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疗瘟疫：真相究竟如何？
Original 江上采芹人 江上采芹人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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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武汉疫情爆发后，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一级响应状态的疫情管制，这是非典时期我们都不曾有过的状态。随着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增多，在医学领域，我国前所未有地实现了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染病的新局面。多位中医专家亲临武汉疫情一线考察后，形成了国家防治、诊疗方案中的中医部分，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到目前更是联合派出两支中医国家队，接管了武汉部分定点医院形成了以中医主导的诊疗模式，这也是中医正式介入诊疗稍晚的非典时期不曾有过的先例。
然而此举再次引发中医黑的一阵喧嚣，偏执夸张着甚至叫嚣这是中国卫生事业的巨大退步，岂不知自身对临床医学的浅薄和无知。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医面对无数次瘟疫的挑战和实践，真的就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疗体系吗？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医学对公共卫生体系的贡献而忽视了中医对恶性传染病诊疗经验的伟大贡献。
我国古代典籍对瘟疫最早的记载当是在《周礼》。《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这个“疠”我们将它常与“气”联在一起，和后来的“疫气”是一个意思，就是古人概念中看不见的“病毒”，正是这种“疠气”、“疫气”导致了恶性传染病的发生和扩散。可见我们中国的古人早已认识到瘟疫这个病不只是冬春才有，而是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出现。
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记载：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气可干（有专家认为此处邪不可干应为后人串改，原文当为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就是各种瘟疫来的时候，大人小孩都会感染，而且引发的症状也基本相似，随后的提醒更是对面临瘟疫的我们至关重要。在瘟疫中，有人幸存，有人却轻易染病去世，就是现代医学认为的“免疫力”的不同，而中医最古老的术语就是“正气”。也就是即使免疫力强大的人在瘟疫中也会被感染，只是免疫力的不同决定了病情传变和病情轻重的不同，所以在瘟疫中，我们预防最好的方法便是自己的“免疫力”也就是“正气”，所以平时我们就要注意锻炼身体、生活规律，从而提升自身的“正气”或“免疫力”，瘟疫真正来临的时候，就要“避其毒气”而不是往人堆里钻：这不就是古人叮嘱的做好隔离吗？避其毒气就是不要到可能有传染源的人群中去，不要到病毒易于滋生的脏乱差的地方去。当然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我们亲临疫情一线的医生贡献出了防护服，为治疗疾病的医生首先提供了“避其毒气”更有效的手段。作为平民百姓，我们“避其毒气”最好的防护就是打扫好卫生，待在家里，不要乱跑哦！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并没有记载临床实践的病案，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临床医学专著、最早涉及恶性传染病治疗的专著是《伤寒论》。
《伤寒论》的开篇，张仲景的序就讲述了汉末瘟疫导致不到十年的时间，自家二百多人的大宗族死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瘟疫造成的十室九空的惨烈可以窥见一斑，而这些瘟疫中因为外感“伤寒”死去的又是“十居其七”，可见当时的瘟疫主要是外感伤寒所致。这么惨烈的瘟疫让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幺之莫救”，因而发愤探索，“勤求古训、博采众长”，并亲临疫情一线进行实际诊疗探索、总结，最后不但撰成了《伤寒论》，而且在《伤寒论》中将其他医生误治的病情如何挽救不厌其烦地做了大篇幅的讲解，可谓苦口婆心、菩萨心肠，以至于后来的很多医学家认为《伤寒论》不仅是奠定中医临床的根基之作，更是一本临床救误的指导手册。因此行文多有“本”如何、“若”如何、“反”如何、“可”如何、“不可”如何、“必”如何，甚至有的诊疗细节明确提醒“常须识此、勿令误也”，这些都是张仲景在病情急剧发展的传变规律中总结出的珍贵经验，以至今日，不通“伤寒论”的人说能精通中医、水平精湛，那是基本不可能的。
曾经负责非典时期纯中医治疗和中西医结合对照治疗非典的仝小林教授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认为《伤寒论》记载的传染病应该是流行性出血热，因为根据自己当年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经验来看，其病情传变的速度与症状与张仲景的记载大致相符，但是张仲景的著作能冠以“伤寒”之名，可见当时面对的疫情还是以外感伤寒为主，但仝教授以自身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经验发现其病情传变多与“伤寒论”相符，可见“伤寒论”的智慧体系不单能解决外感伤寒之病，还可以有效诊疗多种恶性传染病。
