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底层百姓生活有多苦？就明白国民党，在战场上溃败是势所必然zt

来源: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于 2021-08-24 06:50:5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5006 bytes)

一、国统区农民的悲惨境遇

从一个很长的时期看，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阶级结构是处在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之中，如以户为计算单位的话，地主富农约占8%左右，而贫农则占90%以上；从他们各自占有的土地情况来看，地主富农约占有土地的50%~60%左右，中农和贫农则约占40%~50%左右。因此，农村中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长期存在的。

但是，自抗日战争特别是国共内战爆发之后，有两种因素促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

其一，战后农村土地兼并现象更为突出。

在抗战后期和国共内战期间，由于通货膨胀、币值下跌、粮价上涨，一些地主、军政官吏、商人和高利贷者，甚至一些工业资本家纷纷竞购土地，因为拥有土地成为当时最有利可图和最稳妥的生财之道。另外，一些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了应付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也不得不出卖土地。1948年国民政府地政部司长吴文晖撰文估计，全国与耕地有关系的总户中，占3%的地主，控制全国私有土地的26%；占7%的富农，拥有27%的土地；占22%的中农，拥有25%的土地；而占66%的贫雇农，仅有22%的土地。

不仅如此，地主和富农所有的土地通常是土地较肥位置较优的，而贫雇农民所有者，则多是较下等的土地。土地兼并现象的加剧，必然导致农村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

其二，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劳动力大量外流，再加上水利连年失修，灾害频仍，农村耕地大量抛荒，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饥民人数增加，战后农村贫富悬殊日益加剧。

1946年，整个国民政府统治区荒芜耕地约5亿亩。1947年，广东抛荒耕地高达75%，江苏为60%，安徽、湖南在30%以上，河南为25%。察哈尔省荒芜土地至少在400万亩以上，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3。

全国主要农作物产量也逐年大幅度下降，1946年稻谷总产量同战前的1936年相比减少了约77199千市担，小麦总产量减少了约49942千市担；到了1947年全国水稻产量比1946年又减少了约14132千市担，小麦产量也不断下降。

如以193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指数为100，1946年的粮食总产量的指数则为85.8，1947年为82.9，1949年为77.9.全国耕地减少，粮食产量锐减，而战后人口每年却在持续增加，如1946年全国人口数为4.556亿，而到了1949年则达到了4.750亿，这使得本已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尖锐，饥民越来越多。

1946年5月，联合国救济总署宣布中国灾情严重的18省，灾民达3300万人，其中处于饥饿线上亟待救济者700万人。据国民政府粮食部长谷正纲估计，1948年初全国灾民达4800余万。这些灾民不得不争吃野草和卖儿逃荒。

据湖南省衡阳、邵阳等县呈报，当地灾民饥民基本上以树皮、茅草根、青槁草等41种野草野花为生。在战争、恐慌和灾荒不断的年代里，生活富裕的地主无疑成为生活每况愈下的农民所痛恨的目标。

二、抓丁与征粮的严重程度

征借粮食的任务是国民政府通过各级政府逐级分解下达的，至于农民能否承受，地方政权则无法改变。1946年无锡县政府将两万石糙米的派额，分由城区各行业及各区乡分摊，县长扬言，凡对抗征借者，立即拘捕严惩，许多农民由于家中无粮，只好被迫向城区粮行购粮来完成任务。有时地方则出动办事人员，配以武装大队到农民家中，见米就倒，强行征借。当时有农民曾投函《大公报》呼喊救命：

“编辑先生：我们是镇江新丰区维民乡的乡民，最近轮到征实了，征实是这样来征的，每亩二斗。然而跟踵又来了田亩捐，每亩千元，请当局为我们计算一下，田里能收几何?肥料人工每月销费，还有剩余给我们活命吗?”

许多无法缴纳田赋的农民往往遭到拘留。为完成征借田赋任务，地方政府不得不武装下乡征粮，如常熟县东唐区区公所高指导员，亲自率领自卫队和保安队武装士兵，终日分赴各乡强迫摊派每保借粮，乡民叫苦不迭。在田赋征实的过程中，向农民压榨粮食名目繁多，而且附加越加越多。例如在征收1948年度的田赋时，江苏省金坛县将每元附加谷由6升5合增加到1斗3升，无锡增加到1斗零5合。而地方保甲长在进行征收田赋时，从中舞弊和克扣斤两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

