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签不出去的死亡证明
1
2022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和副所长老孙正在讨论一个赌博的案子，值班室打来电话，说群众报警称在白玉苑26栋1单元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具男尸。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拉响警笛直奔现场。
那栋楼前最东侧已经有不少群众在围观，看到我们的警车过来，纷纷自觉让出通道。没等车停稳，我和老孙就不约而同地推门下车，警戒线后，一片深深凹陷下去的草丛里，是一张苍白、瘦削、年轻的脸，120随车医生上去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确认死亡。
我和老孙接着做现场勘察，死者仰面平躺，双臂自然贴在身体两侧，一条腿被灌木支撑着略微离开地面，除了双耳出血之外，其他方面看上去比较完整。法医喊我们配合进行尸表检查，他说：“符合高空坠亡，死亡时间在1小时前后。虽然手臂、双腿没有骨折，腹部、胸腔也没有出现开放性创口，但是死者几乎是皮包骨头，体脂和水分都太低，并且掉落在绿化带内，灌木缓冲加上地面较软，坠落的楼层应该在20楼左右。”
10多分钟后，我们确定了死者的生前居所——该栋楼的22层2201室。那是一套群租房，房东接到通知后很快来到现场，我们一起配合刑警大队的两名技术员进行现场勘验。进门后，左手边，臭气烘烘的卫生间、布满油渍的厨房、狭小杂乱的小客厅挤在一起；右手边，5间卧室从西向东一字排开，走廊最东侧还隔出了2间朝北的卧室。
老孙剜了一眼房东：“才100来个平方的房子，你隔出来不少房间蛮！”
房东紧张又拘束地挠了挠头，指着走廊尽头北侧的小房间说：“他就住这间。”
技术员穿好鞋套，拎着相机和勘查灯，边抬腿向房间里挪边说：“这乱得都没地下脚了。”老孙在门外指着木板单人床说：“这家伙真够可怜的，床上就垫着一张被子，连个席子、床垫都没有。”
我仔细环顾了一下房间的角角落落，床边的简易长条桌上堆积着大量使用过的卫生纸，卫生纸的下面虚掩着一个黑色的小包，旁边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几个拆了封的快递纸箱。我让技术员抽出那个黑色小包，在包里翻出一张身份证，身份信息与楼下的死者吻合——潘星，男性，27岁，S省人。
勘验结束后，没有发现他杀迹象，我们初步判断为跳楼自杀，但是没有找到遗嘱，所以跳楼原因暂时不明。
技术员指着桌上的一堆快递纸箱说：“这些快递上的地址都是这里，电话也一致，但是用的收货人姓名都是‘元明’。”
不过，用假名收取快递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和刑警大队的领导也就都没放在心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现场警戒说殡仪馆的车到了，要我们过去确认，我便和老孙下了楼。我们把尸体抬上车，一起跟车到了殡仪馆。法医提取了样本后，便把尸体装进了6号冷藏柜。
2
回到派出所已经是下午5点钟左右，通过死者的身份信息，我们查到了他的父母以及一个亲哥哥就住在我们辖区。于是，我先拨通了死者哥哥潘阳的电话。
当我告知“潘星出了点事情”后，潘阳显得很不耐烦，反问道：“他又闯了什么祸啊？”获悉潘阳正在100多公里外的X州出差，我便没有直接挑明潘星的坠楼，以“电话里说不方便”为由，商请他的妻子张茹先来所里处理。
大概过了半小时，张茹来到了派出所。她身材高挑，身着一件半长的浅色外套，衬得皮肤雪白，一把抓的马尾辫收拾得干净利索，细长的眼眸里有些拘束和不安。
自我介绍后，我便直接告诉她：“今天下午，潘星死掉了。”
张茹一愣，瞪着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大喊：“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迟早的事、迟早的事。”
我劝慰她不要太激动，她反倒继续高声嚷嚷：“我不激动，我不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
等我把调查的情况说完，她还在恨恨地重复着：“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然后，我看她掏出了手机准备打电话。
我立马抢先一步，问道：“你准备打给谁？”
“还能打给谁，打给潘阳，让他赶紧死回来！”张茹有些不能自已了。
我赶紧阻拦：“最好别直接说他弟弟死了，就说是跟别人打架，被派出所抓了，叮嘱你老公路上注意安全，不要太着急，尽快回来就行。”
张茹嘴上应承着“我知道，我知道”，哪承想电话一接通，她就对着手机再次大喊：“你他X的赶紧死回来，你弟弟跳楼死了！”说完，便狠劲地挂掉了电话。
老孙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赶紧跑了过来，然后我俩轮番安抚。其间张茹的手机响了几次，每次都被她干脆利落地摁掉。我们请她到旁边的接待区坐下来，给她倒了杯水，她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等她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些，我们便向她了解潘星的家庭情况。张茹说潘星的父母都健在，两人缺钱了就去上上班，有钱了就去玩，自己顾自己，身体都很不错。老孙又问她的公婆是否住在这边，张茹冷笑了一声，回答道：“他弟弟一个在这边就够我受的了，他们要是也住在这边，我非得疯了不可！”
看到张茹一谈及公婆就情绪激动，我感到潘星坠楼背后可能并不简单，就给老孙递了一个眼色，让他打开执法记录仪，老孙会意。
我接着问张茹：“你对潘星了解吗？”
张茹的胸口起伏，顿了顿之后，道：“他就是一个神经病，他们一家子都是神经病！”
见张茹实在稳不住，老孙就走上前，试图缓解一下气氛：“你先别激动，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比如，你说他是神经病，那么他生前有没有去过医院？有没有确诊患有精神类疾病？”
张茹咬了咬嘴唇，突然扬起声音说：“他们要是早点儿带他去医院，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一家子都脑子有问题，找跳大神的给他看，都他X的神经病！”
3
在接下来的问询中，我们得知，早在2022年春节时，跟丈夫回老家的张茹，就发现了跟公婆住在一起的小叔子不对劲儿——他从来都不穿内裤。碍于嫂子身份，张茹不便直说，喊来丈夫说一说潘星，又专门去给小叔子买了几条内裤。后来，潘星是穿上内裤了，但是一条内裤能穿十几天。为此，张茹再喊来丈夫管一管，潘阳认为妻子小题大做。
那时，张茹还对丈夫调侃：“那以后还能找对象啊？”
潘阳却毫不在意道：“他就是不这样也找不到对象，随他去吧。”
公婆更是语出惊人：“将来花钱给他买个老婆。”
其后，张茹又发现小叔子三番五次地在马桶旁边拉屎，然后用纸包着抓到马桶里。她觉着，毕竟是嫂子，不能看着不管。过完年后，张茹劝说公婆和丈夫带潘星去医院看一看，谁知得到的回复是：潘星只是被“鬼打墙”、“迷了心”，找“大师”驱驱邪就可以了。
关键是，潘星父母还真的请来了一个跳大神的给小儿子驱邪。
之后是2022年4月，潘星突然出现在张茹家门口，嚷着要在这边打工。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掉了！警官，你们说，我们照顾得了吗？他是个神经病，去哪里打工不好，非要到我这边。”
尽管张茹一再要求丈夫把潘星送回去，但是潘阳却是个“愚孝”的人，架不住公婆的几通电话。张茹无可奈何，但也不愿落个一点亲情都不讲的名头，最后实在拗不过，就同意潘星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
潘星刚过来的时候，状态确实比春节时要好一些。但是一个星期不到，就故态复萌，随后变本加厉。他总是在马桶外小便，张茹和潘阳一教训，他便眯着眼、斜视着他们，露出诡异的笑，令张茹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后来，张茹两口子就给潘星在外面单独租了房子。临近“五一”假期，公婆提出要过来看看，张茹担心小叔子的生活要是乱七八糟，自己会遭到公婆的埋怨，就先去出租房先看了看潘星——果不其然，潘星把房间弄成了垃圾站，尽管张茹再三向房东赔不是，并主动提出请保洁打扫，房东还是拒绝了续租的要求。
“他父母‘五一’走了之后，我和他哥准备重新给他找个房子，他不要，说他们公司在乐业公寓那边有一层员工宿舍，他直接搬过去住。我心想这样也好，毕竟有人能看着他，总比一个人在外面住要强。”张茹喝了口水，接着说道。
老孙道：“你确定他在乐业公寓住过吗？”
张茹放下纸杯说：“确定啊，我和他哥一起送他过去的。”
“那边的住宿条件怎么样？你们看了吗？”
“就到宿舍门口，没进去，也没看到里面的情况。”
