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前胡耀邦机要秘书高勇：师东兵写的东西太离谱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大约是十年前，我曾在马路边的地摊上买到两本书，一本叫《短暂的春秋》，一本叫《早逝的年华》，作者叫师东兵。原以为这个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看了他写的书后，我真不知道应该把他归为哪一类人了。
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学者，因为他写的东西假得出奇，他书中写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旁证，没有任何一条注明出处。特别是他写到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话，人家说话的那种场合，他根本不可能在场，因为他既无条件，也无资格出现在那种场合。
第二，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负责任的纪实文学作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演义小说的作者，因为“纪实文学”必须记录真实情况，“演义小说”也必须是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而且编出的语言必须合乎人物的身份、特点，不能凭空捏造。这个师东兵由于不了解他所写的人物的特点、性格，又没有到过他写的那些场所，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他所写的人物，却凭空编造出了对人物的“访问记”，所以他写的东西只能是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胡编乱造，简直达到了荒诞无稽的地步。比如，最近华国锋同志不幸逝世，在海外网站上流传一篇《胡耀邦论华国锋不是老实人》的文字，据了解，这篇文字就出自师东兵所编《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这篇东西开头师东兵就含糊其词地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我问过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他说他根本未见过师东兵，而当时凡是要见胡耀邦的人，都必须通过他联系，并作出安排，连我这个曾给胡耀邦作过多年机要秘书的人要去看望胡耀邦，也必须事前与李汉平联系，由他作出具体安排才能去。那末，这位与胡耀邦素昧平生的师东兵有什么神通能撇开李汉平和那里的许多警卫人员去“敲开”胡耀邦的家门？根本没有这么一档子事，你师东兵能编圆吗？据我所知，1988年春节（2月17日）以后胡耀邦同志就因身体不适住医院了，一直住到四月，出院后于五月十五日就外出去河北易县考察了，请问师东兵，你是“1988春”哪天去访问胡耀邦同志的？你即使没有旁证，自已也总应该有记录吧？你不是还有“朋友陪同”吗？请你再继续编编看如何？
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位署名“马悲鸣”的文章《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接着就有网名“大耳贼”评论说:“师东兵与胡耀邦、赵紫阳的访谈都不可靠。”还有一位网友更尖锐地评论说:“老马，你大错特错了！居然连师东兵这样的人写的垃圾你也相信！”
可见，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脑子没有进水的人，对党内生活有点常识的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拜读了师东兵的“编著”，可以肯定地说，他对胡耀邦的基本特点及生活习惯，根本不了解，连胡耀邦的著作他也没有认真读过，更没有读懂。因此，他距了解真实的胡耀邦少说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也因此，他写胡耀邦就只能凭“想当然”胡编乱造，以致他的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荒唐笑话。下面，从《早逝的年华》（今日中国出版社版）一书中随手拈出几条，请大家开开眼界:
一、第8—9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批判。他多次被戴上高帽、黑牌游街示众，受尽了屈辱。与此同时，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长子胡德平也被打成‘联动分子’而关押起来，多次被拉出来斗争。……1964年刘湖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也受到了父亲的牵连。就连小女儿李恒和三子胡德华也在学校里被孤立、受欺凌。他们每天给被关在牛棚的父亲送饭、送药，还要给被关押的大哥送衣服，过早地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师东兵先生，我给你纠正几点:①胡德平文革初未被打成“联动分子”，他与“联动”毫无关系，其被关押是因为被诬为“反动学生”。②胡耀邦被关“牛棚”后，我也于1968年5月被关进“牛棚”，我从未见过他的孩子给他送过饭。我曾与胡耀邦一同被关“牛棚”，当时团中央的造反派不准家属给被关“牛棚”的人送饭，我们被关的几十人都是去食堂吃饭。你编的太离谱了。
二、师东兵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见第9页）接着，师东兵说，李昭问耀邦:“耀邦，有件事我想问但又不知道可问不可问？”耀邦说:“你尽管问，可答不可答的尺寸我来掌握。”李昭迟疑了一下，终于问道:“现在党内是中央主席大，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大？”“胡耀邦觉得问题很可笑，所以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是中央主席大嘛，我们党内历来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对不是枪指挥党嘛。再说，你从党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主席排第一位嘛。”……李昭说:“我总担心，你的脾气和性格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胡耀邦笑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我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你敢说不能胜任？……”
这里，我敢肯定，师东兵没有见过胡耀邦、李昭同志卧室的布局，也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李昭同志的生活习惯，你是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至于你写的胡、李那些一问一答的对话，其荒唐可笑，几近相声语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逗你玩儿”了！
三、师东兵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祝词。”看来，师东兵不懂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中央由谁向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致祝词，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由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呢？师东兵说:“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报告的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传统过去用之于革命战争，现在用之于建设’。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他又讲:‘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很稳当。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效果很不好。’”（见第15页）
