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传统线性思维：红军叛将龚楚变节原因初探
黄文治
摘要：龚楚是党历史上重要的红军将领，曾参与创建红四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但是，中央苏区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打击下逐步走向瓦解之后，其开始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就其变节的原因，以往把脉其病症往往简单地认为其犯了路线错误而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化的线性思维、理解之结果。我认为这既搀杂有革命失败情绪的困绕，亦有从人道主义革命理想出发反感恐惧赤色恐怖的缘故。本文将重新剖析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原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
“变节”，在红军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隐讳的概念。变节者，即为叛徒，一般是指退出中共群众运动的人。而红军历史上，变节最多的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党、大围剿时期，大体上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变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对前途自感渺茫，失去革命信心，变节的将领有所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人，早年参军，由准国民党而入中共；红军时期出色的战将，参与创建红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招抚与抗战并举；抗战后，投诚但最后叛逃香港；晚年回归，风雨飘摇，跌宕起伏过一生。生前著有《我与红军》与《龚楚回忆录》两本有价值的文本史料及相关书画墨迹留世。
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齿痛恨，官方出版的资料也一概抹杀其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赞，奉为圣明，总之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因此，龚楚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戴上一贯地犯“路线错误”，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的高帽。其实从现有稀世资料来看，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龚楚也不例外。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下，历史研究往往扩大为一种宣传，忠奸的判断模式严重束缚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对龚楚的评价就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宣传式的线性思维，政治人物往往脸谱化，因此龚楚常遭人訾议与诟病，“红军第一叛将”等民贼称呼不断，这种简单地以“好”与“坏”来区分历史人物，是曾经年代塑造的思维定式。从单纯地用“黑”与“白”来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没有摆脱线性思维的纠缠。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气和，摆脱线性思维的缠绕，当然颠覆这种习惯，需要勇气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种涅槃的精神。这里将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方式，重新探讨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原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
龚楚，早年沐浴新思想参加红军，从南昌起义到白色起义，再到中央苏区，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积极分子，参与创建了红四与红七军，红七军转战千里入赣之前，在广西右江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其认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诀是“把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 ，但其后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因特殊情况下党的一些过激做法与其理念发生矛盾，受到党内批评处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 帽子，并被开除党籍一年，在其心中产生的暗伤刺激尤大。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思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莫如深，这就不免疑窦丛生了。近来接触到的一些海外资料和龚楚回忆录，可以发现主要是其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龚楚正是对当时这种违反人道精神的过激行为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帽被批判，其心理上的不平与恐惧，是日后投向国军的一个导火索。
二、 变节原因：对革命失去信心，抑或反感恐惧“赤色恐怖”？
生前，龚楚两本自传文本资料记载的是其早年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加孙中山国民革命，最后被中共争取来，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的一段人生历程。龚楚在书中言其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但是，这种理想还未实现，他就变节了。
龚楚的变节，无疑有中央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因素干扰。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包围、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受王明左倾路线错误领导，导致反围剿失败。龚楚在中央苏区瓦解之后，临危受命，独当一面，领导红军跳出包围圈打游击。但是，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及对“赤色恐怖”的恐惧，最终脱离红军变节。非惟如此，还有更深层次的主观原因，值得挖掘。
另外，龚楚在其回忆录第三编里，描述了其从人道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到开始反思共产主义革命正确性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反思的契机就是中国早期革命政策过激化而导致的“赤色恐怖” 。这种反思的结果，也是其脱离红军的一个主观原因。