“为什么没进去呢？”
“在门口，他把衣服口袋翻了一遍，说钥匙丢了，进不去，他说等同宿舍的同事回来，再重新配一把钥匙。然后他就在宿舍门口等，我本来还准备看他缺什么，带他去买的，但是他哥有事，我们就先走了。”
但据我们的调查，潘星并没有入住过张茹说的那个乐业公寓，除了兄嫂之前给他租的房子之外，在这边他只租住过白玉苑26栋2201室，也是他出事的地点。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张茹，她先是一脸不可置信，转念不停抱怨道：“怪不得，我们去找过他好几次都找不到，打电话问他，他就说是住在乐业那边。原来，他一直是住在白玉苑。”
就在我们准备继续问询的时候，潘阳来到了派出所。
潘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精干”，如果不是早已核查过身份，很难想象潘星与他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两人身材样貌几乎处处不同：潘星是一张瘦削到颧骨凸出的倒三角脸，潘阳的脸却是椭圆形；潘星一身地摊货，四肢修长，连手指甲都很长，而潘阳一身精英装，从头到脚干净利索，看上去完全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
一看到潘阳，张茹就冲过去喊：“‘五一’的时候，我让你爸你妈把他带回老家，不听，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你负得了责吗？”
潘阳脸色铁青，任凭妻子说什么，就是不吱声。我和老孙上前劝阻，请张茹冷静一点。
等张茹不再嚷嚷了，潘阳才问道：“到底怎么了？搞清楚没有？有没有弄错啊！是潘星……”
没等潘阳说完，张茹就忍不住对着他大喊道：“人家警察会弄错！人命关天的事！”
潘阳眉头紧锁，沉默一阵后，一脸焦虑地反复说：“怎么可能？前两天我还跟他通电话呢，怎么就死了呢？我怎么跟我家里人说？”说着，他掏出手机，准备打给他远在老家的父母。
沟通中，潘阳也先刻意隐瞒了弟弟坠楼的事情，最后叮嘱说：“你俩都来，坐飞机过来。”
挂断电话后，潘阳提出要去殡仪馆看遗体。可一看表，殡仪馆早已下班，我们没办法立即带他过去。
潘阳还是难以接受，又问：“那万一弄错了，咋办？”
我们向他再次确认了他弟弟的身份信息，他不再说话了。
此时，张茹突然问道：“你爸你妈，明天确定过来啊？”
潘阳被妻子问得有些烦躁，嘟囔道：“我马上就买机票，肯定来啊！你能不能别烦啊！”说着，他就要离开派出所。
老孙连忙补充道：“如果你父母到了，就赶紧先到派出所来，我们一起把善后的事处理了。”
潘阳答应着出了门，张茹跟在他身后，赌气道：“好！好！好！你说的啊！让我别烦！你们自己去弄，啥都别找我，你爸你妈来了，也别找我……”
4
第二天晚上9点多，所里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潘星的家人来了，要求去看遗体。我让接警员把电话给潘阳，再次向他说明：时间太晚了，看不了。
就在我解释的当口，电话那边传来一阵争吵。过了一会儿，一个中老年男人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是潘阳的父亲。老潘有些激动地问我：“我儿子没了，我就不能去看一眼吗？”
我向他解释了许久，才终于约定好：次日上午9点，殡仪馆一开门，我就和他们一起去看遗体。
次日早8点，我刚到派出所大门口，就看到潘阳和一男一女两个中老年人在接待室里等着了。我停好车，径直来到接待室。见到老潘，不用核实身份，就能确定他是潘星的父亲，因为爷俩的样貌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老潘看上去要精神得多，不像潘星那般瘦削。潘母个子不高，衣着干净朴素，小县城退休大妈的样子，潘阳的样貌与她比较像，只是没有她那一脸苦相。
跟殡仪馆联系好之后，我和老孙带着介绍信，带他们一起赶了过去。在办事大厅办理了有关手续，一名工作人员陪同我们一行人进了停尸间。工作人员拉出6号冷藏柜，打开裹尸袋，潘星赤条条地躺在抽屉里。潘阳和老潘上前看了一眼，表情十分沉重，潘母则始终站在较远的位置，一言不发，只盯着6号抽屉发呆。我和老孙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他们，只好一起沉默。
等这一家人辨认过遗体之后，工作人员便拉上裹尸袋，把抽屉推了进去。
离开殡仪馆后，潘阳和他父母一路上依旧不发一言。我和老孙自觉给他们留出缓冲时间，没有跟着就展开询问。
回到派出所，老潘才开口问道：“人是怎么死的？”
老孙便向他们说明了当时的调查情况。
“属于意外吗？”
“如果最终确定是跳楼自杀，就不算意外。”
“我们要办什么手续吗？”
“等最终结果出来后，我们开好死亡证明，你们就可以去殡仪馆火化，正常办后事就行了。”
“那啥时候能开证明？”
“我现在就去联系，看看结果怎么样了。”
“我们离得远，能不能尽快办，我还等着回去呢。”
“我们尽快，您稍等一会儿。”
老孙去跟进调查情况，我向潘家人进行了例行询问，问潘星有没有债务纠纷、情感纠纷等，三人都一致否认，并强调潘星一直以来都是好好的。当我问潘星是否曾患有什么疾病，他们也一致否认。
直到谈到潘星的精神状况，潘阳的眼神开始躲闪，老潘则一脸精明地看着我，并一再强调：“潘星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可能还不够成熟，没想到他会出这个事。”
我尝试问道：“他哪里不太成熟？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你们觉得不太正常的？”
听到我的问题，老潘抬起头，眼睛盯着上方，像是在记忆里快速搜索着什么。少顷，他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们也没见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就是感觉他还是跟个小孩子一样。”
当我试图继续就这个问题询问下去，三人就开始表现出不耐烦，反复说“人已经没了，不想谈了”，并不断催促我们尽快把证明开好，他们急着去料理后事。
见他们一家并不是很配合，为了不直接刺激到他们，在调查结果出来前，我也不打算过多深究，就没有继续再询问。
临近中午，老潘显得越发着急，再一次催促道：“要不然，你们直接开个‘意外死亡’的证明算了，我们直接回去办后事吧。”
老孙立马说：“那哪行啊！人命关天，得查清楚，不能让你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下午3点左右，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们向他们介绍情况时，老潘和潘阳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似乎是接受了眼前的现实，潘母依旧一脸呆滞，一声不吭。
见家属没有表现出不同意见，我们当即就召开了集体通案会。针对潘星的死亡问题，综合所有调查情况，认定为属于非正常死亡，符合不予立案的条件，决定不予立案。
5
事实清楚明白，相关证据齐全，与以往许多非正常死亡的案例一样，不存在什么值得质疑的地方。当时从潘家三人的表现来看，我和老孙都以为开好死亡证明、帮助他们料理好后事之后，这件事就结束了。
那天下午，老孙把死亡证明递给老潘，说：“证明开好了，一式两份，中间盖着骑缝章，你签好字后带走一份，另一份我们入档，您老节哀。”
老潘坐在椅子上接过死亡证明，看了一眼，便指着最后一行的“死亡原因”说：“警官，这个‘非正常死亡（排除他杀）’，是个啥意思？”
老孙解释：“按照省公安厅关于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的办理规定，这个是指除了因为生理健康原因自然死亡以外的，需要我们查明死亡性质的死亡事件。”
潘阳接嘴问道：“哪些情况属于非正常死亡呢？”
“就是本身身体健康没问题，因为意外情况或者突发情况导致死亡的。”
“那潘星的死属于什么情况呢？”
“从调查的结果看，属于突发情况。”
说到这里，老潘突然站了起来，一脸恳求地看着我和老孙，问：“能不能帮忙改成‘意外死亡’？”
老孙连忙摇头，说：“这可不好乱写，他本身就是跳楼自杀，怎么可以直接写明是意外呢？”
老潘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本就瘦长的脸型显得更长了。
我接腔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改成‘意外’呢？”
潘阳立马答道：“这不是不好交代嘛，回老家，别人问咋死的，我们要是说跳楼，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如果是‘意外’，也就好解释了。”
我看着这一家三口，有点疑惑：“潘星的死，你们还需要跟其他什么人交代吗？”