1957年召开团的“三大”时，我是大会工作人员，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我怎么也想不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再一查《邓小平文选》，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第270页，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195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给邓小平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究竟你该怎么办，我希望你多独立思考。”胡耀邦说:“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地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邓小平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些事情的发展局势还不太明朗，但我有预感，我国很可能要出现一场比反右派规模还要大的政治风暴。你要有所准备，谨防卷到旋涡里去。”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亲自抓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部署树立青年学毛著的标兵，总结各地一些先进团支部带领和组织学习毛著的经验。四月十日，他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见第17—18页）。
师东兵在这里说的事情和时间，都被他搅乱套了。
胡耀邦从西安回北京是1965年6月20日。当时他被西北局第一书记整病了，叶剑英、张爱萍把他劝回北京休养。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1965年11月10日。胡耀邦办事历来是根据中央的正式文件、指示，一贯反对去“摸精神”，他没有、也不可能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就给邓小平打电话“摸精神”。从前后文看，师东兵说的这次电话似乎是胡耀邦从西安给邓小平打的，而这时胡耀邦已从西安回北京五个月二十天了。师东兵说，邓小平对胡耀邦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指学毛著）。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胡耀邦1965年6月已回北京，怎么1966年2月下旬又“赶回北京”？再说，团中央组织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从1958年、1959年就开始了，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就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同年5月25日至7月16日，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七个城市传播经验。这怎么是“1966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才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呢？
师东兵还说1966年“4月10日，他（指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里我告诉师东兵:胡耀邦从陕西回北京后一直在休养，并不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当时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是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召开的，不是你说的“1966年4月10日，”胡耀邦并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王伟作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也没有“一致通过”你编造的那个什么《决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会议也根本没有什么“调整工作方向”的问题。
五、第37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近乎造谣了。师东兵写这本书时，正是胡耀邦辞职后，一些人诬蔑他搞所谓“团派”的时候，师东兵恰是同这些人在同声合唱。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64至65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谦。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84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竞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领导团中央反右派运动的是当时的常务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还有划右派的具体规定和比例指标，团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社一批业务骨干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回国时到了乌鲁木齐就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听说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17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痛心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再说。”他想回来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只有个别人尚有争论，还未戴“帽子”，但胡耀邦仍尽最大努力进行保护。此后多少年，胡耀邦一讲到团中央的反右派，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内疚，这正是他的优良品质，而不是他的什么“错误”。至于林希翎、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这与胡耀邦毫无干系。这两人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不是团中央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也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定的，胡耀邦怎么可能“亲自批准”把他们打成右派呢？这是常识，勿需多说。当时《中国青年报》确实发表过批判他们观点的文章，那时他们还未毕业，反右派运动后刘绍棠分配不了工作，没有单位接收他，由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学校与团中央联系，请求团中央能收留他，胡耀邦等书记处领导同志认为应给他一个生活出路，就同意由中国青年报社接收下来了。