由于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急需大量新兵补充战场，壮丁数目如同军粮一样也是层层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据统计，在1947和1948两年中，在农村抽丁就达700万人，如1947年初华北9省3市计划征兵总额为30万，其中河南省独占10.2万。

然而，“政府所做的事情中，没有什么比征兵更能给农民带来痛苦”。当农民听到征兵的消息，就离家出逃。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兵任务，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如在崇明县，“地方军警，突然紧急动员，乘月黑风高之夜，回四乡散开，敲破柴扉，挨户搜索，不问老幼，遇丁便捉，…其中有五十八岁的‘老丁’，也有十多岁的‘小丁”。

1948年初，无锡县府奉命紧急征集壮丁495名，其征兵方式同崇明县极为相似，当即决定于深夜11点，由县长动员全县乡镇保甲及自卫队警察等，按户口册，实行“挨户捉丁”。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用欺骗的方法抓壮丁，如在徐州邳县，“利用苏北难民救济会徐州办事处，及行总苏宁分署到邳县放赈所发给之领粉证，将麦粉放在徐州，发动青壮，在远隔百里之处，来徐领取急赈麦粉，竟将该青壮抓去当兵”在征兵过程中，所征兵丁大都为贫穷和无势力之人家子弟，而一般拥有资产的富户壮丁，则不管年岁多大，均摇身一变而为“中学生”，因兵役法规定中学生可以申请缓役。

地方政府还利用农民害怕当兵的心理，要求各户上缴壮丁顶替费，而数目则大多由各保甲长自由确定。各地的壮丁费不同，有按户征收，亦有按名征收。“在浙江某县，是300万到500万元，如果愿意付这样一笔钱，分给地方官吏和那个替补者，他就能让替补者代替他服兵役。”其中舞弊黑幕重重。

国民政府的征粮和征兵任务，经过层层分解，最后多由县、乡、镇的地方政权和地方保甲长来具体操作，而在操作的过程中又存在严重的贪污舞弊现象，因此，他们往往成为农民愤怒攻击的直接目标。

1946年4月，吴江陈原乡和三郎乡成千上万农民自动集合起来，烧掉乡长的房屋，把乡长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粮食倒在河里。1947年1月，常熟县府及田租委员会派警长率警士及公役等到蒋巷催征田赋，乡民不胜苛扰愤而收缴其枪械，并将两警捆押。

1946年12月31日，上海南汇地区的1200余农民手持锄头、竹杠为武器，反抗征丁，并同地方军警展开搏斗，示威农民遭到野蛮镇压，青年农民11人被捕。

在抗战胜利后的数年中，农民为反抗征丁或反抗征粮同地方政权的冲突事件，遍及全国各省，其中尤以四川、陕西、浙江、广东和江苏最多，而江苏省的这种民变对国民政府的威胁最大。有人统计，自1946年五六月至年底，仅浙江、安徽、广东、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山东、绥远九省，参加民变的农民就达20万人以上。

四川的川东、川南、川北30多个县发生过民变，广东有27个县发生民变，遍及全省2/3的地区，1947年，发生民变的省份达17省，参加斗争的农民达100万人。

三、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

同农村一样，战后城市社会各阶层也陷入急剧动荡不安之中，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市民骚动以及金融投机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战后，接连不断的罢工和工潮，使工人成为城市社会各阶层中最为动荡的一个阶层。随着经济的衰退，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威胁。

据统计，1946年下半年，北平、南京、上海三个城市失业的人数就达260万人，其中北平失业和无业人数占全市人口的50%以上，上海失业的产业工人有30万，相当于全市80万产业工人的37.5%。

1947年，上海失业人数达到200万人，重庆有18万人，广州有25.8万人左右，没有失业的工人则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生活亦难以为继。

从1945年底开始，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反对解雇。如从1946年1月23日开始，上海电力公司3000余名工人持续9天举行罢工，抗议资方随意解雇工人；1947年5月4日，上海数万工人上街游行，高呼“物价不，工人没得命”等口号，举行罢工；1948年1月30日，上海中新九厂工人向厂方提出增加配给米两斗和相当数量煤斤等7项要求，遭到厂方拒绝后，全厂工人被迫举行黑工。

据统计，1946年，仅上海一地，工人罢工和工潮达1716次，1947年则达到了2538起，平均每天7起，而在抗战爆发之前的1936年全国罢工和工潮的记录总共才有278起，平均每天不到1起。