潘阳看了一眼他的母亲，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了什么。突然，老潘又开口道：“不是说交不交代，我们回去了也是要脸面的，你们就改成‘意外’，又能怎么样？反正人都死了，我们也不追究了。”
“不是这样说。我们都是按照法律法规办理的，意外就是意外，突发就是突发，我们也考虑到你们的感受，没有在证明上明确说跳楼自杀，但是也不可能写成‘意外死亡’。”
此时，潘阳突然开始质疑起来：“你们确定查清楚了吗？我弟弟绝对不会跳楼自杀的，除非他是不小心滑下去的。”
面对质疑，老孙拿出卷宗，一边翻着卷宗，一边指着采集到的痕迹解释：“你们看，这些窗户上的手印，一个在窗框侧面，一个在窗框顶上，还有一个是打开窗户时留下的，刚好是两只手抓着窗框，窗户内侧护栏上的两处脚印也很清晰，所有的痕迹没有任何凌乱的情况，说明死者的动作很干脆，应该是没有丝毫犹豫，抓着窗框踩到护栏上，就直接跳了下去。”
潘阳认认真真地看着图片，不死心，又抬头问道：“会不会是他想擦窗户，不小心掉下去的呢？”
“除了这些手印、脚印，整个窗户其他部位都是灰蒙蒙的，很脏，而且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用于擦窗户的抹布、工具，没有证据显示他有擦窗户的打算。”
……
就这样，那天下午，围绕潘星是“自杀”还是“意外”，潘家人软硬兼施，与我和老孙交涉了两个小时。我们猜测，也许他们买了人身意外险，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而且这种事只要不涉嫌违法犯罪，也就不在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内。
僵持许久，潘阳还在说：“你们真是一点人味都没有，你们自己看看，老人可怜吧！老百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啊！”
老潘则闷着头嘟囔道：“我不管，反正你们不改，我就不签字。”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一阵难受，老孙也有些按捺不住了。但老孙还是尽量克制着说：“不是老百姓办事难，是你们提出了不合法的要求，我们不能违法出具证明。”
这样又僵持了一会儿，我便和老孙出警去了，也让彼此都缓缓。在分局办完事，我俩回到派出所，同事说老潘一家三口早就离开了。
我当时想，这样也好，或许过几天，他们就想明白了，一切就顺其自然地结束了。
6
大约过了两三天，潘家父子俩又来到派出所，个个一脸阴沉。
一见面，潘阳就大声质问我们：
“现场我已经去过了，那里住着这么多人，是不是跟谁结仇了？你们查清楚了吗？”
“你们现在单凭这些证据，能证明他是自杀吗？”
“万一他被人精神控制了呢？”
“反正人都死了，死无对证！”
面对这一顿连珠炮式的追问，我们只能耐着性子逐一回复。这期间，老潘还给大儿子帮腔，要么大声呼号不满，要么不停地卖惨。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确是人间莫大的悲剧，我们内心深处也很同情，但是他们父子二人犹如表演话剧一般的行为，再加上非要将潘星的死因改成“意外”的企图，着实令人很难感同身受。
此前我们在勘察中发现，潘星一直独自窝在出租房里，跳楼前已经连续10多天没出门了，他的卧室里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人员的活动痕迹，没有打斗痕迹，除了点外卖、网购，及与潘阳零星的联络之外，他就像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群租房的室友不会去打扰他，他也不关心卧室以外的世界。
但没想到，潘阳说着说着，提出了一个颇让我们意外的问题：“非正常死亡，在法律上指的是意外情况或者突发情况导致的死亡，你们现在只是定性为‘突发’，但是并没有查清他到底为什么‘突发’，我们怎么能认呢？”
听了这句话，我在惊叹之余，稍有欣喜。没想到，才短短两三天，他就学会对法律法规“咬文嚼字”了，说明做了不少功课。
我想，既然你做了功课，那我们沟通起来可能会更有效率了。所以，我对潘阳说：“对于突发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如果能查清死者选择轻生的原因，当然最好。但是有时候是查不清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对‘非正常死亡’的认定，你能理解吗？”
潘阳迟疑了一下，说：“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跳楼呢？”
“可惜你弟弟没有留下遗嘱。如果有，也许我们就知道了。或者说，你们知不知道？”
潘阳赶忙辩解：“我们怎么会知道。不对、不对，就算他没有被精神控制，那他是不是吃了什么致幻类的药物，导致精神失常，才会不小心意外掉下来，你们有没有进行生化检测？”
“法医的检测结果正常，没有发现你说的情况。”
潘阳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儿，说：“我们要求提取心包内血、胃内溶液，进行毒化检验。”
作为一名非法医专业的派出所民警，当潘阳提出以上这些要求的时候，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打电话给技术室，请他们提供指导。法医给我们回复：“提取心包内血、胃内溶液，需要进行解剖。他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必要性，死亡性质明确，也不是刑事案件。原则上，我们不能解剖。”
我把技术室的意见告知父子俩，但是他们完全不认同。
潘阳说：“你们不愿意去，就是有问题。”
老潘说：“我们是外地人，外地人好欺负啊！”
我实在不想再和他们父子纠缠，便再次联系了技术室，请他们务必帮忙一起去一趟殡仪馆，当面说清楚。无奈之下，技术室也只能派出一名法医，与我和老孙一起，陪着潘家父子俩第二次去了殡仪馆。
在殡仪馆业务大厅办好手续，我们一起又到了6号冷藏柜领取尸体。老孙打开柜子，拉出抽屉，潘星的遗体已经冻成了“冰雕”。我和老孙都不禁咂嘴，死者实在是太可怜了。
法医再次劝说潘家父子，说没有解剖的必要性，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但是他们仍执意要求提取心包内血和胃内溶液。法医说，如果非要提取，就必须解剖，这不是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不能做，需要自己聘请有解剖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例如司法鉴定所。
听了法医的解释，老潘很不满意：“我不同意解剖我儿子的尸体，我们也不提取心包内血了，就提取胃内溶液，你们可以用一根管子从喉咙里插进去，就跟做胃镜一样，伸到胃里，把里面的东西吸出来不就行了吗？”
法医又忙解释：“这个是不能这么做的，死亡之后，喉腔闭塞，如果用管子伸进去会破坏食道，这不符合尸检的要求。”
潘阳略微思考了一下，又说：“那你们就只在胃部开个口子，提取出来后，再缝起来，不就行了？也不需要进行很大的解剖啊！”
法医一脸无奈，反复说明这想法行不通，并劝说他们慎重考虑解剖一事。
眼看不能如意，老潘突然发了一个“大招”：“既然你们不肯帮我们提取，那我就去打市长热线，让他们要求你们去做。”
老潘话音刚落，潘阳又补充道：“跟老人，你们就别计较了。我爸就是想知道我弟弟死之前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你们就提取一下，顺手的事，又能怎么样呢？再说，是我们请你们做的，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跟你们没关系。现在，老百姓办个事怎么就这么难啊？！”
“我也很想帮你们，但是按照我们的尸体检验和解剖规定，我不能这么做。”法医不愿再与他们纠缠下去了，转身就要离开殡仪馆。
见法医真的要走，潘阳又厉声道：“你们不做，老爷子也不可能善罢甘休，不能给个说法，我们也没法给老娘一个交代，我也不会善罢甘休！”
最后，在殡仪馆，大家不欢而散。
7
过了两天，老孙联系潘阳，劝他尽快到派出所办理死亡证明。电话里，潘阳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只是敷衍地答应着。
又等了两天，他们也没有前来办理手续。我跟老孙通气后，再次打电话商请他们过来，并强调说：“你弟弟属于非正常死亡，是我们送到殡仪馆的，没有公安机关开具的死亡证明，就不能火化，也办不了后事。”
但无论我们说什么，潘阳就敷衍地答应一句：“好，我知道了。”
左等右等，距离潘星逝世半个月了，潘家人始终没有再露面。我和老孙认为不能这样一直拖着，得让死者早点入土为安，实在不行，只能上门去做工作。
当天下午，我们便一起去了潘阳家，他家在一个挺不错的小区。等我们敲开门，发现却只有张茹一个人在。
她见我们上门，似乎有点惊讶：“你们怎么来了？我老公他们不是在派出所吗？”