师东兵说的“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七、师东兵说:“直到林彪摔死的两年以后，一辆吉普车在他（指胡耀邦）劳动的农场门口停住了。两位军人还有一名穿制服的中年人找到他，说他已被解放”。（见第119页）这位师东兵的编造水平可真够可以的。文革中，我与胡耀邦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你编的那些情节可能蒙骗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但你就不怕我们说明真相吗？胡耀邦倒是被“两位军人”叫走的，但不是在“劳动的农场”，而是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不是“林彪摔死两年以后”，而是1968年10月12日晚上，就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当时，八届中委、候补中委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达百分之七十一，不准出席会议，全会要作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不够法定人数，这才临时把胡耀邦拉去凑数。当时拉去凑数的还有候补中委李志民、范文澜。八届中委共97人，十一中全会以后去世的10人，能到会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委中挑选了10名补为正式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委的半数。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方面负责人多达74人，占会议总数133人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六还多。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一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快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请看，师东兵写的这些情节是在抢救危重心脏病人吗？这是在拖延抢救，在折腾病人，像这样“抢救”，有多少病人也得折腾死了。师东兵既不了解现场抢救情况，又无抢救心梗病人的常识，却敢胡乱描写抢救胡耀邦的情况，能不露怯吗？
我不想再多费笔墨了。师东兵写的东西每一条都不真实，都是凭凭空编造。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党政领导人似乎都是一帮阴谋家、野心家，都是黑道人物，整天都在争权夺利，耍阴谋，施诡计。他常常编造中央领导两三个人在一起漫骂攻击另外的领导人，说的话都是帮派语言，甚至是黑话，而且有表情、有动作，连人家内心的活动他也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种场合，你师东兵怎么会在场呢？师东兵编造的中央领导人的对话中常常还有什么“凡是派”、“改革派”、“保守派”等等，其实对中央划分这派那派的，都是海外的春秋笔法。中央领导人历来是反对这类说法的。他还多处写道胡启立和胡耀邦的秘书称胡耀邦为“胡主席”，胡耀邦称赵紫阳为“老赵”，甚至说“胡耀邦轻轻给了赵紫阳一拳，说:老赵，下一步就看我们的了！”这正好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性格、特点和语言习惯。他还多处编造华国锋的话语，借华国锋之口说一些师东兵自己想说的低俗下流的话，严重污损了华国锋的人品和形象。
师东兵写的这些东西，除了姓名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这不是一般的“失实”，而是故意编造，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突破了法律允许的底线，构成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侮辱诽谤，触犯了刑律，书中涉及到的任何一位当事人的亲属，如果将他送上法庭，他都应该担责。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大约是十年前，我曾在马路边的地摊上买到两本书，一本叫《短暂的春秋》，一本叫《早逝的年华》，作者叫师东兵。原以为这个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看了他写的书后，我真不知道应该把他归为哪一类人了。
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学者，因为他写的东西假得出奇，他书中写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旁证，没有任何一条注明出处。特别是他写到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话，人家说话的那种场合，他根本不可能在场，因为他既无条件，也无资格出现在那种场合。
第二，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负责任的纪实文学作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演义小说的作者，因为“纪实文学”必须记录真实情况，“演义小说”也必须是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而且编出的语言必须合乎人物的身份、特点，不能凭空捏造。这个师东兵由于不了解他所写的人物的特点、性格，又没有到过他写的那些场所，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他所写的人物，却凭空编造出了对人物的“访问记”，所以他写的东西只能是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胡编乱造，简直达到了荒诞无稽的地步。比如，最近华国锋同志不幸逝世，在海外网站上流传一篇《胡耀邦论华国锋不是老实人》的文字，据了解，这篇文字就出自师东兵所编《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这篇东西开头师东兵就含糊其词地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我问过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他说他根本未见过师东兵，而当时凡是要见胡耀邦的人，都必须通过他联系，并作出安排，连我这个曾给胡耀邦作过多年机要秘书的人要去看望胡耀邦，也必须事前与李汉平联系，由他作出具体安排才能去。那末，这位与胡耀邦素昧平生的师东兵有什么神通能撇开李汉平和那里的许多警卫人员去“敲开”胡耀邦的家门？根本没有这么一档子事，你师东兵能编圆吗？据我所知，1988年春节（2月17日）以后胡耀邦同志就因身体不适住医院了，一直住到四月，出院后于五月十五日就外出去河北易县考察了，请问师东兵，你是“1988春”哪天去访问胡耀邦同志的？你即使没有旁证，自已也总应该有记录吧？你不是还有“朋友陪同”吗？请你再继续编编看如何？
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位署名“马悲鸣”的文章《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接着就有网名“大耳贼”评论说:“师东兵与胡耀邦、赵紫阳的访谈都不可靠。”还有一位网友更尖锐地评论说:“老马，你大错特错了！居然连师东兵这样的人写的垃圾你也相信！”
可见，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脑子没有进水的人，对党内生活有点常识的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拜读了师东兵的“编著”，可以肯定地说，他对胡耀邦的基本特点及生活习惯，根本不了解，连胡耀邦的著作他也没有认真读过，更没有读懂。因此，他距了解真实的胡耀邦少说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也因此，他写胡耀邦就只能凭“想当然”胡编乱造，以致他的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荒唐笑话。下面，从《早逝的年华》（今日中国出版社版）一书中随手拈出几条，请大家开开眼界:
