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污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郭玉峰当天早晨听到文章摘要的广播后却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当天刊登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他不屑一顾，随手扔进垃圾箱，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上，101）
汪东兴在接见组织部核心小组成员时说：“这篇文章有错误，在适当的时候要纠正。”还说，“你们知道专案组是谁领导的吗？”意思是他汪东兴领导的，谁也动不得。（同上）他说到做到，死死把持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材料，拒不交给组织部，组织部只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调查。他还说，“现在翻案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了，这还了得！”（上，109）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两个凡是”的声势，不准中组部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布置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了冲破他的壁垒，胡耀邦轮流召开省、市组织部门的小型会议，名曰“疑难案例座谈会”，号召“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斗争”。(上，144)他毅然提出“两个不管”对抗“两个凡是”。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娜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上，200）这是何等气魄，何等的责任心！
一样是共产党人，一样喊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口号，为什么汪东兴、郭玉峰们拼命阻扰和反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而胡耀邦却把这件事情看得比天还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可以说，因为那些人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而胡耀邦已经从这条极左路线中摆脱出来了。这当然不错，但还远没有说到根子上。
极左路线从哪儿来？证诸历史，没有一次不是起因于对人的命运、人的生死祸福的漠视。毛泽东为了贯彻某种“主义”，或者反对某种“主义”，或者实现某种莫名其妙的“理想”，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发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推行一条又一条极左路线。一个“大跃进”，就饿死近四千万人。1959年，彭德怀“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顾一顾人民的死活，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批得死去活来。实际上，凡属极左路线，都是蔑视人，不顾人死活的，都把非人的东西置于人之上，把人置于非人的东西之下，因而都是违反人性，都是反人类的。
汪东兴、郭玉峰们顽固拒绝和反对为冤假错案受害者平反、落实政策，就是因为漠视人的命运，不把受害人的痛苦当一回事，和那几个被批评为“见死不救，见冤不伸”的人，（上，247）一样冷酷无情。这些人完全异化了，成了赤裸裸的官僚，一点人的感情都没有，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胡耀邦和这些人不同，正如吴象先生所说，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对冤假错案受害者几十年的冤情和不堪忍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同情他们，关爱他们。他们的案子一日不得平反，他的心就一日不得安宁。一位观察过那段历史的欧洲友人，称颂胡耀邦“真有气魄，实在伟大！”他说：“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也没有像胡耀邦这样，一下能为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上，275）
他在组织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做得那么仔细、周到，对人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这里举几个例子。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日正式到中组织部上班，对陈野平副部长说，你大胆地干，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就是了。指出，一定要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是他用人本思想好意地、人性化地理解党文化的一个典型。实际上，这里跟什么“阶级”的感情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人”的感情——笔者）来做接待工作，对年老体弱走不动的老同志，可以用车接到部里来谈；患病在床的，我们应该主动拜访，找上门去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对那些来访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要让他们坐在沙发上，沏上一杯茶；到吃饭时还没有谈完，就请他们吃顿便饭。一次谈不完就谈两次、三次。（上，125）
1978年2月3日，和一位“文革”受害者在家过除夕。当谈到他的平反时，胡耀邦说，你们单位平反落实政策是快的，从全国来看，该有多少万需要平反的同志啊!可是，这其中的阻力和难处有多大，谁人知晓？这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今夜的除夕，他们家能欢快起来吗？这个问题，不论难处有多大，靠党中央的支持，靠全党的努力，必须要下决心解决且必须尽快地解决，不解决，我的心也不安，酒也喝不下去啊！（上，140）
1978年春的某一天，出席一个疑难案例座谈会。谈到座谈会主题时，胡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人呢？”又说：“我们中组部的同志，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在干校是啥滋味？”（上，142）
1978年3月28日，出席吉林、北京等11个省市自疑难案例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这个重大任务一定要贯彻到底，必须明确下来，不能含糊，不是可搞可不搞的任务。接着，他就什么是“贯彻到底”，定了4条标准，以后又对这4条标准不断加以完善。谈到年老体弱，不能分配工作的干部时，他说，不安排工作的，退休、退职、当顾问的，必须在政治上、生活上把他们照顾好。特别是组织部门、干部部门，逢年过节，要去看望他们，要把戏票、球赛票送到他们手上，文件要给他们看。不能搞得冷酷无情。（上，156－157）
1979年2月14日，胡耀邦在一位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干部遗霜的来信上批示说：“这封信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同志死后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但善后工作做得不够完满，应该实事求是地、合情合理地、补做一些善后工作。比如对这位同志她年纪大了，又有病，我看她的处境是很凄凉的，心情是很悲哀的，因此，我们应该去看看她。（上，315）
这样的事情简直难以计数。仅从以上几例，便可看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真正是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说的话，作出的批示，布置的工作，桩桩件件，都表现出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同情、关爱和高度的责任感，充满人情味。当改正右派突破50万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敬他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上，220）一个嫌救人太多，一个恨害人太多。一个想的是所谓“党的形象”，一个想的是受害人的痛苦。两种立场，两种道德，形成鲜明对照！