我和老孙一头雾水，回答道：“没有啊，我给你老公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他去所里办死亡证明，他一直都没去，所以我们今天才上门的。”
张茹也一脸疑惑了：“我老公说是你们派出所不给开证明啊，说是在等领导签字。”
“没有的事，调查早都结束了，这个证明我们随时都能开，关键是你们家属要认同、要签字，根本不需要什么领导签字。”老孙解释道。
只见张茹咬了咬牙齿，一脸愤怒地说：“都是骗子！居然骗我说是你们不给开证明，还说要天天去盯着你们。”
“我们倒是欢迎他们来‘盯’呢。”我和老孙自嘲道。
说罢，张茹便迎我们进了屋。我俩坐在明亮的客厅里，见现代简约风格的装潢整洁大方，家具家电都是知名品牌，一眼望去，方方面面都很有质感。
我们向张茹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接下来的问询中，张茹也把她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我们这才知道，这么久的来回撕扯，大都因为潘阳的老舅在老家的“遥控指挥”——潘母非常依赖这个亲哥哥，而老潘怕老婆，潘阳则唯父母之命是从，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娘舅指挥、娘亲监督、父子二人组合冲锋”的阵法。
潘家人不仅与我们撕扯，还到处咨询律师，打各种投诉电话，寻找公安、住建、开发商甚至房东的过错，并全程录音。收集完后，潘阳便把录音发给他老舅，每天打电话汇报请示，他老舅也情真意切地给他们出各种主意，包括提取胃内溶液，还给他们转了钱，又指示他们不要想着回去，要在这边好好地闹，“只有闹了，才能查清楚，才能找到‘头（负责赔偿的责任方）’”。
总之，用他老舅的话说：“人死了不能白死。”
“他们整天在我家里闹，我婆婆整天在家哭，弄得日子日子没法过，工作工作也干不好，我都快烦死了。是你自己跳楼的，要找什么‘头’啊？又不是别人把你逼死的！”
见张茹这么肯定地认为小叔子就是跳楼自杀，我们也很好奇这背后的原因，就继续询问潘星生前的情况。
“‘五一’的时候，潘星就和过年的时候一样，哪里都不正常，我让他爸妈把他带回老家，但是潘星不愿意回去，他爸拉他，他就跑，我老公就去追，追回来了，他就蹲在地上，蹲得好好的，突然就往阳台冲，就是那种要冲去跳楼的感觉。但是我家有防盗窗，看到防盗窗，他又蹲下来了。我们把他反锁在家里，他就不睡觉，整晚整晚不睡觉。”
我问张茹：“既然你们都知道他这个情况，当时也提出要带回老家看管，虽然最终没带回去，难道就都这么心大，没人管他了吗？”
张茹急了，回答道：“怎么管啊，警官！我和我老公结婚几年了，一直都忙得不行，连个孩子都不敢要，他爸妈都不管，我们怎么管啊？要说有责任，我觉得他爸妈要负最大的责任。我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潘星带回去，你们知道他妈说什么吗？她说：‘他（潘星）长大了，他有他的自由。’我心想这种情况，还说什么自由，打断腿都要带回去啊，怎么可能把他放在外面？！要是当时就带回去，哪怕就圈在家里养，也能养得起啊，哪里还有今天这些事！他们居然还偷偷地把手机和身份证都还给了他，现在好了吧，彻底‘自由’了！”
听了这一番话，我感到十分郁结，好好一条人命，这么年轻，但凡家里人多一点责任心，哪里会发生这种后果。可事已至此，一切都无法挽回。
张茹说，这段时间，老潘他们找了好几家律所，但是没有律师愿意接手，都说这种“命案”公安一定会查得很清楚，不可能留有空子钻。但是，潘阳的舅舅仍旧不愿放弃，又指导他们继续从有没有吃有毒食品、喝过期饮料等方面向公安质疑，并继续投诉住建局，说他们检查验收环节有问题，告开发商，说高层的护栏有安全隐患，骚扰房东，理由是没有安装防盗窗。
关于这些问题，不用我们说明，张茹自己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就算吃了有毒的东西，也是他自己吃的，又没人喂给他吃。就算喝了过期的饮料，会死人吗？就算他真的中毒死掉了，他死在床上好了，干嘛要跳下去呢？人家房东没有装防盗窗，违法吗？人家这个防护栏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天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们根本就没有想一想，他们怀疑的任何东西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见与张茹的沟通比较顺利，我便开口问了一个心知肚明却不便言说的问题：“既然找不到突破口，事实也摆在眼前，他们还在纠结，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就没有想过让潘星早点入土为安吗？”
“他们不是纠结，就是觉得不能‘白死’，得有个说法。这都是他舅舅出的主意，让他们跟你们闹，要么有人来负责，要么就写成‘意外’，否则就不认非正常死亡，就说是你们没查清，要求继续查。”
我又试探性地问：“他们为啥非要把死亡证明改成‘意外死亡’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倒是怀疑他们是不是买了保险。”
张茹的怀疑与我们不谋而合，老孙乘势问：“是以前提过买保险的事吗？”
“年前倒是提过。当时我也是出于好意，提过一嘴，想着万一有点啥事，还能有点保障。但是，后来就没人说这个事了，到底买没买，我不知道。很多事，他们都躲着我、瞒着我，还骗我。”
那天下午，经过协商，我们与张茹达成了统一意见，请她从潘阳身上突破，无论如何，也要敦促老潘家尽快到所里办理死亡证明，让潘星早日入土为安。同时，作为交换，我们答应帮助她解决好她的两个顾虑：一个是她担心公婆会把死者的遗物带到她家——那是她的婚房，将来还要在里面带孩子、坐月子；另一个是请我们帮忙运送潘星的骨灰，用自己的车她害怕，以后都不敢开了。
8
两天后，潘家一家四口都来到了派出所。按照商定，我们不能泄露张茹曾经告知过的事情，为此，我和老孙事先商量了一番，决定就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入手，重点是要让老潘一家转变思想认识、自愿签收死亡证明。
在接待大厅里，潘阳果然又提出了很多疑问，包括是不是喝了过期的饮料、有没有中毒，还围绕单位、房东该负什么责，住建局有没有责任等等，跟我们掰扯了许久。
我和老孙按照预先的计划，一一向他解释说明。
回答完所有的问题后，我故意问道：“之前，你们说潘星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可能还不够成熟，他到底哪些方面表现出不太成熟的？”
果然，潘阳又开始闪烁其辞，我便看向老潘。我俩刚对视了一眼，他就抬起头盯着上方，过了一会儿，才看着我的眼睛说：“他成不成熟，跟出这个事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既然你们非要搞清潘星到底为什么跳楼，就有关系。”
“查他为什么跳楼，是你们公安的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已经给了你很全面的说法。你们也打了很多次市长热线，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们解释说明，你们还想要什么说法？”
“我们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这就是说法。”
“他是跳楼自杀。”
“不可能，他再不成熟，也不会跳楼的。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就在老潘坐在椅子上不停摆动双手、眼睛快速转动着辩解的同时，潘阳突然问道：“现在，你们把他5月份的情况是查清了，但是，‘五一’之前的呢？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被欺负？你们查了吗？”
听他这么问，我有点绷不住了，语气强硬反问道：“按照你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要一直倒查到他出生的时候啊？”
老潘“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指着我喊道：“你啥意思？你们警察了不起吗？你们没X本事查案子，欺负老百姓怪厉害嘞！”
老孙见状，赶紧打起圆场，拿着卷宗向老潘继续解释。我忍住一肚子气，一屁股坐到最角落的一张椅子上，离他们远远地。
哪知，老潘抬起手臂，把老孙手里的卷宗打翻在地，大喊道：“反正，你们查不清，我就不认，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就这样白白死掉！”
听到他这句话，我更加绷不住了——当初，是你想尽办法让我们开一个“意外死亡”的证明，老孙就说“不能让你儿子不明不白地死了，要查清楚”。现在倒好，你反过来又不认了，还说“不能让儿子白白死掉”。
老孙见我脸色很差，一个劲地向我使眼色，让我控制住情绪，我理解他的用意，也示意他放心。
