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
余天云（1906-1936），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红 4方面军第 31军军长，在随部队转移途中溺毙，1945年中共7大追认余天云为革命烈士。
余天云农民出身，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 (城)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11师、红1军、红4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32年3月任红4方面军12师36团团长，曾以一团之众抵挡敌军一师围攻，最后反把敌军打得落荒而逃。
参加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各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1932年底，余天云任红4方面军11师师长，率部参加仪南、营渠、宣达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取得重大战果。 1933年6月底，红4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红11师扩编为30军，余天云被提拔为军长，他的搭档是政委李先念；1935年后又改任31军军长。余天云率部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作战，参加广昭、陕南、嘉陵江战役，经常担任主攻作战，长征中，他还率部参加了绥崇丹懋等战役，作为军长，余天云打仗时经常是不畏枪林弹雨，抵近指挥。为革命负伤数次，战功不小。余天云文化程度不高，头脑简单，作战勇敢，对党（也就是对张国焘）忠心耿耿，是老张特别喜欢的干部，但他自身的也有缺点，“作风霸道，动辄骂人，甚至动手”
1935年5月，余天云率部参加长征，7月任红4方面军31军军长，同年冬随军南下川原边。 1936年1月，红1、4方面军会师草地又分道扬镳后，为了培养干部，成立了一个红军学校，有伤残的原9军军长何畏当校长，刘伯承兼任总教官。张国焘对刘伯承还是很看重的，他认为刘是正统派军人，比较喜欢讲究战略战术，自己手下的将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游击观念’太重，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对他们很有帮助。因此为了提高手下军官的军事素养，4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余天云入校学习，兼高级指挥科科长。
余天云是李先念的军事搭档，聪敏倔强，作战勇敢，不到3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余天云文化太浅，阅历有限，入校后，由于看到学员多是营团级军官，师军级的没有几个，觉得掉身份，老大不愿意来上课；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一路顺风，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加之性格刚烈，年轻气盛，争强好胜惯了，见识浅薄，在上课时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将余天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骄横自负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4方面军的最年轻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后的1936年4月，在随部队向北移途中，在部队行至西康省(四川)丹巴大金川激流时，乘人不备，从高崖纵身跳下自杀了。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
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其实，彭总小题大做了，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好在余天云只是张国焘的爱将，而且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只是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这个事也就没有再多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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