一、第8—9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批判。他多次被戴上高帽、黑牌游街示众，受尽了屈辱。与此同时，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长子胡德平也被打成‘联动分子’而关押起来，多次被拉出来斗争。……1964年刘湖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也受到了父亲的牵连。就连小女儿李恒和三子胡德华也在学校里被孤立、受欺凌。他们每天给被关在牛棚的父亲送饭、送药，还要给被关押的大哥送衣服，过早地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师东兵先生，我给你纠正几点:①胡德平文革初未被打成“联动分子”，他与“联动”毫无关系，其被关押是因为被诬为“反动学生”。②胡耀邦被关“牛棚”后，我也于1968年5月被关进“牛棚”，我从未见过他的孩子给他送过饭。我曾与胡耀邦一同被关“牛棚”，当时团中央的造反派不准家属给被关“牛棚”的人送饭，我们被关的几十人都是去食堂吃饭。你编的太离谱了。
二、师东兵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见第9页）接着，师东兵说，李昭问耀邦:“耀邦，有件事我想问但又不知道可问不可问？”耀邦说:“你尽管问，可答不可答的尺寸我来掌握。”李昭迟疑了一下，终于问道:“现在党内是中央主席大，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大？”“胡耀邦觉得问题很可笑，所以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是中央主席大嘛，我们党内历来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对不是枪指挥党嘛。再说，你从党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主席排第一位嘛。”……李昭说:“我总担心，你的脾气和性格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胡耀邦笑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我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你敢说不能胜任？……”
这里，我敢肯定，师东兵没有见过胡耀邦、李昭同志卧室的布局，也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李昭同志的生活习惯，你是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至于你写的胡、李那些一问一答的对话，其荒唐可笑，几近相声语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逗你玩儿”了！
三、师东兵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祝词。”看来，师东兵不懂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中央由谁向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致祝词，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由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呢？师东兵说:“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报告的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传统过去用之于革命战争，现在用之于建设’。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他又讲:‘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很稳当。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效果很不好。’”（见第15页）
1957年召开团的“三大”时，我是大会工作人员，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我怎么也想不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再一查《邓小平文选》，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第270页，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195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给邓小平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究竟你该怎么办，我希望你多独立思考。”胡耀邦说:“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地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邓小平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些事情的发展局势还不太明朗，但我有预感，我国很可能要出现一场比反右派规模还要大的政治风暴。你要有所准备，谨防卷到旋涡里去。”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亲自抓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部署树立青年学毛著的标兵，总结各地一些先进团支部带领和组织学习毛著的经验。四月十日，他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见第17—18页）。
师东兵在这里说的事情和时间，都被他搅乱套了。
胡耀邦从西安回北京是1965年6月20日。当时他被西北局第一书记整病了，叶剑英、张爱萍把他劝回北京休养。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1965年11月10日。胡耀邦办事历来是根据中央的正式文件、指示，一贯反对去“摸精神”，他没有、也不可能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就给邓小平打电话“摸精神”。从前后文看，师东兵说的这次电话似乎是胡耀邦从西安给邓小平打的，而这时胡耀邦已从西安回北京五个月二十天了。师东兵说，邓小平对胡耀邦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指学毛著）。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胡耀邦1965年6月已回北京，怎么1966年2月下旬又“赶回北京”？再说，团中央组织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从1958年、1959年就开始了，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就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同年5月25日至7月16日，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七个城市传播经验。这怎么是“1966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才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呢？