最后，在老孙不停地劝解下，还是先把他们送走了。临走的时候，我拉了拉张茹的衣袖，告诉她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为了能让老潘一家心服口服，我和老孙又去走访了潘星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带着几名图侦队员同步调取监控录像。几天下来，我们摸清楚了：自从潘星来到这边以后，除了第一份工作是哥嫂介绍好的，他还先后在三家企业工作过，基本上都是上个几天班就单方面不去了，几家企业都按天给他结算了工资。
在向几家企业的多名员工调查情况的时候，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奇怪的第一反应：“潘星是谁”？
待我们向他们出示了潘星生前的照片后，他们才一脸惊讶地说：“他不是元明吗？脑子缺根筋的那个。”
原来，在几家公司里，潘星始终自称“元明”，偶尔他的领导喊他“潘星”，他还会非常生气地强调：“我不叫潘星，我叫元明！”
我们料想，这孩子可能早已不再认同自己本来的身份。两个一奶同胞，仅仅相差两三岁的兄弟，为何人生轨迹的差距这么大？潘阳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光鲜体面。而潘星呢，穿的都是“某多多”上网购的衣裳，没钱了就去打几天工，有钱了就窝在群租房里，平均每天的开销只有十几块，简直像个乞丐。
假如潘星真的有精神或者心理问题，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的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是儿子，与潘阳相比，潘星就像一个弃儿，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似乎一直都在被放逐，更可怕的是，他的父母还找到了一条能够自洽的理由——“他有他的自由”。
9
张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凌乱的生活了，她以离婚相要挟，逼着潘阳去做公婆的思想工作，尽快把潘星的后事办结。
我们补充调查过后，再次给老潘一家充分全面地展示了潘星来到这里后所有的工作经历、生活轨迹。潘阳和他父母不再提出其他任何异议，但是依旧不愿意在死亡证明上签名，始终说“我们不能接受”。
我反问道：“那到底怎样你们才能接受？”
潘阳说：“凭你们这些证据，就算是潘星跳楼自杀，但是他为啥要自杀，你们还是没有说清楚，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他到底为什么会跳楼？难道你们心里就一点数也没有吗？你们所说的“不能让他白白死掉”，是个什么意思？怎样才算不是白白死掉啊？我心里翻江倒海，可是说不出口，毕竟答应了张茹，要为她保密。所以，我还是得压着火气耐着性子劝道：“他到底为什么会跳楼，我们也很想知道，但是即便查不清，也不妨碍非正常死亡的认定，这一点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你们总是说他生前一切正常，无论我们问什么，你们就一句‘他不太成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非要改成‘意外死亡’？”
潘阳和他父母依旧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情急之下，老潘还跳了起来，扬言要到政府去上访、去静坐、去堵大门。
讲理讲不过，开始玩赖的，真是活要面子，死要票子！我心里暗笑，但为了防止矛盾的不必要扩大，我还是缓和了语气说：“你们也不要激动，像你们家出的这种事，我们一般几天就结束了。但是你们的质疑太多，想法也太多，很多都没有必要。为了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这次潘星的事，我们调查的过程不亚于一起命案，很多不需要调查的也调查了。”
说着，我翻开在那几家企业调查到的情况，摊到潘母面前，指着笔录对她说：“你自己看别人都是怎么看你儿子的，他都不承认自己叫‘潘星’，可怜吧？你们当父母的，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就在我说话的当口，老孙实在绷不住了，他突然站起来，声音比老潘之前还大，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喊道：“20多天了，20多天了，开始我还一直顾及你们，毕竟你们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丧子之痛，现在呢？所有证据都摆在你们面前，从你儿子到这里之后，连在路边上撒尿的视频都给你们看了，你们现在还这么干！是还想要什么补偿吗？”
老孙又伸直手臂，指着殡仪馆的方向，情绪彻底崩溃，我赶忙起来去拉他坐下。他一挥手，接着说：“你们的儿子才多大？20多岁啊！英年早逝，他的冤魂现在还冻在殡仪馆的冷柜里，你们也看到了，跟冰雕一样，可怜吗？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咱中国人，哪里不讲究个入土为安啊？你们现在这样对待潘星，潘阳怎么看？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呐！你们就一点都不考虑考虑吗？”
话音未落，“哇”的一声，潘母哭了起来，老潘、潘阳满脸涨红，想要争辩，却又无话可说。
过了一会儿，潘母带着哭腔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潘家父子都不回答。
我赶紧递话：“你们要是没有异议，咱们就把死亡证明开了，你们也好把潘星的后事早点办了。”
潘母揩了揩眼泪，点点头，三人在死亡证明上签字之后，张茹就一脸急切地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想法，主动提出把潘星的遗物都暂存在派出所，等火化后，连同他的骨灰，我们安排车子一起送到火车站。
之后，我们如约送走了潘星的骨灰，也送别了老潘一家。
（本文人物名，地点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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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扶弟三十年
1
30年前，岳母领着我、雅琴还有她的儿子二民乘火车赶往霍林河。在郑家屯换车时，她从帆布袋里翻出最后两个煮鸡蛋，给了我和雅琴一个，另一个抠出蛋黄给二民吃。二民又黑又瘦，身子骨跟刀片一样薄，却非常硬实，他连蹲三宿票房子，竟然毫无倦意。
当时，候车室里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裹的农民工，他们大多要南下去北上广打工，而我们四人的目的地却是更加荒凉、寒冷的大北方——那时霍林河刚建市，城市建设风起云涌，我们要投奔的亲戚在土建处上班，说工地需要大量的农民工。谁也不知道这步棋走得是对还是错，谈起未来，我们都一脸茫然。
到了霍林河之后，我们在市郊租了三间草房落脚。雅琴和岳母在市场卖菜，我到通辽上菜（批发蔬菜），偷偷携带烟酒、食用盐回来，总之什么来钱干什么，日子过得惊心动魄。二民去了工地，跟着大姑父学习电气焊。如果他学好了技术，以后开一个电焊铺自己当老板，无疑可以改变命运。
那天，二民正在体育场工地二楼焊钢筋，黑黢黢的护目罩里正汗水横飞，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叫，接着是“啪”的一声——这声音不大，就像一只西瓜掉进水井里。二民扔下护目罩，顺着捆扎好的钢筋爬到平台边缘往下看，只见一个大写的“人”斜卧在天吊铁轨上，安全帽滚出了很远，猩红色的血溅在脏兮兮的枕木上。
二民没怎么害怕，之后该上班上班，但这次坠楼事故给岳母和雅琴却带来巨大的心理阴影。岳母只有二民这一个儿子，雅琴只有这一个弟弟，想着他每天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毫无遮挡的施工现场奔命，她们都经受不住这种看他命悬一线的煎熬。
后来，我家在贸易街开了一家批发部，生意顺风顺水。雅琴掂量再三，让二民辞去土建处工作，来帮我们送货。二民思想简单，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打算，就答应了。他不善言辞，但非常勤快，每天只知道闷头干活，甚至年底给他开多少钱都无所谓，不计较——他知道他姐不会亏待他的。他和岳母吃住都在我家，年终一起开支，省心省力。
好事接踵而至，有人给二民介绍对象了，也不知道介绍人是怎么吹嘘的，晓霞第一次来批发部的时候，看看满屋子的卷烟和堆得跟山一样高的啤酒箱，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她以为二民在批发部能够呼风唤雨。