作为人本思想者，胡耀邦的道德风貌，还表现在遭人迫害而不计前嫌。最典型的，是为刘澜涛平反。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任职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到任后，他敏锐地发现，陕西四清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开除党籍多，开除公职多，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采取果断措施，纠正这些过火做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不料，却遭到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严厉批判，直批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医院。1965年6月20日，他搭乘叶剑英元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11）一到北京，他就住进医院。
刘澜涛“文革”中在劫难逃，也被打倒了，“文革”后成了平反对象。谈到他的平反，胡耀邦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况且整人的人自己挨了整，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他指示，把刘澜涛接到北京治病，要抓紧时间为他平反。胡耀邦不仅为他平了反，而且，推荐他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刘澜涛到家里当面赔礼道歉。胡耀邦说，“这件事我早就忘了”。（上，276）“早就忘了”，当然不是从记忆中消失了，而是融化在他那博大宽厚的人道主义胸怀中了。
（3）“治国之道，富民为先”
发动和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要是为民消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则主要是为民造福。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尤其是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他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下基层调查研究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胡耀邦看到建国几十年，广大人民群众还这样贫穷，感到难过和愧疚，责任重大。一次，他在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谈话时说：“过去6年我们完成了拨乱反正，今后五年用一句什么话概括呢?过了若干年，人们如何评论我们？经济搞不上去，人民生活不能改善，我们交代不了！”（下，754）
搞了几十年，人民还这样贫穷，决不是个别方针政策出了问题，而是“治国之道”有问题。问题就在两个“穷”个字上，一个叫“穷过渡”，一个叫“穷折腾”。因此，文革结束以后，中央决定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胡耀邦完全拥护这个转变。但是，作为一个人本思想者，他不满足于这些公文式的提法。为了使人民群众易于理解，更为了使经济建设的成果真正落到人民群众身上，他用“治国之道，富民为先”（下，1208）八个大字，对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作了通俗易懂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地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如果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下，992）又说：我们要求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都要认识到：尽快地使人民富起来，这是我们党的根本主张。“人民富裕不了，我们还搞什么四化？”这个“富民为先”的思想，很快形成为“富民政策”，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为了落实“富民政策”，他走到哪里，都大念致富经，鼓励开展“致富大讨论”。他说：“我们考虑问题的条条思路都要集中在使国家和人民较快富裕起来。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组织、宣传、教育、计划、财政、税收、政法等部门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我们讲统一思想就是要统一到这一点上来。”（下，1089，1090）
他对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想得很多、很细。1982年9月，他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视察，和那里的干部谈话说，解放30多年了，我们国家还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住房条件没有多大改进。十二大以后，应该着手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人民的衣食住行，油盐柴米酱醋茶，我们都要想一想，考虑考虑。应当动员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都来关心和解决这个问题。他鼓励州委几位彝族领导干部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当了官，可不要忘记自己的同胞啊！”（下，797）
为了使人民群众尽快富起来，他在发展多种经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单打一的种粮食，农民富不起来。1981年12月25日，他同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谈话，专门就甘肃的多种经营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他说，甘肃土地辽阔，有发展多种经营的广阔天地。从目前情况看，甘肃的耕地还可以作些调整，多搞些经济作物，不要老盯着现有耕地抓粮食，光靠抓粮食，改变甘肃的面貌比较困难。他说：要搞多种经营，就要下狠心长期坚持下去，一抓几年，连续抓，长期抓。你们可以种植棉花、烤烟、甜菜、药材等，同时还可以多搞一些干果，如核桃、杏仁、红枣等。他还建议他们大抓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重视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加工。为此，他特别建议他们，要重视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武装干部，教育干部放开眼界，开化思想。（上，694，695）
早些时，他去江西考察，对吉安地、市负责干部说，多种经营只要发动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地发展，门路是非常之多的，要善于利用各地的丘陵、山地、水塘、海域。他总结了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事、手工业、服务业五个方面，每个方面列举10项，共50个大项，200多个小项。（上，570）他真是为他们想得仔细、想得周到。即使专门吃农业饭的人，也未必能这样。显然，他是有备而来，事前作了大量研究。
至于他主持制定的几个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倡导和支持光彩事业，发展个体经济，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等等，同样尽了极大的心力。这里，我主要不是来说，胡耀邦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做的贡献，而是说他的人本思想在这方面的体现。胡耀邦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民造福，真正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