其实后世的医学家也发现，《伤寒论》虽为“伤寒”而设，实为百病立法。因为“伤寒论”的诊疗体系以“六经”为名将人体五脏六腑相关的各个症候群的疾病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概括，这些疾病规律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要人类的肉体还进化不出新的花样，这些人类疾病传变的客观规律自然就不会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中医依然不灭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古代名医中只有张仲景能获得“医圣”之名的原因。
《伤寒论》之后，不同的医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留下了自己探索瘟疫诊疗的可贵经验，但是直到明末才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和提升，那就是吴又可《瘟疫论》的出现。
2013年，电影频道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电影《大明劫》公映，影片艺术化地再现了明末中医学家吴又可临危受命探索治疗恶性传染病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看。
吴又可治疗传染病的认识和经验写在自己的《瘟疫论》中。《瘟疫论》中记载“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天气暖和了瘟疫反而更加肆虐了。可以看出这次瘟疫的确和张仲景面对的“伤寒”有迥然之别。可贵的是吴又可对于瘟疫的新认识——“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就是“疠气”、“疫气”，虽然“无形可求、无象可见”，但是终究“气”是物质性的，能够制服这种“气”的终究还是药物：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吴又可通过实践摆脱了以往医家对瘟疫仅作为时疫的认识，第一次正面认识到了作为病毒性传染病的瘟疫，并不完全与“伤寒”类同。因此其诊疗经验必与以往“伤寒”有异。于是吴又可所创方剂有效地治疗了当时自己所面对的病患，甚至积累了包括孕妇与婴幼儿在瘟疫中的诊疗经验，从而开始了明清一代、“伤寒”之外温病一派的发展历程。《瘟疫论》也成为了我国医学史上治疗恶性传染病划时代的著作， 并影响了后来的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一大批名医。
特别是吴鞠通系统总结自《黄帝内经》以来所有主要医家的瘟疫诊疗经验，结合自己的瘟疫治疗心得形成了更为成熟和完整的瘟疫辩证体系，以至于后人将其所著《温病条辩》也列为了中医四大经典之一。
王孟英在清末西学东渐开始的年代总结前人之不足、集前人之大成，撰成了古代中医诊疗瘟疫的最后一部伟大经典《温热经纬》。值得一提的是，王孟英很像张仲景，接受的病人基本都是其他医家误治后的复杂重症病人，然而凭着高超的医术，依然活人无数，在医史上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医名。要知道，这样的医学传奇是在没有现代医学辅助的纯中医环境中实现的。因此对中医治疗瘟疫，我们有必要重新冷静理性地认识。
中医黑抨击中医治疗瘟疫最常见的手段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历次瘟疫死了多少人多少人，这显然是非常可笑的，这本身就显示了中医黑脱离历史实际的偏狭和无知。在交通不便、公共卫生体系没有成熟的古代，即使中医治愈率百分之百，在医疗资源稀缺的古代恐怕也来不及治疗数万数十万的病人吧？即使现代医学发达的美国，现在一场流感就能死多少万人？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就强调了瘟疫中“避其毒气”的防护措施，但公共卫生体系并没有因此走向成熟，这和中国古代医生地位地下不无关系，但并不是说古人连基本的卫生防护意识都没有。
古代中医在早期“巫”、“医”不分的时代，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数目太少。独尊儒术之后，儒生地位提升，医生竟然成为了“下士、农、工、商一等”的九流之一，连士农工商的地位都不如，这样的地位导致古代学医之人少之又少。这样的景况导致整个国家医疗体系的建设自然也是缺乏人才。在中央政府的御医制度下，御医主要的任务又是服务皇宫，因此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公共卫生系统也就很难诞生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中。而且在没有防护服的时代，当一场恶性传染病到来的时候，真正亲临疫情的医生又能有多少个？
关注中医史的朋友细心的话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古代名医八成是因为自己和家人遭遇庸医从此愤而学医，成为一方名医。从中医学说的特点来说，对从业者要求本身又极高，没有足够的天分，要学好中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代最有名的医家叶天士甚至明确要求后人不能从医，可见古代医家对从医者者要求本身也非常的严格。因此不用说现代，在古代同样好中医也是非常稀缺，这就导致古代真正高水平的医生少之又少。更何况，敢亲临疫情一线的医生，如果水平庸常，恐怕自身安全都让人堪忧，更何况治病救人？因此敢在瘟疫之中一展身手的名医必然是医中高手方可。但在古代环境下，一方名医在一场瘟疫中即使活人无数，这个“无数”也具有太大的地域性，这个地域之外的众多患者是否能及时得到有效救治，就要历史性地、比较客观地去看待了。