后来，二民和晓霞结婚，生下一个女儿。二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即便在院子里捡到50元钱，还是会把钱交给雅琴，而不是他媳妇晓霞。在他心里，姐才是他的家，他的全部。
这种依赖与信任反噬到雅琴身上，就是压力和责任，弟弟一家的生活，无论是吃穿用度还是未来的发展，统统都得由雅琴来安排。
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霍林河是嫩江的上游，洪峰席卷了牧民的牛羊，冲毁了农民的土地，公路、铁路都被洪水严重破坏，沿河的工厂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洪水对经济的影响很快显现，我家的商店重新开业后，往日大包小裹来买东西的农牧民不见了，批发业务一落千丈。
年底，雅琴的妹妹领着未婚夫小陈也从老家来到了霍林河，究竟能否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已经不是我们一个小家庭的事了。我把商店兑了出去，买了一辆翻斗车，先在矿区拉煤，来年到通辽修公路。我三舅开车，让二民和小陈跟车——其实三舅并不需要帮手，他是为了教二民和小陈开车，这是一辈子的饭碗。
二民和小陈都没文化，总共认识不到五十个字，但小陈心眼多，学得快，二民心不在焉，挨了三舅不少骂，却始终不得要领。一天早晨，我的翻斗车像往常一样出去，回来的时候前保险杠被撞出一个巨大的“U”形弯，好在三个人都没有受伤。我问车是谁开的，二民神态自若地抽烟，小陈眼神闪烁不定，三舅抢着说是他开的，撞大树上了。
半年后，小陈参加科目一考试，因为不会写字被淘汰，我只好托人花了1600元给他买了一个驾驶证。我也准备给二民买，可他不要。岳母说，常年在公路上跑，早晚会出事，“我就这一个儿子，我还指望他养老送终呢”。
雅琴本想做做母亲的工作，毕竟那年头的司机很吃香，这可是关乎二民前途的大事。但雅琴又想起了我们在拉货途中遇见过的那些惨烈的车祸，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嚎，也就理解母亲了。她安慰母亲和弟弟，说开车就是把命别在裤腰眼子上了，“咱不去冒那个风险，你放心，跟姐干，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有了雅琴这句话，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二民便心安理得地领着妻女继续待在我家。小陈则借钱买了辆农柴车搞运输，走向了一条致富路。
2
那几年，霍林河刚开始流行去舞厅跳舞，晓霞也去，然后在色彩斑斓的舞池里认识好多有理想、有抱负的男人。她回家看看丈夫二民，怎么看怎么怀疑自己当初瞎了眼。
关于晓霞在舞厅里的那些难听话，很快就传到了岳母和雅琴的耳朵里，令我们很难堪。这时二民的女儿已经6岁，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晓霞却突然和二民秘密离了婚。其实晓霞可能并非真想离婚，只是想借离婚杀杀乱飞的谣言和婆婆与大姑姐的锐气。可二民没啥主见，离就离吧，反正晓霞离婚不离家。
二民结婚时买了一台日本电视机，这是当时家里最贵重的财产。闹分家时，电视机不要了，按原价4800元卖给我。我说也行，毕竟始终是我们在看，不亏。可是没过几天，为了两人能复婚，雅琴主动把电视机给他俩送回去了。
我不太高兴，合着他们里外就坑我一个人！我记不住当时说了什么，反正把雅琴惹怒了，她把弟媳跳舞、离婚以及白送一台电视机等等怨气全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最恐怖的是，她竟然拿菜刀的刀背砍我脖子，还抡起凳子砸我脑袋（结果砸在了邻居的脑袋上）。
雅琴是家中长女，小时候就骄横跋扈，弟弟和妹妹打小就畏她如虎，岳母也称她为“大魔头”。后来我们在霍林河倒卖烟酒，走私犯险，做的是说一不二的买卖，也没人敢跟她顶嘴。只有我，在不恰当的时间、地点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后来谈起这件事，邻居开玩笑说：“去你家拉架得戴安全帽，否则有生命危险。”
二民很快再婚，媳妇叫秀红，也是二婚。秀红的前夫脾气暴躁，吵架时在她肚皮上扎过一刀，因此她对二民没啥要求，只要不打不骂能过日子就行。结婚第二年，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晓霞没想到自己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此后就离开了家，一个人领着女儿四处打工。
这时候，我在大贸易街盖了两层小楼，楼上开旅店，楼下开货站，二民和秀红承包了我家的餐厅，抻面炒菜，欣欣向荣。二民爱喝酒，秀红让他陪客人，他别的不会说，就一个字——“干”。
白天二民帮我装煤、挑石头，晚上烧锅炉，他无论白天黑夜就穿一身迷彩服，秀红给他买新衣服新鞋，让他穿精神点，像个老板样儿，他却说穿那些玩意站也不得劲，坐也不得劲，“爱谁穿谁穿，反正我不穿”。
那几年，霍林河的物价连续上涨，餐馆生意不好干，我收房租只是象征性地收点水电费而已。秀红鬼一样精，她把店铺高价转兑给了别人，从中狠狠赚了一笔，连我当初置办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也一起打包卖给了对方，一个招呼都没打。为了小舅子家的太平，这回我可没敢发言。
之后，秀红领二民回了吉林老家，推倒了旧屋，建起三间大瓦房。公婆住东屋，他们一家三口住西屋，种菜犁田，悠然自得，和谐而美好。
过了不久，我的两个弟弟也从农村来到霍林河谋生，一个自己买车跑运输，一个也开货站，买卖干得风生水起。妹夫小陈开煤厂也发了财，所有人都买了私家车。一年春节，大家全去给我岳父拜年，院里院外停满了汽车，两铺火炕坐满了老板，一个个白晶晶、胖乎乎，牛×闪闪，只有二民在里外屋忙活着，脸黑得像煤，身子还是瘦得像刀片。
这一刻，雅琴心里的天平突然失衡了——一样的兄弟姐妹，一样都受过我们的资助，可唯独最先去霍林河的二民没有发展起来。这种巨大的落差让雅琴十分纠结、难过，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父母。她不敢与他们对视，害怕遇见埋怨与不甘的眼神。
2007年，秀红无来由地越来越瘦，后来在左侧肋下发现了一个突兀的小包。她打电话跟雅琴讲，雅琴让她赶紧去大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是胰腺导管癌。
得知消息，雅琴和我赶紧动身回吉林，不巧我母亲脑梗发作，就把俩人送进了同一家医院治疗。秀红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出院的时候，雅琴把秀红和我母亲的住院费一并结清了。
尽管如此，二民家的日子还是过得艰难。东屋有两位老人，西屋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女主人却得了绝症，这让雅琴非常绝望。她能想到稀释这种绝望的方法，就是想方设法分担弟弟身上的重担。于是，每次回老家过年，我汽车的后备厢里就装满了牛肉、羊肉、猪蹄、童子鸡、最少十条烟、满满一桶酒，甚至连花生米也要不远千里地从霍林河买。
二民一家对雅琴更依赖了，安暖气、买电视、扯网线、交网费，都等着雅琴处理，连二民的儿子想买脚踏车也要“等过年大姨回来”。秀红会来事儿，雅琴去她家的时候，她把各种好吃的换着样做，大姑姐在她眼中是至高无上的；在二民的心里，大姐是恩人般的存在；在我岳父岳母心里，这个大女儿没白养活；在附近的南北二屯，大家都羡慕二民有个好大姐，“借大光、帮大忙了！”
家里没啥压力，秀红的病情趋于稳定，身体越来越好，渐渐地能下地干活了。只是孩子越来越大，花钱地方越来越多，光指望那几亩地是不行了。二民开始一边种地一边在周围打零工，但零工时有时无，收入也不稳定，雅琴就在霍林河给他找了一份看机器的活儿，后来二民又去了妹妹妹夫的煤场打工。
二民重回雅琴的眼皮子底下，雅琴对他的疼爱就更上一层楼。二民身上穿的，从内衣裤到棉衣、皮鞋，雅琴一律全包；他嘴里抽的烟，雅琴一次买十条，一边买一边劝他戒；他爱酒，雅琴也惯着，白酒买成桶的榆树白，啤酒一次买十箱；各种猪头肉、肘子肉或者在饭店吃剩的好菜，雅琴也要全部打包送给他。二民喝酒没够，饭菜却吃得极少，平日里送去的那些好吃食，把煤厂后院那几十条狗都给吃肥了。
雅琴总怕亏了二民的嘴，一次天色已晚，她心血来潮，非要接弟弟到市里吃顿烤肉不可。没承想开车时刮倒了一个骑摩托车的老人，老人胸骨骨折，住院花费了8万多，虽然保险公司报销了一部分，我们也搭了不少钱。
3
2016年，我的岳母在吉林老家因病去世，次年夏天，秀红突然给雅琴打来电话，说这日子过不了了，她已经在外面租好了房子，“咱爸天天喝酒，喝多了胡言乱语，啥难听的话都说，你让二民回来吧，要不离婚，要不单过，反正我不和老人住一起了”。
岳父贪酒，这是多年的毛病，雅琴每次回家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一天就喝一遍酒，“别喝多，别让儿媳妇烦，现在你一个人在儿媳妇眼皮底下讨生活，可不能得罪她”。但岳父一杯酒下肚，还是把这些忠告忘得一干二净。