在其回忆录中，龚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 。这两种恐怖，在当时，应该说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研究党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其存在。如果我们不肯面对自己历史的阴暗面，一味品尝荣耀的鸦片，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永远不会有进步。
当时，龚楚认为中共早期过激的“赤色恐怖”包括两个部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与及过激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反感与恐惧“赤色恐怖”的泛滥，就是其然后叛逃的直接动因。
三、转变：对肃反扩大化与简单化的恐惧
肃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以情感工作模式为手段，利用共同的仇恨魔鬼凝聚异质成分达到整肃敌对分子的目的，是群众运动团结的催化剂，不过，猜疑的一面也不可低估，因猜疑而达到凝聚的效果， Ernest Renan说：“当有强烈信念和强烈激情的人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就会以猜疑相互监视，而力量也由此产生。这是因为相互猜疑可以带来相互恐惧，而这种相互恐惧会像一个铁环套那样把大家紧紧套在一起，不容谁逃逸，也会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撑着他们。” 但是，猜疑一旦像传染病一样泛化，惟恐被人指斥为温和派的恐惧就会使肃反滑向扩大化与简单化的旋涡，于是“赤色恐怖”就会如江河般泛滥。
关于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徐向前在其回忆录里有关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记载，其间不难流露出其对早期党内搞肃反“逼供信”的反感。中共江西时期，整肃AB团、清党，同样也有过激的地方。《龚楚回忆录》书中举出很多实例，比如他的老部下杨遇春，黄埔一期毕业，早期参加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转战南北，英勇善战，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长，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杀，自己被清算，愤而投降国军，终生与中共为敌。又如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预，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及后来的红军革命，起义失败后红七、八两军转战千里，来到江西苏区，当时苏区正在开展肃清“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西来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肃掉的。当时李明瑞已预感快要杀到自己头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却被预先布置好的警卫员所杀。最过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妇的被杀，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精简队伍，防止泄秘，于是清除怀疑对象，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林野被整肃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给我们颇多灰暗的记忆。
林野，福建人，在黄埔军校时已参加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妻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跑来江西苏区与林野团聚。龚书说：“她刚来了三天，谭震林(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分局长)秘密到我办公室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要调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我已报告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后来，龚楚虽经多方营救，亦未奏效。被组织怀疑的人无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样令人惧怕与之接近。“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被护送他们的特务员杀害了”。“事后，其中一个特务员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 (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砍过去，他妻子见了大声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头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此时，他的妻子也被黄同志结果了。…… 若不是我们俩能干，说不定给他们跑了！’” 残忍可想而知。
从以上所引的林野被杀一事，读者也不难看出早期中国革命过程中“肃反”扩大化与简单化的程度了。在龚楚的眼里，认为中共早期一些领导人都是凶残和伪善的，不免偏颇。此外，龚楚书中对中国早期几位领导人看法不高，就算是被龚楚一直称为老实人的朱德，也有从阶级观点出发而看轻人情与人性的地方。书中说到南昌暴动失败后，朱德走投无路，是驻守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旧时同学范石生收留了他，不但保留他的独立编制，还给他补充了粮食服装枪支弹药。消息走漏后，李济深密令将朱德缴械，范石生又冒着危险差人送密信叫朱德离开，朱德连夜拉队出走，发动湘南暴动上井冈山。半年后居然就率部下山偷袭范石生，击毙其副官，可谓以怨报德。龚楚说：“我想至此，顿生蹙然。我打趣地对朱德提起范石生收留的事情，他很坚定地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听了，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那句话。”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也说，长征以前，他还是一个 “小鬼”，奉命将秘密文件沉于水塘，上岸时已有两个特务员守候着杀人灭口，幸得正巧一个指挥官路过，问明情由，说让他跟我走吧！救了他一命。谈到中央苏区的肃反，打“AB团”、“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他说当时很多人就根本不明白其概念，就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批斗，甚至杀害，“不少‘犯人’是在夜里被处决的，……后来知道这些被杀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AB团’” 。那么这些被冤枉的战场英勇人物为何大多都认罪伏法了呢？那是因为，群体认同赋予他们在战场上勇于牺牲的精神，一旦脱离群体，他们被彻底孤立于自己英勇服务的党和人民群众之外了，因孤独而来的四面楚歌般的恐惧是难免的，用布哈林讲述斯大林大清洗时那些受难者的话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孤立于每一种构成生活要素的事物之外’，于是他们认了罪。他们在群众面前自我批判，藉以打破孤立。他们辱骂自己，指责自己犯有滔天大罪，藉以重建他们与那永恒集体之间的联系” 。所以，认罪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龚楚亦是。最初，当其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时，他就害怕被孤立、被砍头，口头敷衍式拼命认错。即使这样，有些人认错了，还是回天乏力；而有些人只能因恐惧而逃跑变节。