他下台以后，仍然不改初衷，外出考察，一如既往地宣传他的“富民为先”的主张。例如，1988年5月，去河北易县考察，和县里干部谈话时说：“国家要富强，要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农民负担一些必要的费用必须适当，要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群众富了就千方百计挖群众的钱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下，1338）他主张，生产发展了，成果首先应该归人民。他反对挤兑人民群众，挖他们的钱包。
六、他是去世后被重新发现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是一个藏量颇丰的宝库，但至今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话语方面的原因。他和我们大家一样，生活在党文化的话语系统里，受到这个话语系统的包围和支配。因此，他的人本思想，其中包括“人”这个核心概念，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加以表达，只能涵盖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这些概念之下。再一个，是身份方面的原因。作为共产党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官，他不能不受到党员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制约。因此，在他的文章、报告、谈话、批示中，特别是在他主持起草或定稿的文件中，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术语，诸如“领导”、“专政”、“四个坚持”之类，出现的频率，不比其他人少。三一个是，在一些问题上，他仍囿于党文化的藩篱。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本思想是不完整、不成体系的，有时还自相矛盾。例如，他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最文明”。（上，146）他这个话是在批评“一提专政就是镇压，一提镇压就是杀、关、管”时说的，本意是希望这个专政文明起来，因而明显地是一个“应然判断”，而不是一个“实然判断”。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事实。实际上，只要是专政，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者圣茹斯特、马拉和巴贝夫的“革命专政”，都不是文明的，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如此。列宁说得明白：“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12）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确如列宁所说，是一个无法无天（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和尚打伞”）的政权。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文明呢？
由于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如果不仔细加以鉴别和分析，不从他的实际倾向上去体察，并把他与他的同僚加以比较，他的人本思想，便难以凸现出来，而为人们所理解。所以，他生前的形象，充其量只是比他的同僚开明一些，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民主作风，待人接物比较热情，好打交道，而不是本质上和他们不同道。
直到1987年1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台，特别是1989年4月，在郁郁寡欢中离开人世，随后在全国各地，尤其在北京，掀起惊天动地的悼念活动以后，人们才从他的生平事迹，为人处世，以至音容笑貌中，逐渐认识到，胡耀邦在中共党内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伟人。他正直，善良，关心民间疾苦，同情弱者，有使命感，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即使自己身处逆境，仍然关心别人的命运。他逝世以后，许多人回忆说，当年身负冤案，去找同样身负冤案的胡耀邦诉苦谈心，得到他真诚的同情和鼓励，使他们深受感动和教育。
对于许多人来说，胡耀邦是去世后被重新发现的。人们本来只知道他是“红小鬼”出生，是革命家；原来，他还是人本思想者。他力图把两种身份统一起来。对他来说，这并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是自以为“可为而为之”。实际上，哪里统一得起来？每当两种身份发生矛盾，他都非常尴尬，非常为难。这在应对“软弱涣散”的批评，应对“清除精神污染”的恶浪，以及后来更加猛烈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暴中，情况都是如此。一方面，在几位超级老人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外加那两个左王上窜下跳，搬弄是非，制造事端，他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另一方面，又必须设法把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免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并保护那些被批判的人。这就陷入了上面所说的“道德冲突”：党命不可违，人心更不可违。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终于导致下台的结局。
胡耀邦是一个忠实于信念的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了实践行他的人本思想，他不惜扮演悲壮的殉道者的角色。人们重新发现了他，也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以“阶级本位”论为指导的党，怎么能容得他的人本思想？为此，他丢了乌纱帽，一定意义上，也丢了性命。令人不忍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明白，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同时是人本思想者？他忘记了，在共产主义和人本思想者之先之间，隔着一个党，就像在天堂和基督徒之间隔着一个教会一样。原本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其理想层面上，是包含着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的；而他所属的党，则是以排斥和否定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前提的。他被推倒以后，希望当局给他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实际上，这样的结论，只能由人民来做，当局怎么会做呢，他们怎么能置党的意识形态前提于不顾？
“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下，1373）胡耀邦在和夫人商量后事时，这样说过。这是一句非常激愤的话，说明他对身后之事有一种冷峻的思考。对身后之事的思考，也就是对生前之事的思考。他决心实行某种决裂。他不愿意死后和那些人为伍。这说明，他生前也就是当下，已经和他们分道扬镳。这种决裂当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和那些人决裂，并不是和党、和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决裂。在他看来，这些人违背了党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它的领导人，怎么可以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怎么可以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他认为，他和他们的分歧，本质上是他们和党的旨宗的分歧。他没有错，是他们错了。可以想见，纠缠在这样的思想死结中，胡耀邦生命中最后那两年多时间，内心该有多么悲愤！