雅琴怕二民上火，没有把秀红的话转告给他，我俩驱车一千公里赶回上营。进屋时，岳父一个人坐炕沿上，一口腌黄瓜一口酒，还在喝。岳母去世一年后，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两腮塌陷，腰也直不起来了。从前他不喝酒时，手指轻微颤抖，如今几乎都握不住杯子了。
雅琴看见他这个样子，又心疼又生气，一边收拾乱糟糟的房间，一边劈头盖脸训斥：“还喝呢！儿媳妇都喝跑了你还喝呢！这回好，没人伺候你了吧，以后你就天天喝，喝死也就省心了，谁也不用惦记了！”
“就是没人伺候，也不稀罕她伺候，整一帮人吆五喝六的，我怕辱没了老谢家门庭。”岳父是地主家庭出身，识文断字，出口成章。他放下酒杯，非常惭愧地让我坐下，说：“姑爷，家丑不可外扬，我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但是别把人当傻子。我年轻时走南闯北，啥没见过？拿我当土鳖不好使。别逼急我，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雅琴听出了父亲话里的弦外之音，仔细询问，才知道秀红经常在家请屯子里的人吃饭，有男有女。农村是互助型社会，农忙时大家互相帮忙，闲下来互相请客也是正常的，但岳父心眼多，他发现儿媳妇和其中某个男人走得太近，俩人眉来眼去的，让他颜面扫地。
雅琴问有证据吗？岳父说没有。雅琴说没有就不能瞎猜疑：“这种事哪有老公公掺和的，你儿子不管，你就眯着得了。”
岳父仍然不服气，最后雅琴还是做主要去把秀红接回来。
第二天，雅琴去了秀红的出租屋替父亲赔礼道歉，说他老糊涂了，让秀红别跟他一般见识。秀红抱怨一番后，又问二民回来没。
雅琴说：“回来干啥？还能离啊？”
秀红说不离婚也行，她和二民出去单过，说啥她也不跟老公公在一锅搅马勺了。为了保住弟弟的家，雅琴让秀红先回家：“咱爸我接走，你好好在家过日子吧。”
就这样，岳父跟着我们来到霍林河，住进了我家一楼紧挨厨房的一个房间里。
雅琴没有照顾过老人，对自己爹抽烟、吐痰、整天整宿听广播非常反感。酒一口不让他喝，头两天一洗，每天收拾房间，她不是嫌烟味大，就是在质问：“谁又把尿滴到马桶垫子上了？”
老人失去了往日在农村生活的随意与自由，于是开始向往故乡那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他觉得还是他的菜园和劈柴柈围起来的小院儿好，还有那门口潺潺流淌的小河，他可以在里边洗脚、洗锄头，也可以撒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到了这年春节，我们拉着岳父回老家过年。二民在霍林河干了一年活儿，也跟着回去了。在老家待了十五天，秀红没叫一声“爸”，更别提留老人在家了。离开的那天，岳父恋恋不舍地坐到汽车后排座，神色黯然地对雅琴说：“你把我送到吉舒养老院吧，小宝（孙子）的学校就在养老院对个，我们祖孙也有个照应。”
返程的路上，雅琴一边开车一边纠结生气。她知道空穴不会来风，父亲不一定冤枉了秀红。可为了这个家庭，大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要把两只眼都闭上，就当瞎了看不见。她开始埋怨自己，说不应该安排弟弟外出打工，夫妻两地分居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可是孩子上高中、念大学又需要钱，二民不出来就得喝西北风……
我只听着雅琴说，自己一声不吭，生怕引火烧身。
说实在的，二民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也确实不够称职。他在煤厂只知道闷头干活，从不抬头看路，他甚至连电话也不接，也不给别人打。他爸在哪儿养老，他儿子在学校学得怎么样，他与前妻生的女儿有没有找到工作……他一概不闻不问。有时秀红主动找他，得先给煤厂的铲车司机打电话，人家把手机塞到二民手里，他接过去，也不会说点好听的，总是有事说事，没事就挂。他唯一的热情是过年回家把工资交给媳妇，然后钻进小卖店打麻将。
4
2019年年底，我们与往年一样拉着二民回吉林，路过养老院时把岳父接了出来，准备全家人在一起过个团圆年。不久，武汉突然爆发疫情，过完年我们也走不了了，每天盯着电视心急如焚，秀红更着急，她每天晚上不睡觉，半夜三更还在发微信。
雅琴在村里串门子，一些风言风语就传进了她的耳朵。她开始细心观察秀红对二民的态度，这一观察，立即发现了问题：以前二民打麻将回来，无论多晚，秀红定会给他煮一碗面；现在二民半夜回来，她理都不理，还当着雅琴的面骂他没出息：“见麻将迈不动步，不输光不回来。”“吃饭没眼力见，人家不理你，你往那桌凑合啥？”
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那种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厌恶是掩盖不了的。雅琴跟我说：“她用眼睛剜我弟弟，我看见了。我们都是女的，我知道，她不爱我弟弟了。不但不爱，应该还特别讨厌他，这个家完了。”
在雅琴看来，秀红可以出轨，可以养情人，但要是心里没有二民，那就不好使了。这天晚上，秀红在家连怨带损，摔摔打打，和二民谁也没理谁，雅琴也跟着生了一宿气。
第二天早晨，雅琴开始张罗大家上车走人，但说走人，却不动身，只是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发牢骚：“我看这日子过不过没用，心都散了，还装模作样有屁用。”
秀红似乎也有准备，她起身问雅琴：“你啥意思？我俩过日子怎么惹你不高兴了？你把话说明白。”
雅琴把这几天自己看到的和盘托出，秀红说：“这能怨我吗？你问问你弟弟，他一年都不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人在家种地，是冷是热他一点儿也不关心。我也是人，我也是女人！”
雅琴嗓门大：“我弟弟老实厚道不会哄人，当初就那样，现在还那样。再说了，他不给你打电话，你为啥不给他打电话？两口子哪来那些规矩？”
她们吵得不可开交，我和儿子一起拦都拦不住，有些话我记不住了，只记得秀红说二民有病：“你当姐的不是啥都管吗？他有病你不知道？”
雅琴愣住了：“他有啥病？他有病怎么不治？”
秀红反击：“你不治，谁治？”
雅琴转脸看二民，他低头躲避。
雅琴忽然就明白了那是什么病，她突然说：“我弟弟有病，不是没耽误你在外边找吗？”
这句话彻底捅破了窗户纸，秀红跳了起来：“你血口喷人，你爸也血口喷人，你们全家都血口喷人！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和你弟弟离婚，你再给他找一个吧！”
雅琴也不再退让：“我回霍林河，你爱过不过，跟我有一毛钱关系？你们家的事，我再管我都不是人。”
于是，我们留下二民，把岳父送回养老院，就回霍林河了。到家之后，雅琴后悔了，可能她走出上营时就已经后悔了。她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不冷静，造成弟弟再次离婚，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
二民对秀红是有感情的。我们离开后，他央求秀红别离婚，看在孩子的面上，看在俩人多年没红过脸的份上，别离开他。但秀红去意已决，她说这次就是把老婆婆从坟里扒拉出求她都不好使，这婚必须离，“我非治治你姐这个霸道劲儿不可！”
二民一气之下，烧掉了秀红所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还动手打了她，俩人的结婚照也被撕碎了。清明节刚过，二民打来电话，说秀红到法院去起诉离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雅琴只好重返上营，把岳父也接回来，让他跟着一起揪心。
秀红在村里时，大家还维护她的名誉，等她离开了村子，大家无所顾忌，纷纷落井下石，各种传闻满天飞。雅琴在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中找到了秀红执意要离婚的原由——种种证据表明，她早就不想跟二民过了，离婚是早晚的事，雅琴和她吵架，不过把这个“疖子”给挤出头罢了。
在法庭上，秀红要求分割财产，二民一言不发。雅琴大喊大叫为弟弟争财产，被法警驱逐出审判庭。离婚官司打完，孩子判给了二民，秀红每个月付500元抚养费，一直到孩子18岁。
转眼间，二民的家分崩离析，我们回到霍林河，把他送到煤厂，钢铁一样坚强的雅琴终于哭出了声。她说如今父亲在吉舒养老院，弟弟在郊区煤厂，侄子回学校上学，她的娘家只剩一个空壳了。
雅琴陷入了极度的迷茫与内疚，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但她思来想去，只觉得自己对弟弟一家人付出太多了，错的人只能是秀红。二民外出打工，远离妻儿也很孤独，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挣钱，是个好丈夫。她恨世道不公，恨自己把一颗心扒出来送给弟弟一家人，却被弟媳妇喂了狗。
