什么。忽然，我从那些外国专家的面孔上见到惊愕和紧张的神色。我赶忙细听胡的讲话，并从我面前那本讲稿中追寻他方才讲了些什么。我也吃了一惊，原来关于中国作家，他讲了这样一些话：“......还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骨子里从来就是仇恨新中国，仇恨社会主义，仇恨我们的党，如同鲁迅所说的......是化了装从背后捅刀子的人。......对这种人的反革命罪行，必须绳之以法。”
文艺界有这种人吗?怎能用这种词句呢?况且，这是纪念鲁迅的大会呀，怎么在这个场合攻击和威胁作家、艺术家呢?散会时，我见匆匆离去的周扬和贺敬之面色都很难看，他们大约也没有料到胡会讲这些话。他们一定是把这看作对于文艺界又要开刀的不祥信号了。各国专家们反应也很糟糕。他们本来就很不满意：从老远地方把他们请来，却连纪念鲁迅的学术报告会都不许参加!多请些外宾来，本来是周扬的主意。形势骤变，他的权力立即缩小，不能主事了。
胡耀邦一定是估计到这次讲话必定会造成很坏的效果，所以当天下午又把文艺界的几位首脑人物请到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特地解释了一下：这个讲稿经过一些中央领导人修改，不代表他的本意。
四个月前，邓小平谈批白桦的《苦恋》问题时点了几个人的名，其中有三位是理论家，都是一九七九年以来为给邓在三中全会上制定的新路线提供理论依据和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做出了贡献的。哲学家郭罗基是比较年轻的一位，曾和胡耀邦通过信，胡赞赏他的文章，据说还帮他修改过。但郭几年来的言论已引起“左”派的不满。一九八一年以后他再也不能发表文章了，邓小平还决定他必须调离北京。他没有走，两年以后又重申这个命令，他才不得不到南京大学去任教。为什么非让他离开北京不可呢?只能有一个理由：使他同胡耀邦脱离接触，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响胡耀邦。
胡耀邦很少能保护住他应该保护的人。郭罗基之后，又有一位曾给胡当过助手的阮铭被搞掉，他的下场更惨——开除党籍，通知各家报刊不得发表他文章。据我所知，胡是主张成立调查组查清阮铭的问题的，但还不等调查组成立，陈云的一个批示下来了：开除党籍!胡耀邦毫无办法。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王若水又失去了职务。著名理论家李洪林被免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职务，也很长时间不能发表作品。
一九八四年秋，我写陕西省一个案件的文章引起一场大风波，竟闹得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一个多月不得安宁，以致胡不得不出面批评我。他的话是：“刘宾雁没有接受一九五七年的教训。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记者，去当作家吧。”在《人民日报》传达之后，编辑部一片哗然：“谁应该接受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不是党中央吗?难道要被迫害二十几年的‘右派’来接受教训?”
可能是后来胡耀邦的地位又有所改善，我也就没有离开《人民日报》。一年以后，又提出我不要作记者的问题，也未实施。
一九八五年二月胡耀邦不听劝阻，断然发表了《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使很多人感到失望。我见到他儿子胡德平，问他：“那分明不是他本人历来的观点，为什么要发表呢?”胡德平默然不语。我断定胡耀邦又遇到麻烦了，多半是年初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创作自由”问题惹起高层一些老人的强烈不满，胡才不得不以这次讲话缓和对方的攻势。
然而这一次的让步却未免太过分了。我和我的朋友们这几年对于胡耀邦处境之艰难是了解的，因而能够谅解他不时做出的退让，但是一九八五年以后他节节后退，直至一九八六年夏季已经作出决定“十三大”后他必须下台，他仍一味迁就，就显得过于软弱了。
很可能，我对于他不断受到的攻击、威胁和牵制，对于上层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仍然估计不足。但胡耀邦本人性格中的弱点，显然也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胡耀邦在上海视察时最后一次谈到我。一定是上海市委领导人就我刚刚发表的报告文学《未完成的埋葬》(揭露上海市高局等院校中“左”派势力)向胡倾诉了不满，才引起这个话题。胡耀邦说：“刘宾雁的作品，我每篇都看。听说有三篇文章失实。十一月中旬写黑龙江的这一篇，又有人指责说又失实。我让人去了解一下，果然又失实了。”
向谁了解呢?多半是向黑龙江省纪委。而我的那篇报导就是揭露这个省纪委书记的儿子的。向中纪委了解吗?中纪委早己听信那位书记的指控，向《人民日报》指责我“失实”了。
在胡耀邦已经下台、我也被开除党籍之后的半年，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十九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胡耀邦的检讨。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刘宾雁过去曾在团中央工作。他给我写过几封信，我没有见他。这个人右派立场根本没有转变。我多次对《人民日报》打招呼，说这个人不能当记者。”
这几句话在海内外传开，造成对于胡耀邦很不利的影响，我相信这些话是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的，我能够谅解他。果然，几个月后我的一位友人和胡的一位亲人都向我传话：那段话是胡在一九八七年被迫辞职前受到极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不慎说出的，并无加害于我之意。看来事后他也很懊悔。据传，一九八七年十月，在中共“十三大”主席团会议上，胡耀邦就此向一个大人物发问：当把我讲话的录音稿送我看时，那时我删掉了这些话，你为什么在十九号文件上又恢复了?那位大人物被问得张口结舌，十分狼狈。在胡耀邦已经下台、我也被开除出党之后仍然采取这种落井下石的恶劣手段败坏人的声誉，是非常卑鄙的。不过那个大人物也很快就得到了报应：他在“十三大”上接连两次落选，他失去的选票有一部分是与人们获悉他这一次不光彩的举动有关的。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辞职的消息公布后，我不断听到各地传来人们为此不平的稍息：他的声望不但未因此而下降，反而升高了。当时我曾对友人们说过：“看吧，他们到一定时候可能把胡耀邦的检讨抛出来，败坏他的声誉。”以我对胡耀邦的了解，我猜想他在检讨中一定会说过头话，而这就必定损害他的威望。果然不幸被我言中了。
从胡耀邦这段话里不难看到：在导致他下台的各种因素里，必定有一种是他对于我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他何必说到我，并且还说得那么重呢?这就证实了一九八五年那位政治局委员对我讲的话属实：胡耀邦的对手(也是我的对手)确是把他看作了我的后台。强加于我的所有罪名，同时就成了胡耀邦的罪状。我确曾写过几封信给他，但大部是为了几起冤案，附有我们的调查，他都认真看了并作了批示。但我从没有求见之意：我若真想见他，料他也不会拒绝。至于几次不让我作记者，事情是有的，但他的意图是为了减少我的报导给他造成的麻烦，也可能还有使我不致因激怒某些人而遭不测之意，完全不是由于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
