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改革开放前的重大事件，是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的重大决策。得民心，顺民意。功在当代，泽润千秋。它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激活了亿万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人才辈出的社会环境。我有幸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高考，并成功跨入大学校门，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虽然高考已过去40多年了，但对高考的记忆仍日久弥新。
文革期间，大学招生不是考试，而是推荐；且招生数量少，绝大部分青年无缘跨入大学校门。1970年，我在南陵县东河公社（现以并入南陵县弋江镇）东河中学读书，教师是芜湖市第五中学下放的中学老师。当时每个公社都要求办中学，但那时“读书无用论”的谬论又泛滥流行，虽然中学就在家门口，有很多农村青少年仍然不上学，因为不上学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而有收入。
1974年元月，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是回乡知青，但不是下放知青。回乡知青和下放知青在待遇上不一样，除了原来的户口、居住在城乡不一样外，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下放知青在农村插队算工龄，而回乡知青则不算工龄。我回乡后，被选为生产队会计，其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每天记工分（记分员），二是负责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核算和收效分配。我由于长期在校读书，回乡务农时，虽然年龄已有21岁，但体力和技术不行，所以每天的工分为8.5分，而整劳力每天为10分。
1975年我成为整劳力，每天可以挣10分工。那时生产队干部每年选举一次，我被选为生产队队长。负责全队的生产经营管理，人民公社体制是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以生产队为单位来进行，队长是最难干的差事。1976年我任东河公社黄城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兼民兵营长，成为在编集体干部。当年我们大队意向性的分到一个推荐上大学（含中专）的指标，全大队有上海、芜湖和县城50多个下放知青和近20位回乡知青，这么多人竞争一个上学的名额，所以非常激烈，因我是大队干部，参与决定推荐上报人选，为体现风格，便主动放弃申报。上大学似乎此生与我无缘了。
但时隔一年以后，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犹如春天的惊雷，响彻云霄，人们奔走相告。同时也激活了我的大学梦，我决定参加高考。虽然在高考消息发布之前，社会上已有小道消息，说大学招生要恢复考试，但我身处农村基层，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考试的消息。这与家住城市而有小道消息的人比起来，在复习迎考上要稍微迟一些。
决定参加高考后，接着就开始复习。在正式开始复习前，首先要决定考文科还是考理科。我在高中学习阶段，各科成绩比较平均，所以决定考理科。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见理科地位之重要。接着，我把我所读的高中课本全部找齐，按照考试要求开始复习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
开始，白天参加劳动或按照大队干部的分工，到包片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晚上复习。11月上旬，当复习物理和化学时，感到很生疏，因为回乡务农已4年，平日用不上它，好多知识已忘了。觉得考理科成功的把握性很小。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改考文科。好在政治、语文、数学这三门课不管考文科还是考理科都必须考，故浪费的时间不太多。只是复习物理化学的时间成了无用功。考文科要考历史、地理，历史我比较喜欢，平时看了很多课外书，是我的强项，复习比较顺利。地理稍微花了一点时间，但总体上也比较顺利。
大约到了11月中旬，我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启才请假，公开了参加高考的决定，并集中精力全身心投入复习迎考。
为了提高复习效果，我采取了以下办法：
一是以我的高中课本为主，力求巩固和提高已学的高中知识。我的中学老师是文革前的中学教师，他们是下放到东河公社支援农村教育事业的，他们的知识和教学水平都很高。我们身处农村，受外界干扰较小，因而高中阶段我们学得比较扎实。在以课本为主的基础上增加和补充一些新内容，特别是政治，因为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因而需要更新和补充新内容。
二是回到母校——东河中学，和过去的中学同学（已成为东河中学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共同复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提高复习效率。芜湖第五中学教师68年下放，从72年起，分期分批陆续上调回芜湖。到1977年11月中旬时，留下的芜湖老教师已经不及原来的一半，填补他们空缺的是原来比较优秀的小学教师、老三届高中下放学生以及与我一道高中毕业的回乡学生。这后两部分人和我一样都参加高考。我们多人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猜题；互相交流复习心得，收获颇丰。