在时代交叉点上，在人的命运被当作某种主义或制度的人质的情况下，扮演悲剧角色，要比扮演喜剧角色崇高而有震撼力。在这个意义上，胡耀邦不仅伟大，而且荣幸：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即将回归人性时代的先知先觉。今天，人们早已不把他当作一位受屈的共产党领袖来看待，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已经失去往日的光辉。大家敬仰他，爱戴他，因为他是一个高尚而善良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声望，他的形象，下台后比在位时更高，死后比生前更高。这样的人，要是在古代，是要给他建庙塑像，尊为胡公，领受香火的。现实越污秽、残酷、不通人性，人们越敬仰他，怀念他。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七、可以不做事，但是还要做人
为了更好地理解胡耀邦，追踪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也许并非多余。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在湖南省委一个招待所会见一位作家。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神色凝重，目视前方，轻声地说：“我可以不做工作，但是，我还要做人。”（下，1362）
“还要做人”，四个字，掷地有声，道出了一个人本思想者一生的人格追求：不管位高位低，顺境逆境，都坚持“做人”；现在下来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但“还要做人”。在他看来，“做人”是人生头等大事。所谓做人，就是坚持正值、善良、热爱人民，有同情心这样一种道德理念和为人处世的原则。
胡耀邦一生，有四样宝物与他相伴，帮助他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代共产党人的领袖，一个悲天悯人的人本思想者。这四件宝物是，出生、经历、读书、思考。
胡耀邦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苦孩子。像许多普通人一样，到了晚年，他也常常回忆自己的身世。一次，他和子侄们谈起家庭往事：“我的老爷子是靠做苦力挑煤（担脚）养大我们的，我的石姐没日没夜织麻攒了两块银元供我读书，我至今还记得。我老爷子他老人家因长期担脚，两只肩膀肿了两个好大茧包哟。”说着说着，泪水就涌出来了。（下，1350）还有一次，他去湖南长沙，和随行的侄女谈起自己的经历：我是不满15岁时就两次跟随红军。第一次被冲散了，第二次是在（1929年）11月8、9、10日才走成，离家时，你婆婆哭送至大桥边。我当时是眼见政府腐败、政治黑暗，你石姑妈受欺凌，我感到很悲愤，于是跟随彭丰同志走了。”（下，1349）
参加革命以后，他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同时也经历了残酷的党内斗争。小小年纪就被打成AB集团，差点儿被送上不归路。以后又经历了延安整风时候的“抢救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9年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目睹了许多革命战友屈打成招，被定成国民党特务；目睹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他在团中央时的多名属下，被打成“右派分子”；目睹了彭德怀元帅的悲情，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分子”。5年以后，1964年，他在陕西省代理第一书记任上，又无端地挨了刘澜涛的批判，直批得大脑犯病。“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麾下“一群疯狗”（“四人帮”。上，155）疯狂迫害干部、群众。落入他们手中的人，一无例外地遭到残酷斗争，身心备受摧残，人格遭到侮辱。包括国家主席、共和国元帅在内的大批无故的人，死于非命。他自己也历尽磨难，一日批斗数次，能苟全性命已属万幸。
他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痛苦，内心不断受到震撼，渐渐形成了关心人的命运，同情遭遇不幸的人这样一种思想感情。他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不能搞过火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搞稳一点好。他说：“我很小参加革命，当时18岁，被人家诬为AB团，被逼供信，真是举目无亲。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得很。一个党内斗争，一个社会斗争，都有深刻的教训。”（上，568）一次，和来访的客人谈起整人的问题时，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觉悟得比较早。他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整人。”（上，218）他对两种人特别关心和同情：一种是贫苦农民；（下，1360）一种是在政治斗争中被冤屈的人。（下，1350）这和他的出生经历显然有直接关系。
出生经历，对于胡耀邦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有这样的身世，还不足以造就他那样的思想品德。这其中，多读书，勤思考，至关重要。
胡耀邦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半年初中，但是，他好学深思，博览群书（据李锐先生说，《博览群书》那个刊名就是胡耀邦题字的）终于成为一个能诗善文、长于演说的大知识分子。他读马列的书，也读《圣经》，读洋装书，也读线装书，各个知识领域，都尽量涉猎。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是的他生活方式。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动乱年代，他也坚持读书。他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靠边站了，正是读书的大好时机。“文革”中他总结了12个字的读书经：“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上，186）
1969年胡耀邦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分配给他干的活是去70里外用架子车拉石头、递砖送泥，或是晒场扛麻袋。黄湖农场地势低洼，杂草丛生，一到夏天，气温骤升，闷热难熬，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成堆成团的蚊子，用大芭蕉扇子都赶不走。军代表向他们“郑重”宣布过，以后你们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世代代为农了。在这严峻考验的情况下，一些同志灰心了，认为这一生完了。胡耀邦却不然，仍挤时间认真读书。他用陈老总（陈毅）的诗句鼓励自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展春蕾。”（上，404）读书，使他智慧，坚强，生活充实，工作如虎添翼，精神境界不断提高。
1987年，下台以后，他仍坚持每天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读到第21卷“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时，被两段话深深吸引了，他把它们抄了下来。其中一段说：“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源，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接着他举了“文革”这件事，末了又说，“对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看得出来，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时刻感觉到胸中那沉重的块垒。可惜，没有一本书，可以解开他的心结。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找到“自己事件”的根源，发掘出“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现在，他已经作古，这件事情只能由后人来做了。