我们从上文案例可以看出，在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无疑已经过激到有点难以自持地轻“人性”的地步了。但我们看待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如说他们进行“赤色恐怖”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权利，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而是他们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的终极道德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贺佛尔说“看到一个标榜爱上帝、爱基督、爱国家或同情被压迫者的群众运动制造出大量的血腥、恐怖与破坏时，我们往往会把这种可耻的扭曲归咎于运动领袖的野心。但事实上，把高贵的动机变形为仇恨与暴力的，并不是诡计多端的领导者蓄意操弄的结果，而是由爱上帝、爱国家一类的热忱所催生的团结有以致之” ，此语不谬。
但不管怎么说，龚楚对肃反扩大化与简单化很反感、恐惧，是其变节动因中的一个原因。
四、转变：对过激的农民运动的不满
农民运动，是党领导的，以农协组织为基干，进行土地革命的群众运动，同样采取奏效的情感艺术工作模式。
龚楚回忆农民运动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过激化表现，其实就是革命过程中的“左倾蛮干行为” ，我们结合张国涛《我的回忆》一书记载，可总结农民运动的过激化有如下表现：
暗杀地主豪绅，而不顾及其是否是劣豪劣绅，一些农民运动领袖在湖南就公然宣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等左倾情绪；执行土豪不分土地政策；以拒租拒债代替交租交息；谷米阻禁；破坏乡村旧风俗，威逼寡妇改嫁等；乱杀乱烧，宣称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 。等等。
因此在湖南，龚楚说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据龚楚回忆，李立三的父亲之所以被杀主要是因为李立三与湖南农民运动的相关领导者有很深的矛盾纠葛，因此，赤色恐怖破坏了同志间的友谊，但是农会控制地方政权，采取残无人道的“赤色恐怖”，使国民党的一些中下层军人及上层军官如唐生智、何健等，有些是同情革命的，也开始疏离出去，成为革命的死敌，因此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前景。张国涛在其回忆录亦有专门一章回忆了当时的农民运动情况，也说过激的农民运动阻碍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同时也扼杀了自身的发展。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龚楚回忆说，1933年7 月，正是苏区展开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期间，有一天龚楚经过离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住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妇，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的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走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 她们听见了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特务员我姓什么，当他们知道我姓龚，知道是同宗，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他们的性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都在家里耕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三人，可是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交五百光洋，否则老少六个都要坐牢。司令员啊，我们饭都没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姓龚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说罢，不断地磕头流泪。这时候，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都替他们说情。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明白出面说情反会害了她们。
数月前他率部经过福建长汀，有一位替他看过病的老中医来找过他，求他帮忙说，行医数十年在家乡买了七亩田早被没收了，两个药店伙记投了红军，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粮给他们家属，还要缴一大笔捐款，缴不出来就要坐牢杀头。龚楚鼓起勇气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回长汀，他已被杀，药店被没收，孤儿寡妇已经沦为乞丐了！”
这种过激的农民运动与龚楚人道主义的理想发生矛盾，农民运动的左倾蛮干令其非常反感，甚至已经怀疑革命理想问题，因此这也是其变节动因的另一方面。
五、对革命理想主义的反思：步入经验主义的摇篮
其实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革命因缺乏经验，过激而导致的“赤色恐怖”是与革命的道德理想相伴而生的，只要革命的理想崇高，至于手段残忍与牺牲都是必要的。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自由等别的东西，残暴，实行专政。因为他们相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于是革命的恐怖也就是人道主义。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实在可悲。因此革命过程中，圣洁的目标高过一切，过火现象就时常发生。
对于这种过激化导致的“赤色恐怖”，龚楚的反思是“我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之后，其离开红四军，他进一步反思认为“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贺佛尔说：“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 ，信仰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反思理解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皈依移植而来的无意识信仰。
