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下台的意识形态背景(4)

来源: 999朵玫瑰于 2009-05-30 10:11:1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6096 bytes)

宗教的东西，（否则）很危险啊！”（上，212）“文革”结束以后，他在理论方面的勇气和才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对几十年来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他是中共党内最早起来批判“两个凡是”的人。“两个凡是”的标准文本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来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是，“两个凡是”的主张早就出台了，胡耀邦看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1977年1月1日、2日，连续两天，他和来访的朋友谈话时，就进行了批判。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他说，我才不干哪！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上，38）

“文革”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压倒一切的口号，多少坑国害民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口号下进行的。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要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搞法西斯专政。对于“四人帮”的罪孽，他也不纠缠于什么左呀、右呀、形左实右呀，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有“两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论搞乱了；二是恐怖政策，大办两个“工厂”，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上，31）这就把他们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专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来了。

他对赫鲁晓夫和中共“九评”的看法，也比较客观，而不再重复过去的老调。他说：1957年，（毛）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赫鲁晓夫这个人是不大好，批斯大林也批得不深，但主席开始还是肯定他批斯大林是“揭了盖子”。后来全盘否定赫鲁晓夫，给教条主义，给林彪、康生这些人开了绿灯。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这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了。（上，55）粉碎“四人帮”不过半年，思想理论方面，基本上还是“文革”时流行的“反修防修”那一套。胡耀邦能这样看待赫鲁晓夫和“九评”，真可谓大智大勇了。

1978年9月9日，他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开会，谈到经济问题。他说，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很大的错误。如果个体农民就是资本主义，那不是说几千年就是资本主义？他由此回顾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并联系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情况，指出，我们从1955年开始，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得太高了，以为合作化了，不管内容怎样，就是社会主义。只要是单干，不管内容怎样，就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5年以后，一直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剥夺农民。他明确指出，个体不等于资本主义。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引导的方法。（上，216）胡耀邦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还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呢。

同年初夏，他在和一位来访的客人谈到我们这个民族不自由的生存状态时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都是教条主义。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上，56）

胡耀邦在读书思考的时候，非常自觉地用美好的、高尚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例如，读《爱因斯坦文集》序言时，他感悟到，爱因斯坦“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思想方法。他主张独立思考。我们要从伟大科学家那里吸取一点营养，吸取一点思想要素。”（上，176）又比如，一次出席民盟中央的迎春茶话会，胡耀邦说到张澜先生。他说，张澜先生有两条是值得钦佩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上，474）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都在完善自己的人格素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天地的人。从党文化的环境里生长出胡耀邦这样的人，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从他的出生、经历和永远向善的自觉努力来看，成为这样一个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主义传统、而封建主义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这份人本思想遗产，显得格外珍贵。它对于我们沿着由普世价值铺就的世界文明大道，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党文化，即“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建构起来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和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主义遗毒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正是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好的指南：它们既是“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强大的消毒剂。

（注1）（下，1322），即《胡耀邦思想年谱》（盛平主编，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下卷，第1322页。以下凡引自该书的文字，都以这种方式加注：上或下，多少页。

（注2）《人的哲学》，（波）沙夫著，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3页

（注3）胡绩伟：《关于人民性问题与胡乔木的争论》

（注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24页

（注5）同上，第573页

（注6）马昌博、吴瑶：《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8日

（注7）卢克莱修：《物性论》，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页

（注8）《毛泽东选举》第四卷，第1424页

（注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7页

（注10）《公孙龙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页

（注11）《胡耀邦年谱长编》（张显扬、军史义、王铱编撰，香港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上）第481页、487页

（注12）《列宁全集》旧版，第10卷，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