胡耀邦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学习要独立思考，不用听什么风。”（上，52）他读马列的书，但不迷信马列。他说：“不能把马列主义看成是迷信的东西、宗教的东西
汪东兴在接见组织部核心小组成员时说：“这篇文章有错误，在适当的时候要纠正。”还说，“你们知道专案组是谁领导的吗？”意思是他汪东兴领导的，谁也动不得。（同上）他说到做到，死死把持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材料，拒不交给组织部，组织部只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调查。他还说，“现在翻案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了，这还了得！”（上，109）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两个凡是”的声势，不准中组部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布置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了冲破他的壁垒，胡耀邦轮流召开省、市组织部门的小型会议，名曰“疑难案例座谈会”，号召“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斗争”。(上，144)他毅然提出“两个不管”对抗“两个凡是”。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娜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上，200）这是何等气魄，何等的责任心！
一样是共产党人，一样喊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口号，为什么汪东兴、郭玉峰们拼命阻扰和反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而胡耀邦却把这件事情看得比天还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可以说，因为那些人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而胡耀邦已经从这条极左路线中摆脱出来了。这当然不错，但还远没有说到根子上。
极左路线从哪儿来？证诸历史，没有一次不是起因于对人的命运、人的生死祸福的漠视。毛泽东为了贯彻某种“主义”，或者反对某种“主义”，或者实现某种莫名其妙的“理想”，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发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推行一条又一条极左路线。一个“大跃进”，就饿死近四千万人。1959年，彭德怀“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顾一顾人民的死活，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批得死去活来。实际上，凡属极左路线，都是蔑视人，不顾人死活的，都把非人的东西置于人之上，把人置于非人的东西之下，因而都是违反人性，都是反人类的。
汪东兴、郭玉峰们顽固拒绝和反对为冤假错案受害者平反、落实政策，就是因为漠视人的命运，不把受害人的痛苦当一回事，和那几个被批评为“见死不救，见冤不伸”的人，（上，247）一样冷酷无情。这些人完全异化了，成了赤裸裸的官僚，一点人的感情都没有，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胡耀邦和这些人不同，正如吴象先生所说，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对冤假错案受害者几十年的冤情和不堪忍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同情他们，关爱他们。他们的案子一日不得平反，他的心就一日不得安宁。一位观察过那段历史的欧洲友人，称颂胡耀邦“真有气魄，实在伟大！”他说：“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也没有像胡耀邦这样，一下能为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上，275）
他在组织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做得那么仔细、周到，对人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这里举几个例子。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日正式到中组织部上班，对陈野平副部长说，你大胆地干，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就是了。指出，一定要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是他用人本思想好意地、人性化地理解党文化的一个典型。实际上，这里跟什么“阶级”的感情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人”的感情——笔者）来做接待工作，对年老体弱走不动的老同志，可以用车接到部里来谈；患病在床的，我们应该主动拜访，找上门去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对那些来访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要让他们坐在沙发上，沏上一杯茶；到吃饭时还没有谈完，就请他们吃顿便饭。一次谈不完就谈两次、三次。（上，125）
1978年2月3日，和一位“文革”受害者在家过除夕。当谈到他的平反时，胡耀邦说，你们单位平反落实政策是快的，从全国来看，该有多少万需要平反的同志啊!可是，这其中的阻力和难处有多大，谁人知晓？这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今夜的除夕，他们家能欢快起来吗？这个问题，不论难处有多大，靠党中央的支持，靠全党的努力，必须要下决心解决且必须尽快地解决，不解决，我的心也不安，酒也喝不下去啊！（上，140）
1978年春的某一天，出席一个疑难案例座谈会。谈到座谈会主题时，胡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人呢？”又说：“我们中组部的同志，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在干校是啥滋味？”（上，142）
1978年3月28日，出席吉林、北京等11个省市自疑难案例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这个重大任务一定要贯彻到底，必须明确下来，不能含糊，不是可搞可不搞的任务。接着，他就什么是“贯彻到底”，定了4条标准，以后又对这4条标准不断加以完善。谈到年老体弱，不能分配工作的干部时，他说，不安排工作的，退休、退职、当顾问的，必须在政治上、生活上把他们照顾好。特别是组织部门、干部部门，逢年过节，要去看望他们，要把戏票、球赛票送到他们手上，文件要给他们看。不能搞得冷酷无情。（上，156－157）
1979年2月14日，胡耀邦在一位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干部遗霜的来信上批示说：“这封信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同志死后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但善后工作做得不够完满，应该实事求是地、合情合理地、补做一些善后工作。比如对这位同志她年纪大了，又有病，我看她的处境是很凄凉的，心情是很悲哀的，因此，我们应该去看看她。（上，315）
这样的事情简直难以计数。仅从以上几例，便可看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真正是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说的话，作出的批示，布置的工作，桩桩件件，都表现出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同情、关爱和高度的责任感，充满人情味。当改正右派突破50万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敬他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上，220）一个嫌救人太多，一个恨害人太多。一个想的是所谓“党的形象”，一个想的是受害人的痛苦。两种立场，两种道德，形成鲜明对照！