当时，人道主义精神与为理想而革命的残酷性，此时在龚楚心里，达到空前的矛盾状态。在当时那个极端泯灭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的狂飙革命浪漫主义社会，其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已经怀疑其怀着一颗爱国心、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确的。这已经反映出一位老党员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也说明其已在实现着一个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不断过转变的过程。所以，看到龚楚的反思，也使我想到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言“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疾呼：“自由啊！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真是令人警醒而发寒的名言，这些名言所指引的目标都是要涤清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及克服“异化”陷阱与怪圈。
因此他从经验出发，一方面呼吁“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 另一方面，对过激的农民运动很失望，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亦表示发生怀疑，甚至在回忆录里公然认为，中国革命性最彻底的应该是以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而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有太多的落后性。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反思是否正确，但无疑表明其已经开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那么，龚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老战士，过激而导致的“赤色恐怖”为何能够在其思想中引起如此大的涟漪呢？我想，这并非不坚定完全能够解释的。龚楚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人道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者。在五四时期，其本身就受到五四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性张扬、民族国家等观念的影响，但是五四又是多歧的，后期列宁化，或者说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致革命过程中，着重强调集体主义、一元化领导、民族国家观念及牺牲精神，反而隐匿了很多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等观念，隐匿不表示不存在，既然存在，矛盾的纠葛就会无休止，当狂热的激情过后，民族传统的惯性人道主义主义力量就会发生效用，引发他们去反思革命理想主义的可取性，使之开始厌倦无休止的革命，回到重建传统价值的世俗理性上来。这是革命心理学上最为吊诡的常识。
所以龚楚说“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 ，同时“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怀疑、失落、不满、反感、恐惧、厌倦，甚至绝望情绪相综合，使其最后做出大胆行动，变节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他说“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因此我认为其变节既有革命失败后信心失落的一方面，更有其革命理想理念与当时党的一些过激政策发生矛盾，并最终走向经验主义的摇篮导致的。
以上所叙无意对历史进行大扫除，只是重温历史内涵中的一个小断片，或许还是雾里看花。我认为在激动的眼泪与奔流的热血激荡之后，时间已经磨平了激情的棱角，越来越多的原始材料也从档案资料中被挖掘出来，释然于心的思想家应该不受限制地去追思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黄文治
摘要：龚楚是党历史上重要的红军将领，曾参与创建红四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但是，中央苏区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打击下逐步走向瓦解之后，其开始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就其变节的原因，以往把脉其病症往往简单地认为其犯了路线错误而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化的线性思维、理解之结果。我认为这既搀杂有革命失败情绪的困绕，亦有从人道主义革命理想出发反感恐惧赤色恐怖的缘故。本文将重新剖析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原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
“变节”，在红军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隐讳的概念。变节者，即为叛徒，一般是指退出中共群众运动的人。而红军历史上，变节最多的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党、大围剿时期，大体上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变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对前途自感渺茫，失去革命信心，变节的将领有所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人，早年参军，由准国民党而入中共；红军时期出色的战将，参与创建红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招抚与抗战并举；抗战后，投诚但最后叛逃香港；晚年回归，风雨飘摇，跌宕起伏过一生。生前著有《我与红军》与《龚楚回忆录》两本有价值的文本史料及相关书画墨迹留世。
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齿痛恨，官方出版的资料也一概抹杀其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赞，奉为圣明，总之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因此，龚楚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戴上一贯地犯“路线错误”，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的高帽。其实从现有稀世资料来看，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龚楚也不例外。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下，历史研究往往扩大为一种宣传，忠奸的判断模式严重束缚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对龚楚的评价就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宣传式的线性思维，政治人物往往脸谱化，因此龚楚常遭人訾议与诟病，“红军第一叛将”等民贼称呼不断，这种简单地以“好”与“坏”来区分历史人物，是曾经年代塑造的思维定式。从单纯地用“黑”与“白”来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没有摆脱线性思维的纠缠。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气和，摆脱线性思维的缠绕，当然颠覆这种习惯，需要勇气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种涅槃的精神。这里将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方式，重新探讨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原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