师东兵还说1966年“4月10日，他（指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里我告诉师东兵:胡耀邦从陕西回北京后一直在休养，并不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当时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是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召开的，不是你说的“1966年4月10日，”胡耀邦并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王伟作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也没有“一致通过”你编造的那个什么《决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会议也根本没有什么“调整工作方向”的问题。
五、第37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近乎造谣了。师东兵写这本书时，正是胡耀邦辞职后，一些人诬蔑他搞所谓“团派”的时候，师东兵恰是同这些人在同声合唱。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64至65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谦。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84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竞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领导团中央反右派运动的是当时的常务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还有划右派的具体规定和比例指标，团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社一批业务骨干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回国时到了乌鲁木齐就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听说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17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痛心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再说。”他想回来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只有个别人尚有争论，还未戴“帽子”，但胡耀邦仍尽最大努力进行保护。此后多少年，胡耀邦一讲到团中央的反右派，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内疚，这正是他的优良品质，而不是他的什么“错误”。至于林希翎、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这与胡耀邦毫无干系。这两人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不是团中央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也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定的，胡耀邦怎么可能“亲自批准”把他们打成右派呢？这是常识，勿需多说。当时《中国青年报》确实发表过批判他们观点的文章，那时他们还未毕业，反右派运动后刘绍棠分配不了工作，没有单位接收他，由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学校与团中央联系，请求团中央能收留他，胡耀邦等书记处领导同志认为应给他一个生活出路，就同意由中国青年报社接收下来了。
师东兵说的“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七、师东兵说:“直到林彪摔死的两年以后，一辆吉普车在他（指胡耀邦）劳动的农场门口停住了。两位军人还有一名穿制服的中年人找到他，说他已被解放”。（见第119页）这位师东兵的编造水平可真够可以的。文革中，我与胡耀邦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你编的那些情节可能蒙骗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但你就不怕我们说明真相吗？胡耀邦倒是被“两位军人”叫走的，但不是在“劳动的农场”，而是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不是“林彪摔死两年以后”，而是1968年10月12日晚上，就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当时，八届中委、候补中委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达百分之七十一，不准出席会议，全会要作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不够法定人数，这才临时把胡耀邦拉去凑数。当时拉去凑数的还有候补中委李志民、范文澜。八届中委共97人，十一中全会以后去世的10人，能到会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委中挑选了10名补为正式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委的半数。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方面负责人多达74人，占会议总数133人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六还多。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一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快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请看，师东兵写的这些情节是在抢救危重心脏病人吗？这是在拖延抢救，在折腾病人，像这样“抢救”，有多少病人也得折腾死了。师东兵既不了解现场抢救情况，又无抢救心梗病人的常识，却敢胡乱描写抢救胡耀邦的情况，能不露怯吗？
我不想再多费笔墨了。师东兵写的东西每一条都不真实，都是凭凭空编造。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党政领导人似乎都是一帮阴谋家、野心家，都是黑道人物，整天都在争权夺利，耍阴谋，施诡计。他常常编造中央领导两三个人在一起漫骂攻击另外的领导人，说的话都是帮派语言，甚至是黑话，而且有表情、有动作，连人家内心的活动他也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种场合，你师东兵怎么会在场呢？师东兵编造的中央领导人的对话中常常还有什么“凡是派”、“改革派”、“保守派”等等，其实对中央划分这派那派的，都是海外的春秋笔法。中央领导人历来是反对这类说法的。他还多处写道胡启立和胡耀邦的秘书称胡耀邦为“胡主席”，胡耀邦称赵紫阳为“老赵”，甚至说“胡耀邦轻轻给了赵紫阳一拳，说:老赵，下一步就看我们的了！”这正好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性格、特点和语言习惯。他还多处编造华国锋的话语，借华国锋之口说一些师东兵自己想说的低俗下流的话，严重污损了华国锋的人品和形象。
师东兵写的这些东西，除了姓名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这不是一般的“失实”，而是故意编造，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突破了法律允许的底线，构成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侮辱诽谤，触犯了刑律，书中涉及到的任何一位当事人的亲属，如果将他送上法庭，他都应该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