战后参加罢工及游行示威的工人人数更是远远超过战前，仅1947年就有120万人。工人的罢工和工潮给城市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知识分子对时事最为敏感，也最为关切。在抗战胜利后的4年中，尽管知识阶层的物质生活异常困苦，但他们并未忘记自身肩负的政治责任。面对国事日非的时局，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发起组织了数十次大规模的集会、游行、请愿和罢课。

波及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学生抗议活动，大部分是由于政治问题引起的，但学生生活的拮据也是学潮频繁不断的原因之一。战后学生运动不仅得到了大学教授们的支持，而且大学教授本身也成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如1948年4月12日，北大全体学生宣布罢课7天，教授会亦议决罢教1周，抗议宪警在北大制造暴行与血案。

面对知识阶层频繁激烈和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国民政府未能找到妥善处理的对策，而大都采取公开或秘密的武力镇压政策，其结果非但没有扼制抗议活动的扩大，相反带来更趋严重的社会震荡。

在城市社会的人口结构中，除工人和知识分子外，普通市民占绝大多数，他们往往是经营小本买卖或从事澡堂、舞厅等服务职业，在通货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更趋艰难，一方面面临失业的压迫，另一方面则因缺衣少粮而濒临死亡威胁。

在经济萧条的情形下失业人数的增加是必然结果，但在战后的数年中，国民政府所制定的一些政策则加剧了这一趋势，市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反抗，最能说明的例子是摊贩和舞女的抗暴斗争。

在战后，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靠摊贩为生的市民日益增加，仅上海一地就超过10万人，1946年7月，上海当局以“妨碍市容”为由，三令五申要求取缔摊贩，到11月29日，600多名摊贩被警察机关关押，次日，2000余名摊贩及其家属前往参议会门前请愿，并同军警发生冲突，摊贩死7人，伤多人，第三天仍有5000名群众继续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天津也有500名摊贩结队游行请愿。

1948年初，上海舞女为反对政府当局的“舞禁”，争生存，捣毁了社会局。当时上海舞厅有舞女3000多名，连同职工、从业人员、乐师等，接近1万名，而依此为生之家属，尚不在内。上海市社会局事先并未作适当安排，骤然按勒令停业计划进行。

1948年1月31日，全市舞厅舞女、职工及相关从业人员计万余人在新仙林开会，会场中遍贴标语：“跳舞不成跳火坑”，“宪法宪法，我们没法”等。会后，舞女前往社会局请愿，要求收回成命，遭军警无理压迫，请愿群众遂捣毁社会局。随后，警察大肆拘捕，计有400余名舞女被速捕，70余名被打伤。

城市市民为了避免失业，一方面与政府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为了活命，他们还发动了抢米和“吃大户”运动。最早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46年6月的个别省市，但到了1947年5月，杭州、上海、无锡、芜湖、湖州、嘉兴、成都、南京、苏州、合肥等40余座城市，均相继发生抢米风潮。参加抢米的饥民有的城市达数万人，如合肥有5万人，芜湖有3万人，最少的也有数百人，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合计约在17万人以上”。

在四川成都，饥民则展开“吃大户”运动，重庆失业军官数千人分批游食饭馆旅社。但抢米和“吃大户”只能维持一时，实际上在战后数年中，因饥寒而死于街头巷尾者几乎时有所闻，像上海、广州这样的繁华城市也不例外。

如1946年11月28、29日，因上海气温骤降，饥寒致死者达170余人；在广州市，由于物价高涨，贫苦市民饥病倒崇者日增，1947年9月，路毙者共237具，平均每日8具，最多为20日，那天有24具，最少为28日有4具。街头巷尾倒毙的尸体增添了城市社会的苍凉，接连不断的反抗政府的运动则使城市社会的规范和秩序瓦解。

处于城市社会上层的民营企业家和商人，在抗战胜利后，对国民政府大多由希望转为失望，并最终也成为城市社会动荡的重要力量之一。由于遭到国家垄断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民营工商业处于崩溃边缘，民营企业家和商人曾多次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拯救濒临倒闭的民营工商企业，但结果却如石沉大海；他们也曾派遣请愿代表前往南京，呼吁停止内战，但请愿代表却遭到特务毒打。

由于民营工商业人士“振兴实业”的希望落空，大批实业资金转而变成巨额“游资”，这些“游资”对金融市场的投机和冲击，加剧了城市金融特别是商品物价的急剧动荡。在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强制实行币制改革时，仅上海就有3000多名工商界人士遭到监禁，一些大企业家如荣鸿元等或遭被捕或遭勒索巨额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