龚楚，早年沐浴新思想参加红军，从南昌起义到白色起义，再到中央苏区，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积极分子，参与创建了红四与红七军，红七军转战千里入赣之前，在广西右江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其认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诀是“把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 ，但其后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因特殊情况下党的一些过激做法与其理念发生矛盾，受到党内批评处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 帽子，并被开除党籍一年，在其心中产生的暗伤刺激尤大。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思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莫如深，这就不免疑窦丛生了。近来接触到的一些海外资料和龚楚回忆录，可以发现主要是其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龚楚正是对当时这种违反人道精神的过激行为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帽被批判，其心理上的不平与恐惧，是日后投向国军的一个导火索。
二、 变节原因：对革命失去信心，抑或反感恐惧“赤色恐怖”？
生前，龚楚两本自传文本资料记载的是其早年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加孙中山国民革命，最后被中共争取来，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的一段人生历程。龚楚在书中言其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但是，这种理想还未实现，他就变节了。
龚楚的变节，无疑有中央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因素干扰。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包围、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受王明左倾路线错误领导，导致反围剿失败。龚楚在中央苏区瓦解之后，临危受命，独当一面，领导红军跳出包围圈打游击。但是，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及对“赤色恐怖”的恐惧，最终脱离红军变节。非惟如此，还有更深层次的主观原因，值得挖掘。
另外，龚楚在其回忆录第三编里，描述了其从人道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到开始反思共产主义革命正确性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反思的契机就是中国早期革命政策过激化而导致的“赤色恐怖” 。这种反思的结果，也是其脱离红军的一个主观原因。
在其回忆录中，龚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 。这两种恐怖，在当时，应该说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研究党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其存在。如果我们不肯面对自己历史的阴暗面，一味品尝荣耀的鸦片，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永远不会有进步。
当时，龚楚认为中共早期过激的“赤色恐怖”包括两个部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与及过激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反感与恐惧“赤色恐怖”的泛滥，就是其然后叛逃的直接动因。
三、转变：对肃反扩大化与简单化的恐惧
肃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以情感工作模式为手段，利用共同的仇恨魔鬼凝聚异质成分达到整肃敌对分子的目的，是群众运动团结的催化剂，不过，猜疑的一面也不可低估，因猜疑而达到凝聚的效果， Ernest Renan说：“当有强烈信念和强烈激情的人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就会以猜疑相互监视，而力量也由此产生。这是因为相互猜疑可以带来相互恐惧，而这种相互恐惧会像一个铁环套那样把大家紧紧套在一起，不容谁逃逸，也会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撑着他们。” 但是，猜疑一旦像传染病一样泛化，惟恐被人指斥为温和派的恐惧就会使肃反滑向扩大化与简单化的旋涡，于是“赤色恐怖”就会如江河般泛滥。
关于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徐向前在其回忆录里有关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记载，其间不难流露出其对早期党内搞肃反“逼供信”的反感。中共江西时期，整肃AB团、清党，同样也有过激的地方。《龚楚回忆录》书中举出很多实例，比如他的老部下杨遇春，黄埔一期毕业，早期参加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转战南北，英勇善战，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长，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杀，自己被清算，愤而投降国军，终生与中共为敌。又如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预，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及后来的红军革命，起义失败后红七、八两军转战千里，来到江西苏区，当时苏区正在开展肃清“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西来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肃掉的。当时李明瑞已预感快要杀到自己头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却被预先布置好的警卫员所杀。最过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妇的被杀，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精简队伍，防止泄秘，于是清除怀疑对象，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林野被整肃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给我们颇多灰暗的记忆。