古代的瘟疫治疗我们无法去亲历验证，但是非典时期，却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非典开始时期，中医被禁止介入治疗，因为非典是传染病，按照我国传染病管理法，传染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治疗，而全国的传染病医院都是西医医院，因此所有的病人都要接受纯西医治疗。后来邓铁涛等中医大家以广东省中医治疗非典的可靠经验向温家宝总理呼吁中医正式介入非典治疗，中医药专家林中鹏为新华社起草了《内参大清样》，详细报告了中医在广东治疗非典的成功经验。随后温家宝总理批示后，吴仪副总理召集在京的众多中医名家，开始商讨和安排中医对非典的介入治疗。
此后北京正式成立了专家组，分别成立了对非典患者的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对照治疗，特别是小汤山定点医院，随后也开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大大提升了治愈率。
当时钟南山院士发现中医治疗非典的疗效之后实事求是地向国内外同仁介绍中医治疗非典的经验，把中西医结合放在首位，甚至结合实际经验和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同仁撰写了中医介入治疗非典的论文《71例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发表在2003年04期《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八个作者里面西医出身的钟南山院士为第八作者。当时香港在缺乏特效药治疗非典的情况下，得知内地中医治疗非典的经验主动请求广东派出中医同仁助战，广东省中医院派出林琳与杨志敏两位中医师，香港感染的患者因为中医介入的治疗，虽有重症患者出现死亡，但是大部分患者都因为中医的介入而明显好转。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成员马奎尔博士在2003年4月7日，亲临广东省实地考察中医治疗非典的疗效，并在考察后由衷地赞叹：“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如果这种经验能上升到常规治疗层面，那对世界其他地方防治非典型肺炎将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综合考察非典时期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对照治疗的患者基本没有后遗症，而纯西医治疗的患者大都遗憾地留下了后遗症。有关记者还详细采访了这些后遗症患者在今天的生活，其教训不可谓不深。正是这些惨痛的教训使国家决策部门在这一次湖北疫情出现开始就派出中医专家考察，从而确定了本次疫情在国家层面的诊疗方案为中西医结合，（国卫办医函[2020]77号）。
1月25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派出的医疗队组成了第一支中医国家队抵达武汉，接管武汉金银潭医院南楼感染一区；1月27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和广东省中医院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支中医国家队，接管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三个病区。两个中医国家队形成了以中医主导为模式的诊疗模式，必然促进中医在传染病方面的发展经验。河南省在全国更是率先要求每一所定点医院，必须要求配置一名中医师；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2月2日更是明确发文要求各定点医疗机构在中医师指导下在确诊和疑似患者中使用中医协定方。
很多不了解中医的朋友迷惑的是中医明明研究不了病毒为何还能治疗病毒性传染病？
这就是中西医区别的一个关键问题。现代医学的特效药的意义主要是针对病毒的杀灭；而中医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全在虚实寒热之中。几千年的诊疗经验，使得中医发现每一次瘟疫导致的病人病症不同，或为伤寒或为寒湿或为湿瘟或为温病。因此依据症状的寒热温凉针对性的用药干扰了病毒在体内的生存环境，当体内的环境不利于病毒生存时，病毒也就无法作祟了。就像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厕所里的细菌究竟都包含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注意清洁、保持卫生，厕所里的细菌肯定会更少一样。
西药治疗恶性传染病之所以很容易留下后遗症，一个原因就在于恶性传染病对于西医来说需要大量的激素、抗生素治疗，而这些激素抗生素在西医的眼里并没有虚实寒热的感念。但在中医看来，西医的激素、抗生素多为苦寒之药，因此治好病的同时也大伤脾肾之阳，引发体内功能紊乱，也就留下了各种可能的后遗症。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地球上的病毒堪称无数，每一次瘟疫我们面临的病毒可能都会不同，因此现代医学穷尽精力研究出的疫苗和抗病毒药，都可能在病毒耐药和变异的时候失去效力。特别是西方人主导的现代医学至今并不会意识到药物虚实寒热的特性对病人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使得中医在未来的时代依然会着有重要的发展意义。
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在本次武汉疫情中的经验和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祝愿战斗在在疫情一线的医师们早日凯旋，祝愿疫情中不幸感染的同胞们早日康复。
愿我们理性看待中西医，安全地度过这个疫情肆虐的时节。
庚子年大年初十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