三是专程赴芜湖，请教我原中学时期的班主任，时已回师大附中任教的刘桂芳老师。刘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政治课老师。她的爱人黄德渊老师在师大教党史。政治课的内容变化最大，她们给予我指点和帮助。同时，我写了两篇作文，黄老师请了师大中文系老师进行评点和指教。这次芜湖之行，收获很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芜湖，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第一次乘坐市内公交车。
1977年的高考在报名时，就要填报志愿，确定是报考大学还是中专中技。招生的学校和具体的专业，公社教育干事处有详细的书面材料，可以查阅。东河公社会堂的外墙上张贴着很多学校的招生通告。其中就有安徽劳动大学招生通告。在回乡务农的那几年，我经常购买一些通俗易懂的政治性读物阅读，如《1848年欧洲革命》《劳动价值论》等，我对政治比较有兴趣。看到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我就作为第一志愿填报了，安徽大学政治系作为第二志愿填报。报名填志愿时，我的母校——东河中学文革前参加过高考的老师给予了指导。
1977年12月9日，东河公社大约60多位考生在公社革委会（乡镇政府）门前集中，统一安排乘坐两辆带车厢的东方红大拖拉机前往南陵县城。大家有的站在车厢四周，有的在车厢中间席地而坐，虽然一路颠簸，一路尘土飞扬，但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午饭前到达南陵县城。安顿好住宿后下午去看考场。考场设在四姑桥附近的南陵中学。我找到了自己的考场和座位，并核对了座位上的准考证号码。回到旅社后继续看书学习。
12月10日上午，我提前来到考点，只见到处都是考生，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那时考生大都独自赴考场，不像现在由父母或其他长辈陪同。当我走进教室后，暗自下决心：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充分发挥潜能，一定要不慌乱、不急躁，考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在连续两天的考试中，我全身心投入。每场考试都能坚持到最后，响铃了才交卷；考卷发到手后先通览全卷，然后采取先易后难方式进行答题，以免造成不会做的浪费很多时间，会做的没有时间；强化考前复习，头天晚上复习第二天上午考试的内容，中午短暂休息后复习下午考试的内容。临时抱佛脚有时很管用。政治很多内容平时复习到了，考得比较顺利。语文的作文题有两个：一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二是叶剑英元帅的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考前猜题中，对第二个作文题有所考虑，语文考试感觉不错。历史、地理我比较感兴趣，知识积累比较多，考得也比较顺利。只是数学考得很差，首先是看错了一道题，本应做对的却做错了；其次是数学知识不扎实，是我的弱项，考卷未做完就响铃了。
考完后，我非常懊恼，认为考砸了，上大学没有希望了，回家后抱头就睡。我母亲和大姐夫对我进行劝慰和开导，很快我就振作起来，忘掉考试，重新投入生产劳动和大队工作中。
大约是1978年元月上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公社电话通知，说我进入了预选。在我认为不可能上大学的情况下突然听到这个好消息，那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考多少分？预选的分数线是多少？我全不知道。当时考试分数是保密的。据后来看到的资料，安徽省进入高考的预选分数线是240分。我2012年才知道自己1977年高考成绩是252.25分（政治74.5、语文71、数学37.5、史地69.25）。
当时预选和录取比例大约是1：1.5，进入预选的不能全部录取，还要淘汰30%左右。预选后主要进行政审和体检。文革刚结束，那时政审非常严格，既要审查本人政治表现，又要审查家庭成分、历史和社会关系。我回乡务农后于197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成为农村集体干部，政审我应能顺利通过。我身体健康，体检也不会有问题。所以预选后我信心倍增，我的大学梦即将实现了！
1978年春节刚过，大约农历正月初五、六，公社来电话，要求大队（行政村）派人去公社取通知书。黄城大队小学校长王永辉去公社取入学通知书。我在大队部参加支委会。下午3点左右，王校长在距大队部好几百米就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说考取了，考取了。在场的大队干部和熟人都为我考取安徽劳动大学而高兴。当即我在大队代销店买了糖果，分发给在场的每个人，让大家与我共同分享快乐。
从后来看到的有关资料得知：1977年参加高考的有570万人，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5%，是历届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年。我有幸参加高考，并成功录取，由此开启了我人生新的征程。我感谢党的英明决策，感谢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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