林野，福建人，在黄埔军校时已参加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妻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跑来江西苏区与林野团聚。龚书说：“她刚来了三天，谭震林(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分局长)秘密到我办公室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要调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我已报告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后来，龚楚虽经多方营救，亦未奏效。被组织怀疑的人无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样令人惧怕与之接近。“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被护送他们的特务员杀害了”。“事后，其中一个特务员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 (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砍过去，他妻子见了大声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头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此时，他的妻子也被黄同志结果了。…… 若不是我们俩能干，说不定给他们跑了！’” 残忍可想而知。
从以上所引的林野被杀一事，读者也不难看出早期中国革命过程中“肃反”扩大化与简单化的程度了。在龚楚的眼里，认为中共早期一些领导人都是凶残和伪善的，不免偏颇。此外，龚楚书中对中国早期几位领导人看法不高，就算是被龚楚一直称为老实人的朱德，也有从阶级观点出发而看轻人情与人性的地方。书中说到南昌暴动失败后，朱德走投无路，是驻守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旧时同学范石生收留了他，不但保留他的独立编制，还给他补充了粮食服装枪支弹药。消息走漏后，李济深密令将朱德缴械，范石生又冒着危险差人送密信叫朱德离开，朱德连夜拉队出走，发动湘南暴动上井冈山。半年后居然就率部下山偷袭范石生，击毙其副官，可谓以怨报德。龚楚说：“我想至此，顿生蹙然。我打趣地对朱德提起范石生收留的事情，他很坚定地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听了，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那句话。”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也说，长征以前，他还是一个 “小鬼”，奉命将秘密文件沉于水塘，上岸时已有两个特务员守候着杀人灭口，幸得正巧一个指挥官路过，问明情由，说让他跟我走吧！救了他一命。谈到中央苏区的肃反，打“AB团”、“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他说当时很多人就根本不明白其概念，就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批斗，甚至杀害，“不少‘犯人’是在夜里被处决的，……后来知道这些被杀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AB团’” 。那么这些被冤枉的战场英勇人物为何大多都认罪伏法了呢？那是因为，群体认同赋予他们在战场上勇于牺牲的精神，一旦脱离群体，他们被彻底孤立于自己英勇服务的党和人民群众之外了，因孤独而来的四面楚歌般的恐惧是难免的，用布哈林讲述斯大林大清洗时那些受难者的话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孤立于每一种构成生活要素的事物之外’，于是他们认了罪。他们在群众面前自我批判，藉以打破孤立。他们辱骂自己，指责自己犯有滔天大罪，藉以重建他们与那永恒集体之间的联系” 。所以，认罪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龚楚亦是。最初，当其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时，他就害怕被孤立、被砍头，口头敷衍式拼命认错。即使这样，有些人认错了，还是回天乏力；而有些人只能因恐惧而逃跑变节。
我们从上文案例可以看出，在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无疑已经过激到有点难以自持地轻“人性”的地步了。但我们看待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如说他们进行“赤色恐怖”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权利，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而是他们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的终极道德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贺佛尔说“看到一个标榜爱上帝、爱基督、爱国家或同情被压迫者的群众运动制造出大量的血腥、恐怖与破坏时，我们往往会把这种可耻的扭曲归咎于运动领袖的野心。但事实上，把高贵的动机变形为仇恨与暴力的，并不是诡计多端的领导者蓄意操弄的结果，而是由爱上帝、爱国家一类的热忱所催生的团结有以致之” ，此语不谬。
但不管怎么说，龚楚对肃反扩大化与简单化很反感、恐惧，是其变节动因中的一个原因。
四、转变：对过激的农民运动的不满
农民运动，是党领导的，以农协组织为基干，进行土地革命的群众运动，同样采取奏效的情感艺术工作模式。
龚楚回忆农民运动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过激化表现，其实就是革命过程中的“左倾蛮干行为” ，我们结合张国涛《我的回忆》一书记载，可总结农民运动的过激化有如下表现：
暗杀地主豪绅，而不顾及其是否是劣豪劣绅，一些农民运动领袖在湖南就公然宣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等左倾情绪；执行土豪不分土地政策；以拒租拒债代替交租交息；谷米阻禁；破坏乡村旧风俗，威逼寡妇改嫁等；乱杀乱烧，宣称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 。等等。
因此在湖南，龚楚说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据龚楚回忆，李立三的父亲之所以被杀主要是因为李立三与湖南农民运动的相关领导者有很深的矛盾纠葛，因此，赤色恐怖破坏了同志间的友谊，但是农会控制地方政权，采取残无人道的“赤色恐怖”，使国民党的一些中下层军人及上层军官如唐生智、何健等，有些是同情革命的，也开始疏离出去，成为革命的死敌，因此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前景。张国涛在其回忆录亦有专门一章回忆了当时的农民运动情况，也说过激的农民运动阻碍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同时也扼杀了自身的发展。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龚楚回忆说，1933年7 月，正是苏区展开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期间，有一天龚楚经过离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住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妇，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的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走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 她们听见了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特务员我姓什么，当他们知道我姓龚，知道是同宗，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他们的性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都在家里耕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三人，可是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交五百光洋，否则老少六个都要坐牢。