作为人本思想者，胡耀邦的道德风貌，还表现在遭人迫害而不计前嫌。最典型的，是为刘澜涛平反。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任职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到任后，他敏锐地发现，陕西四清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开除党籍多，开除公职多，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采取果断措施，纠正这些过火做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不料，却遭到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严厉批判，直批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医院。1965年6月20日，他搭乘叶剑英元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11）一到北京，他就住进医院。
刘澜涛“文革”中在劫难逃，也被打倒了，“文革”后成了平反对象。谈到他的平反，胡耀邦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况且整人的人自己挨了整，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他指示，把刘澜涛接到北京治病，要抓紧时间为他平反。胡耀邦不仅为他平了反，而且，推荐他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刘澜涛到家里当面赔礼道歉。胡耀邦说，“这件事我早就忘了”。（上，276）“早就忘了”，当然不是从记忆中消失了，而是融化在他那博大宽厚的人道主义胸怀中了。
（3）“治国之道，富民为先”
发动和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要是为民消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则主要是为民造福。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尤其是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他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下基层调查研究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胡耀邦看到建国几十年，广大人民群众还这样贫穷，感到难过和愧疚，责任重大。一次，他在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谈话时说：“过去6年我们完成了拨乱反正，今后五年用一句什么话概括呢?过了若干年，人们如何评论我们？经济搞不上去，人民生活不能改善，我们交代不了！”（下，754）
搞了几十年，人民还这样贫穷，决不是个别方针政策出了问题，而是“治国之道”有问题。问题就在两个“穷”个字上，一个叫“穷过渡”，一个叫“穷折腾”。因此，文革结束以后，中央决定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胡耀邦完全拥护这个转变。但是，作为一个人本思想者，他不满足于这些公文式的提法。为了使人民群众易于理解，更为了使经济建设的成果真正落到人民群众身上，他用“治国之道，富民为先”（下，1208）八个大字，对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作了通俗易懂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地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如果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下，992）又说：我们要求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都要认识到：尽快地使人民富起来，这是我们党的根本主张。“人民富裕不了，我们还搞什么四化？”这个“富民为先”的思想，很快形成为“富民政策”，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为了落实“富民政策”，他走到哪里，都大念致富经，鼓励开展“致富大讨论”。他说：“我们考虑问题的条条思路都要集中在使国家和人民较快富裕起来。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组织、宣传、教育、计划、财政、税收、政法等部门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我们讲统一思想就是要统一到这一点上来。”（下，1089，1090）
他对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想得很多、很细。1982年9月，他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视察，和那里的干部谈话说，解放30多年了，我们国家还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住房条件没有多大改进。十二大以后，应该着手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人民的衣食住行，油盐柴米酱醋茶，我们都要想一想，考虑考虑。应当动员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都来关心和解决这个问题。他鼓励州委几位彝族领导干部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当了官，可不要忘记自己的同胞啊！”（下，797）
为了使人民群众尽快富起来，他在发展多种经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单打一的种粮食，农民富不起来。1981年12月25日，他同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谈话，专门就甘肃的多种经营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他说，甘肃土地辽阔，有发展多种经营的广阔天地。从目前情况看，甘肃的耕地还可以作些调整，多搞些经济作物，不要老盯着现有耕地抓粮食，光靠抓粮食，改变甘肃的面貌比较困难。他说：要搞多种经营，就要下狠心长期坚持下去，一抓几年，连续抓，长期抓。你们可以种植棉花、烤烟、甜菜、药材等，同时还可以多搞一些干果，如核桃、杏仁、红枣等。他还建议他们大抓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重视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加工。为此，他特别建议他们，要重视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武装干部，教育干部放开眼界，开化思想。（上，694，695）
早些时，他去江西考察，对吉安地、市负责干部说，多种经营只要发动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地发展，门路是非常之多的，要善于利用各地的丘陵、山地、水塘、海域。他总结了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事、手工业、服务业五个方面，每个方面列举10项，共50个大项，200多个小项。（上，570）他真是为他们想得仔细、想得周到。即使专门吃农业饭的人，也未必能这样。显然，他是有备而来，事前作了大量研究。
至于他主持制定的几个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倡导和支持光彩事业，发展个体经济，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等等，同样尽了极大的心力。这里，我主要不是来说，胡耀邦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做的贡献，而是说他的人本思想在这方面的体现。胡耀邦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民造福，真正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
