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先后枪决九名东陵大盗
1946年2月1日（旧历大年三十）上午9时，一营八路军正规部队全副武装押送6辆绑有6名东陵大盗的马车，通过马兰峪4里长街到达设在康熙皇帝景陵大碑楼前的刑场，执行了枪决。被枪决的东陵大盗分别是：八路军蓟县（东陵时属蓟县辖区，后划归遵化）八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区干部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南大村村民穆树轩。此外，在刑场上陪绑的还有八区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十余人。
事隔不久，新立村村民杨之草、裕大村村民关增会两名盗陵犯也被枪决。
事情的起源：一九四五年冬，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特务张树庭为刺探中共方面情报潜入解放区住于妻弟（亦曾参加盗陵）家中，当他得知东陵被盗的消息之后迅即返回北平向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恩普报告。郑恩普又当即电报军统局长戴笠。戴笠责令郑因普、张树庭全权负责调查东陵盗案。因案发地属解放区，军统特务机关无法插手，便将重点放在北平的文物市场上。在北平全城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赴北平贩卖文物的商人和盗陵犯40余人。收缴文物800余件。由此，国民党当局利用电台、报纸大肆宣传“中共盗陵”，竭力丑化损毁中共形象。更有甚者，曾经对孙殿英盗掘东陵一案采取了不了了之态度的蒋介石竟然亲自出马在旧政协会议上当面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向中共发难（当时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事后，中共方面《冀东日报》奉命发表声明，对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予以严正驳斥，同时责成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同志负责查处东陵盗案。
据查，此次东陵盗案的主犯为张尽忠、王绍义两人。张犯时任冀东15军分区敌工部长，王犯为土匪出身的地痦，早年曾参加过东陵的修筑，因此熟悉陵寝的地下工程结构。张、王二人为了盗取东陵地下珍宝先后串连，煽动包括八区区长、区小队长在内的200余人参与了盗陵活动，为了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积极参与盗陵的活动，张尽忠公然用冀东十五军分区司令员曹致福的名义宣布：“皇上是大地主，剥削人最厉害，因此，皇上的陵不应保留”。此次盗陵活动历时三个月，共盗掘了康熙皇帝的景陵、咸丰皇帝的定陵、慈安皇太后的定东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共四座陵寝。在盗陵过程中张尽忠持枪弹压以防止哄抢。王绍义则具体指挥挖掘墓道、炸毁石门、斧劈棺椁等“技术”性工作。所盗文物先由张、王二犯挑选上等珍宝，剩余部分则归参与盗陵者瓜分。
案发后，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被军统特务逮捕押往北平，后病死狱中，据张交待，他有些珍宝埋藏在东陵某处，但地域分治，军统局鞭长莫及，只得作罢。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此进行过调查，结果一无所获。另一主犯王绍义携枪潜逃蓟、遵两县交界山区。于1951年被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关于东陵被盗珍宝的下落：发生在1945年秋冬的第二次东陵大盗案，无论是盗掘陵墓的数目还是陵墓中陪葬的珍宝数量均远远超过1928年孙殿英盗陵时的数量。但所盗文物的具体数量却没有留下系统的史料。除了国民党军统局在北平收缴800余件外，中共地方政府也收缴了“一些”，由于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没有能力保存这些文物，便派人卖到了北平，还有一部分文物则流入了民间。据说，参与盗陵的贫苦农民大都不懂文物、古玩的价值，常常因等米下锅给个“三瓜两枣”的钱就把珍贵文物卖了，当时在马兰峪的集市上一个康熙鼻烟壶只换二斗玉米。一件玉如意也仅换5斗玉米。
据说，第二次东陵大盗案不仅使国宝遭到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清东陵除顺治帝后陵寝外，其它帝后陵寝已基本盗光），其背后至今还隐藏着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事实，使这次盗陵案蒙上了若隐若现的迷雾。
此贴取材于河北省政协文史办刊物《文史精华》1995年第6期总第61期。高学仁先生的大作《我所知道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