胡耀邦被一些人视为异类，是不足奇的。他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最尊重知识分子的一个。那些人中真正关心文学艺术和主张给艺术家以更多自由的，也是胡耀邦。《人民日报》是在他的支持之下，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O年才有了更多的新闻自由。而根本的一点，则是由于胡耀邦在那些人中是最坚决主张把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进行到底的人。他的政治文化视野最开阔，最同情人民的苦难以及他和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牵连较少(对于反右派运动他实际上是抵制的：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他本人则是一个受害者)，是把他与其它领导人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
我知道我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给胡耀邦带来麻烦，他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着我，每次给我以保护，不然我是不可能继续写作到一九八七年的。他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我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与有志于改革的人一样，对胡耀邦寄予极大的信赖与期望。胡耀邦的安危，成为我们关注中国政局动向的中心。一九八一年对《苦恋》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一九八二年秋党的“十二大”前夕《解放军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同时发表的那篇奇怪的文章(作者是《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文中不指名地批评胡耀邦等主持宣传工作的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自由化”的泛滥负有责任)以及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最终目标都是要搞掉胡耀邦。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常为胡耀邦的安全揑着一把汗。
胡耀邦个人品质上的优点，特别是他待人过于宽厚，又无防人之心，以及不玩弄权术，不幸在政治角逐场上都成了他的弱点。他的缺点——感情易于冲动，有时在决策和言论上失于轻率，而在另一些时候又欠坚定和果断，以及他不善于识人，以致势单力薄，则是导致他失败的另一些内在原因。但从根本上说，他的悲剧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他不幸早生了十年。
因而，我们就既为胡耀邦不得不常常退让，甚至被迫说违心之言感到失望，同时也能有所了解(谅解)。
胡耀邦在我的问题上，从一九八O年初到一九八六年年底曾四次在党内表示他的态度。对照他一九八O年一月和一九八四年九月的两次讲话，已能看出他的处境是明显地恶化了。一九八一年九月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表露的对待文学界和作家的评价，明显地与他历来的和以后的态度相反，这时他的地位一定很不稳固。这次讲话的调子也印证了同年夏季一位政府大员在欧洲对中国留学生透露的那个情况，即十月份即将开始一次新的反右派运动。
接下来，便是胡耀邦的辞职和我的开除出党。从朋友那里传来的消息说，他仍在关心着我。我想象着他胸中激荡不已的心潮，不禁为他扼腕叹息。
在胡耀邦那种资历的高层干部中，像他那样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保持清醒、有所抵制，因而手上没有沾染脏东西的人，为数很少。这就是他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所以能在给99%以上的右派平反中那样勇敢和坚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显然，他因此也必然招来党内各个层次上为数甚多的反对纠正那起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大冤案的干部们的不满。一九七八年那场为纠正毛泽东错误路线作舆论准备的全国范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也是胡耀邦起了主导作用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题目相同的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胡耀邦亲自修改，先在胡任校长的中央党校的刊物上刊载的。胡耀邦又是最热衷于平反寃假错案、惩办腐败官员和纠正党的不正之风的人。他对整党和惩办高干子弟犯罪分子过于认真，是他直接激怒某些老人，使他们最后决定除掉他的一个因素。
胡耀邦对人民有深厚感情，体念人民疾苦，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正义感很强，嫉恶如仇。他尊重文化，酷爱学习与思考，敏于接受国外新思潮和倾听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声。他天性直率，待人宽厚，不搞阴谋诡计。因而，他是最坚决、最勇敢的改革派。这些特质，鲜为他那个层次的人所具有，在中国的官场上，都成为胡耀邦的弱点。他不善识人，在起用的人中很少是真正与他肝胆相照、在中国的改革大业中能与他荣辱与共的人。他作出决断时有时失于轻率，有时求成过急，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又缺乏时机所允许和所需要的果断。
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胡耀邦的失败。戈尔巴契夫比他幸运得多，他主持朝政时，斯大林已死去三十二年。斯大林时代的当权者除葛罗米柯外全部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则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局面。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清晨，我在纽约的泛美饭店刚刚起床，《中国时报》驻纽约记者杜念中先生忽然闯进我的房间告诉我：“胡耀邦去世了!”
我愕然良久。尽管昨天在《美洲华侨日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胡耀邦病危的报导，但我仍然不相信他会死去，更想不到这个噩耗会来得这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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