他下台以后，仍然不改初衷，外出考察，一如既往地宣传他的“富民为先”的主张。例如，1988年5月，去河北易县考察，和县里干部谈话时说：“国家要富强，要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农民负担一些必要的费用必须适当，要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群众富了就千方百计挖群众的钱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下，1338）他主张，生产发展了，成果首先应该归人民。他反对挤兑人民群众，挖他们的钱包。
六、他是去世后被重新发现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是一个藏量颇丰的宝库，但至今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话语方面的原因。他和我们大家一样，生活在党文化的话语系统里，受到这个话语系统的包围和支配。因此，他的人本思想，其中包括“人”这个核心概念，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加以表达，只能涵盖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这些概念之下。再一个，是身份方面的原因。作为共产党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官，他不能不受到党员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制约。因此，在他的文章、报告、谈话、批示中，特别是在他主持起草或定稿的文件中，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术语，诸如“领导”、“专政”、“四个坚持”之类，出现的频率，不比其他人少。三一个是，在一些问题上，他仍囿于党文化的藩篱。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本思想是不完整、不成体系的，有时还自相矛盾。例如，他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最文明”。（上，146）他这个话是在批评“一提专政就是镇压，一提镇压就是杀、关、管”时说的，本意是希望这个专政文明起来，因而明显地是一个“应然判断”，而不是一个“实然判断”。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事实。实际上，只要是专政，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者圣茹斯特、马拉和巴贝夫的“革命专政”，都不是文明的，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如此。列宁说得明白：“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12）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确如列宁所说，是一个无法无天（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和尚打伞”）的政权。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文明呢？
由于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如果不仔细加以鉴别和分析，不从他的实际倾向上去体察，并把他与他的同僚加以比较，他的人本思想，便难以凸现出来，而为人们所理解。所以，他生前的形象，充其量只是比他的同僚开明一些，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民主作风，待人接物比较热情，好打交道，而不是本质上和他们不同道。
直到1987年1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台，特别是1989年4月，在郁郁寡欢中离开人世，随后在全国各地，尤其在北京，掀起惊天动地的悼念活动以后，人们才从他的生平事迹，为人处世，以至音容笑貌中，逐渐认识到，胡耀邦在中共党内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伟人。他正直，善良，关心民间疾苦，同情弱者，有使命感，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即使自己身处逆境，仍然关心别人的命运。他逝世以后，许多人回忆说，当年身负冤案，去找同样身负冤案的胡耀邦诉苦谈心，得到他真诚的同情和鼓励，使他们深受感动和教育。
对于许多人来说，胡耀邦是去世后被重新发现的。人们本来只知道他是“红小鬼”出生，是革命家；原来，他还是人本思想者。他力图把两种身份统一起来。对他来说，这并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是自以为“可为而为之”。实际上，哪里统一得起来？每当两种身份发生矛盾，他都非常尴尬，非常为难。这在应对“软弱涣散”的批评，应对“清除精神污染”的恶浪，以及后来更加猛烈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暴中，情况都是如此。一方面，在几位超级老人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外加那两个左王上窜下跳，搬弄是非，制造事端，他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另一方面，又必须设法把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免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并保护那些被批判的人。这就陷入了上面所说的“道德冲突”：党命不可违，人心更不可违。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终于导致下台的结局。
胡耀邦是一个忠实于信念的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了实践行他的人本思想，他不惜扮演悲壮的殉道者的角色。人们重新发现了他，也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以“阶级本位”论为指导的党，怎么能容得他的人本思想？为此，他丢了乌纱帽，一定意义上，也丢了性命。令人不忍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明白，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同时是人本思想者？他忘记了，在共产主义和人本思想者之先之间，隔着一个党，就像在天堂和基督徒之间隔着一个教会一样。原本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其理想层面上，是包含着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的；而他所属的党，则是以排斥和否定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前提的。他被推倒以后，希望当局给他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实际上，这样的结论，只能由人民来做，当局怎么会做呢，他们怎么能置党的意识形态前提于不顾？
“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下，1373）胡耀邦在和夫人商量后事时，这样说过。这是一句非常激愤的话，说明他对身后之事有一种冷峻的思考。对身后之事的思考，也就是对生前之事的思考。他决心实行某种决裂。他不愿意死后和那些人为伍。这说明，他生前也就是当下，已经和他们分道扬镳。这种决裂当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和那些人决裂，并不是和党、和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决裂。在他看来，这些人违背了党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它的领导人，怎么可以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怎么可以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他认为，他和他们的分歧，本质上是他们和党的旨宗的分歧。他没有错，是他们错了。可以想见，纠缠在这样的思想死结中，胡耀邦生命中最后那两年多时间，内心该有多么悲愤！