雅琴变得越来越极端、敏感和歇斯底里，大概有半年时间，无论她在何时何地见到何人，三句话内，必定会把兄弟媳妇必然要离婚的事给说出来，以此来证明自己在这场离婚事件中不但没有责任，还有功。她如同祥林嫂附体，每天喋喋不休，直到邻居们的耳朵都听出了糨子，看见她就转身躲起来。
她并不知道，其实每个家庭都需要尊重，都需要自主。有时对兄弟姊妹的爱过多了，就是压力，就是负担，就是他们一家人难以承受的债务。
5
二民离婚后，雅琴的压力更大了。父亲住养老院，每月1000元，这笔钱由她和小妹俩人出；老家屯子里的人情往来，也是雅琴随礼，挂二民的名。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负担——二民的儿子。孩子高考结束，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刻也不能耽误，毕业了还要找工作，结婚，买房子。糟糕的是，霍林河的煤炭生意日渐低迷，巨大的开销如同暴雨前的乌云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婚姻屡遭不幸严重挫伤了二民的自信心，他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每天就守在煤厂，喂鸡、喂鹅、喂狗。他愿意和这些长毛的畜生交流，因为它们忠诚可靠。有时郁闷孤独了，他便借酒浇愁，他能喝一杯白酒，然后用五瓶啤酒“盖帽”——必须是13度的金士百，俗称“大绿棒子”。
他越来越木讷寡言，但喝好了话多，而且要拉住人家的手没完没了地说。他究竟说了啥，没人能听懂。大多数时间里，他一个人买醉，经常把那些酒话和臭烘烘的食物吐给一条没拴的狗吃。见二民大有在煤厂孤独终老之意，雅琴简直痛不欲生。她怂恿二民和铲车司机打麻将，输钱她给，妹妹也给。有时雅琴把在煤厂挑石头挣的钱和司机给的信息费全都塞给二民，总之，不能让弟弟受委屈。
2020年冬天，妹夫小陈给我儿子介绍对象，见面地点就在他家的煤厂。双方相谈甚欢，晚宴非常隆重，不出意外的是，二民又喝多了，他拉住客人的手“呜里哇啦”地说个没完。小陈怕女方家长笑话，私下传话给雅琴，让她赶紧拽走二民。
雅琴见二民如此不争气，让妹夫和外人瞧不起，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当着女方家长的面，毫无顾忌地数落和咒骂二民。她恨铁不成钢，恨不得二民喝死在酒桌上，以后永远不会给自己丢人现眼了。她歇斯底里，也没考虑场合，当时我就知道，孩子的亲事要黄摊子了。
这天清晨，我还没睡醒，岳父突然来电话，说在养老院待够了，想来我家。他说这次住下就不走了，就在我家养老。雅琴喊我下楼发动汽车去养老院，我没考虑，随口说：“让二民去接呗，咱们还得装车挑煤矸石。”
那段时间，我和雅琴天天在装车，煤不好的时候还得亲自从里边挑石头，而二民在煤厂屁事没有，天天打麻将。这个合理化的建议被雅琴听成攀比他弟弟，她说我没安好心，看他弟弟待着难受，怕他弟弟打麻将输钱。我也很生气：“我老丈人是他亲爹，凭什么他不能接？”
雅琴蛮不讲理，说两个姑爷都有车，凭什么让她弟弟去接？火车站人山人海，他要是走丢了怎么办？语言交锋还不解恨，雅琴又抄起身边能够抓到的一切东西砸向我。对于她来说，弟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一切有损二民的言行她都要坚决回击。
“我弟弟谁都不能碰，除了我自己。我可以骂他，我可以扇他耳光，别人不行，一个不字都不行，斜眼睛看他都不好使！”
我忍无可忍，又哭笑不得，二民年轻的时候，雅琴不敢让他上工地，不敢让他学开车，现在他已经50岁了，她竟然还把他当作未成年的孩子，不让他出门。这哪里是保护，分明是在害他。我无可奈何，只能拿身边的凳子、手机撒气。
儿子目睹了全过程，一直在旁边劝架，也一直被他妈妈骂。雅琴嘴里喷出的刀子，石头，伤害了所有来劝架的人。大家不理解，好像母子、夫妻、朋友之间的感情都不如他们姐弟之间的感情深厚。
最后我被气抽了，脸色发红，嘴里泛出白沫，意识也变得模糊。但雅琴仍然不依不饶，旁人越拉架，她越疯狂，那样子仿佛是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被送进医院时，血压高压240，低压140，心跳每分钟180，轻度房颤。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就脑出血了。
这次吵架是雅琴伤害我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她“走火入魔”最严重的一次，为了弟弟，她远离了我和儿子，还有这个温暖的家。等病情稳定后，我在手机上给雅琴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我的失望与愤慨，也细数了这些年她对弟弟的溺爱，给二民的家庭和对我们婚姻情感造成的伤害——
“你弟弟离婚，不要怪罪别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性格决定命运。个人的能力不同，不要绑架别人。为了你弟弟，你像刺猬一样，伤害了很多人，也伤害了你自己，但是，伤害最大的恰恰是你弟弟。
涉及弟弟的事，你太敏感，太冲动，不让人发表意见，以后别人就不敢和你交流，起码我就不敢参与，怕打仗就不敢发言，那以后你家的事怎么办？你爸养老，你弟弟养老，你侄子的工作、结婚，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我，依你的脾气，你能处理圆满吗？恐怕你自己都没底气。还有咱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怎么办？人家敢不敢嫁？嫁过来如何相处？这些都要考虑。
是缺点就能改，没有改不掉的坏习惯。不能拿自己的缺点当法宝、当成攻击别人的武器。我们都五十多岁了，撒泼打滚是很丢人的事，要始终保持克制、理性、理智。这么多年，我始终让着你，也是把你惯得肆无忌惮了。你想想，就你那副不讲理的样子，你吵仗说出那些话，换成小陈、刘哥（邻居）或者任何一个老爷们，谁能容你？
以后吵架也好，讲话也好，不要出口伤人。不要什么狠说什么，不要什么损说什么，不要什么黑说什么。特别是跟你爸说话，一定要尊重。爸马上就要来咱家，你必须改变态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就是完人，我也有缺点，但是我们都要改变自己，提升自己……”
这封信在我和雅琴心中的分量都很重，因为这是一次严重警告，也是最后的通牒。
生气归生气，岳父还得安排人去接。一个星期后，二民的儿子放暑假，我找了一台网约车，把祖孙俩送到长春客运站，让他们乘坐长途汽车回到了霍林河。之后我又找老中医给雅琴开了半个月药，主要治疗她的肝火旺盛，暴躁易怒的毛病。
雅琴勉强把药喝完，性情好像有所改变。
6
2021年夏天，雅琴接到晓霞的电话，她邀请雅琴和二民去天津参加女儿的婚礼。
二民和晓霞离婚20多年，没给女儿打过一个电话，除了抚养费之外，没多给女儿一分钱。在孩子上高中时，雅琴给邮去了5000元，然后就音信杳无。孩子结婚是天大的喜事，我们三人带着深深的愧疚赶到天津，接待我们的是冰释前嫌的谅解与宽容。
晓霞常年在外打工，眼界变宽了，境界也高了，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些年自己打工的辛苦和女儿勤工俭学的艰难。她一直没有再婚，倒不是在等谁，而是考虑女儿的安全，不能随便迈出那一步。
她说：“孩子我带出来了，虽然没有考上清华北大，但也是本科毕业，我又给她找了一份好工作，这回结完婚，我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
她又对二民说：“你俩这么多年不联系，但是血浓于水，你们的父女关系还在、情谊还在。女儿这几年也总唠叨要找爸爸，现在你们父女相见，以前的事就算过去了，以后爷俩好好相处，我不会干涉。”
这么多年以来，二民的女儿读书，是晓霞大哥一家付出了很多，现在人家娘家人都来到天津，为了表达谢意，我安排了一桌丰盛的晚宴款待所有亲朋。席间，大家纷纷站起来敬酒，对父女重逢表示热烈祝贺，又对各自家庭的发展和未来给予了美好的祝福。
本来气氛很融洽，但酒席接近尾声的时候，晓霞最好的闺蜜突然站起来提酒，言语间对二民颇有微辞，怪他离婚后一直没给孩子打电话。见二民沉默不语，我就代表他回敬大家，并赔礼道歉，想着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雅琴又犯病了，她绝不能容忍有人当众指责她的弟弟，“嚯”地一下站起来，说：“当初怨谁？离婚怨谁？你说说！当初不跳舞能有这事吗？”
场面变得异常尴尬，我赶紧把雅琴按回座位上，示意她别发火，这是什么场合？可不能翻旧账。
雅琴的脸色非常难看，晓霞的闺蜜放下酒杯，掩面离席，这场酒宴不欢而散。
看来，半个月的中药是白吃了，雅琴一点没变。只要涉及弟弟，仍旧寸土不让。
（文中人物部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