司令员啊，我们饭都没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姓龚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说罢，不断地磕头流泪。这时候，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都替他们说情。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明白出面说情反会害了她们。
数月前他率部经过福建长汀，有一位替他看过病的老中医来找过他，求他帮忙说，行医数十年在家乡买了七亩田早被没收了，两个药店伙记投了红军，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粮给他们家属，还要缴一大笔捐款，缴不出来就要坐牢杀头。龚楚鼓起勇气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回长汀，他已被杀，药店被没收，孤儿寡妇已经沦为乞丐了！”
这种过激的农民运动与龚楚人道主义的理想发生矛盾，农民运动的左倾蛮干令其非常反感，甚至已经怀疑革命理想问题，因此这也是其变节动因的另一方面。
五、对革命理想主义的反思：步入经验主义的摇篮
其实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革命因缺乏经验，过激而导致的“赤色恐怖”是与革命的道德理想相伴而生的，只要革命的理想崇高，至于手段残忍与牺牲都是必要的。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自由等别的东西，残暴，实行专政。因为他们相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于是革命的恐怖也就是人道主义。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实在可悲。因此革命过程中，圣洁的目标高过一切，过火现象就时常发生。
对于这种过激化导致的“赤色恐怖”，龚楚的反思是“我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之后，其离开红四军，他进一步反思认为“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贺佛尔说：“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 ，信仰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反思理解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皈依移植而来的无意识信仰。
当时，人道主义精神与为理想而革命的残酷性，此时在龚楚心里，达到空前的矛盾状态。在当时那个极端泯灭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的狂飙革命浪漫主义社会，其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已经怀疑其怀着一颗爱国心、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确的。这已经反映出一位老党员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也说明其已在实现着一个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不断过转变的过程。所以，看到龚楚的反思，也使我想到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言“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疾呼：“自由啊！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真是令人警醒而发寒的名言，这些名言所指引的目标都是要涤清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及克服“异化”陷阱与怪圈。
因此他从经验出发，一方面呼吁“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 另一方面，对过激的农民运动很失望，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亦表示发生怀疑，甚至在回忆录里公然认为，中国革命性最彻底的应该是以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而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有太多的落后性。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反思是否正确，但无疑表明其已经开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那么，龚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老战士，过激而导致的“赤色恐怖”为何能够在其思想中引起如此大的涟漪呢？我想，这并非不坚定完全能够解释的。龚楚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人道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者。在五四时期，其本身就受到五四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性张扬、民族国家等观念的影响，但是五四又是多歧的，后期列宁化，或者说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致革命过程中，着重强调集体主义、一元化领导、民族国家观念及牺牲精神，反而隐匿了很多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等观念，隐匿不表示不存在，既然存在，矛盾的纠葛就会无休止，当狂热的激情过后，民族传统的惯性人道主义主义力量就会发生效用，引发他们去反思革命理想主义的可取性，使之开始厌倦无休止的革命，回到重建传统价值的世俗理性上来。这是革命心理学上最为吊诡的常识。
所以龚楚说“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 ，同时“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怀疑、失落、不满、反感、恐惧、厌倦，甚至绝望情绪相综合，使其最后做出大胆行动，变节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他说“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因此我认为其变节既有革命失败后信心失落的一方面，更有其革命理想理念与当时党的一些过激政策发生矛盾，并最终走向经验主义的摇篮导致的。
以上所叙无意对历史进行大扫除，只是重温历史内涵中的一个小断片，或许还是雾里看花。我认为在激动的眼泪与奔流的热血激荡之后，时间已经磨平了激情的棱角，越来越多的原始材料也从档案资料中被挖掘出来，释然于心的思想家应该不受限制地去追思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