在时代交叉点上，在人的命运被当作某种主义或制度的人质的情况下，扮演悲剧角色，要比扮演喜剧角色崇高而有震撼力。在这个意义上，胡耀邦不仅伟大，而且荣幸：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即将回归人性时代的先知先觉。今天，人们早已不把他当作一位受屈的共产党领袖来看待，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已经失去往日的光辉。大家敬仰他，爱戴他，因为他是一个高尚而善良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声望，他的形象，下台后比在位时更高，死后比生前更高。这样的人，要是在古代，是要给他建庙塑像，尊为胡公，领受香火的。现实越污秽、残酷、不通人性，人们越敬仰他，怀念他。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七、可以不做事，但是还要做人
为了更好地理解胡耀邦，追踪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也许并非多余。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在湖南省委一个招待所会见一位作家。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神色凝重，目视前方，轻声地说：“我可以不做工作，但是，我还要做人。”（下，1362）
“还要做人”，四个字，掷地有声，道出了一个人本思想者一生的人格追求：不管位高位低，顺境逆境，都坚持“做人”；现在下来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但“还要做人”。在他看来，“做人”是人生头等大事。所谓做人，就是坚持正值、善良、热爱人民，有同情心这样一种道德理念和为人处世的原则。
胡耀邦一生，有四样宝物与他相伴，帮助他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代共产党人的领袖，一个悲天悯人的人本思想者。这四件宝物是，出生、经历、读书、思考。
胡耀邦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苦孩子。像许多普通人一样，到了晚年，他也常常回忆自己的身世。一次，他和子侄们谈起家庭往事：“我的老爷子是靠做苦力挑煤（担脚）养大我们的，我的石姐没日没夜织麻攒了两块银元供我读书，我至今还记得。我老爷子他老人家因长期担脚，两只肩膀肿了两个好大茧包哟。”说着说着，泪水就涌出来了。（下，1350）还有一次，他去湖南长沙，和随行的侄女谈起自己的经历：我是不满15岁时就两次跟随红军。第一次被冲散了，第二次是在（1929年）11月8、9、10日才走成，离家时，你婆婆哭送至大桥边。我当时是眼见政府腐败、政治黑暗，你石姑妈受欺凌，我感到很悲愤，于是跟随彭丰同志走了。”（下，1349）
参加革命以后，他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同时也经历了残酷的党内斗争。小小年纪就被打成AB集团，差点儿被送上不归路。以后又经历了延安整风时候的“抢救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9年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目睹了许多革命战友屈打成招，被定成国民党特务；目睹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他在团中央时的多名属下，被打成“右派分子”；目睹了彭德怀元帅的悲情，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分子”。5年以后，1964年，他在陕西省代理第一书记任上，又无端地挨了刘澜涛的批判，直批得大脑犯病。“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麾下“一群疯狗”（“四人帮”。上，155）疯狂迫害干部、群众。落入他们手中的人，一无例外地遭到残酷斗争，身心备受摧残，人格遭到侮辱。包括国家主席、共和国元帅在内的大批无故的人，死于非命。他自己也历尽磨难，一日批斗数次，能苟全性命已属万幸。
他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痛苦，内心不断受到震撼，渐渐形成了关心人的命运，同情遭遇不幸的人这样一种思想感情。他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不能搞过火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搞稳一点好。他说：“我很小参加革命，当时18岁，被人家诬为AB团，被逼供信，真是举目无亲。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得很。一个党内斗争，一个社会斗争，都有深刻的教训。”（上，568）一次，和来访的客人谈起整人的问题时，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觉悟得比较早。他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整人。”（上，218）他对两种人特别关心和同情：一种是贫苦农民；（下，1360）一种是在政治斗争中被冤屈的人。（下，1350）这和他的出生经历显然有直接关系。
出生经历，对于胡耀邦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有这样的身世，还不足以造就他那样的思想品德。这其中，多读书，勤思考，至关重要。
胡耀邦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半年初中，但是，他好学深思，博览群书（据李锐先生说，《博览群书》那个刊名就是胡耀邦题字的）终于成为一个能诗善文、长于演说的大知识分子。他读马列的书，也读《圣经》，读洋装书，也读线装书，各个知识领域，都尽量涉猎。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是的他生活方式。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动乱年代，他也坚持读书。他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靠边站了，正是读书的大好时机。“文革”中他总结了12个字的读书经：“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上，186）
1969年胡耀邦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分配给他干的活是去70里外用架子车拉石头、递砖送泥，或是晒场扛麻袋。黄湖农场地势低洼，杂草丛生，一到夏天，气温骤升，闷热难熬，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成堆成团的蚊子，用大芭蕉扇子都赶不走。军代表向他们“郑重”宣布过，以后你们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世代代为农了。在这严峻考验的情况下，一些同志灰心了，认为这一生完了。胡耀邦却不然，仍挤时间认真读书。他用陈老总（陈毅）的诗句鼓励自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展春蕾。”（上，404）读书，使他智慧，坚强，生活充实，工作如虎添翼，精神境界不断提高。
1987年，下台以后，他仍坚持每天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读到第21卷“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时，被两段话深深吸引了，他把它们抄了下来。其中一段说：“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源，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接着他举了“文革”这件事，末了又说，“对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看得出来，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时刻感觉到胸中那沉重的块垒。可惜，没有一本书，可以解开他的心结。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找到“自己事件”的根源，发掘出“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现在，他已经作古，这件事情只能由后人来做了。
胡耀邦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学习要独立思考，不用听什么风。”（上，52）他读马列的书，但不迷信马列。他说：“不能把马列主义看成是迷信的东西、宗教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