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顾问李德（1900～1974）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利。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著译。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73年出版《中国纪事(1932～1939）》，对中国革命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他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 “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９月，他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３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李德被剥夺领导权。后随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又从事了一段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1939年奉命返回苏联。中国共产党认为李德在担任中共中央红军顾问期间，给红军和中国共产革命带来了惨重损失，而他的错误主要是坚持堡垒对堡垒的正规战，拼消耗，在战略上战术上都输给了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李德的专断作风也引起了红军很多高级将领的不满。当然把一切过错归罪于李德一人也是不客观的。李德在长征途中，支持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斗争。
在中央苏区时，他与组织安排的萧月华结婚，后离婚，后来又结识了第二位妻子李丽莲，李德在1939年返回苏联时请求将李丽莲带走，未获批准。
1941年至1945年在苏联集中营内任政治教官。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准回德国，在东德德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负责编书、译书（曾将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一个人的遭遇》等文学名著译为德文），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李德1973年发表的《中国记事》一书，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共国际派，特别是王明等人的残酷斗争有详细的描述，揭露了延安政权从自由宽松走向整肃集权的过程。此书早期在中国被完全禁止禁阅，但近年来随着时代氛围的改变，已有较多中国历史学者引述此书，探讨长征到延安时期毛泽东集中权力的来龙去脉。
陈士榘谈李德
1935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父亲陈士榘也结束了他的“设营司令”生涯，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
翌年三月，父亲这时也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讲授战术课。
父亲是这样评价李德的：尽管指挥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却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军事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
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早已经离休，闲来无事，同时感到来日不多，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与反思之中。有一次我们一起看电视剧，出现了为时不长的李德的形象。
父亲说：“李德其实不是草包。他是奥地利国籍的德国人。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他才比我大9岁，可是军事资历并不浅。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仅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又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3年10月初，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名义，李德满怀抱复和理想，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
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李德，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当时又被排斥，所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以至造成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父亲还给我讲了一些李德的私生活，父亲笑着说：
“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后来，一个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离婚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
父亲说，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存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
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实际权力一度比毛泽东、周恩来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后来李德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死不认账，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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