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651）

来源: FormatRun58 于 2023-04-23 15:49:50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09941 bytes)

我，单亲妈妈，离婚后觉醒，38岁从零学会计，45岁成加拿大公务员

Original 自PAI 自PAI 2023-04-10 22:30

这是《自拍》第380个口述故事

我是杰西卡，今年46岁，现在是一名单亲妈妈。曾在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工作了十年，36岁辞职移民加拿大。在异国他乡经历离异后幡然醒悟，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做过超市服务员，干过保险行业，最终决定在加拿大从零开始学会计，努力考取CPA，在45岁的年纪，成为加拿大审计部门的公务员。

身边很多人说，我一点儿都不像40多岁的人，国内的老朋友评价我是“逆生长”。现在的我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知识、丰富了阅历，身心也更为愉悦。在我看来，身处不同的环境，一个人被激发出的潜能也是不一样的，我感谢人生的每一段经历，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在加拿大参加同学婚礼时的照片。

1977年我出生在新疆哈密，我爸妈从小跟着父辈去了新疆。我爸爸是大学学历，那个年代，他还是有机会去省会乌鲁木齐或内地大城市工作的，但他很孝顺，坚持留在哈密，一来可以陪伴爷爷奶奶，二来他自己也想为新疆建设做贡献。

我和爸爸妈妈还有我儿子的合影，我一直很感谢他们帮我照顾孩子。

我在新疆出生长大，很不喜欢那里的气候。夏天又干又燥，温度达到四十度以上，冬天又特别冷，零下二三十度，天气冷就很容易生病。记忆里，基本每个冬天我都是在医务室度过的，课间休息时就要去打针。

父母很注重开阔我和哥哥的眼界，暑假时会带我们到去其他城市旅游。每次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就觉得我生活的城市很小很落后。所以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将来长大以后要走出哈密。

新疆是离海最远的省份，我印象最深的是读小学时，有一年父母带我去了普陀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海，对我触动很大，大海的波澜壮阔、湛蓝无比的样子种在了我的脑海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选择到深圳工作，又到加拿大的温哥华，都是海滨城市。心情不好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可以坐在海边一直看着潮涨潮落。

1995年，我高考后顺利进入西南财经大学学习经济学，一上大学就觉得自由了，开始疯狂地玩。到大四的时候，宿舍里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已计划要出国深造，这让我很羡慕。羡慕归羡慕，我英语学得不好，加上新疆收入低，我知道父母肯定没能力供我出国，能供我国内读完研究生就很不错了。

于是我决定考研，当时我们班所有同学都笑话我，因为我的成绩在班里倒数，有同学还对我说：“如果你能考上研究生，我们班所有同学都能上。”也许是这句话刺激到了我，我开始发疯似地学习。考研前的假期我没回新疆，宿舍会定时熄灯，我借用了班主任的教师宿舍，全力备考。

那几个月常常忘记吃饭，饮食也不规律，但最终我成功了，而且考上的还是西南财经大学最后一批公费的研究生。从那时我就意识到，一个人的想法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常说心想事成，很多人为什么不成，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2002年研究生毕业，我很顺利地通过了深圳保险行业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面试，如愿来到了一座海滨城市工作。进公司以后，我被分到培训部，做企业内训。工作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激励公司的销售怎么去提高业绩。这份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不过当时薪水能拿到6万块钱一年，在那个时候还是不错的。

在深圳工作时，我（最左）和同事的合影。

但一个女孩子，父母又不在身边，想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安定下来，并不容易，深圳与新疆哈密相隔那么远，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一次跟我合租的室友要搬家，我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么一个人把整套房租下来，要么搬走。那段时间，我每天下了班就去找房子，累得在街上边走边哭，为什么万家灯火没有我的一盏？看着繁华的深圳，觉得自己完全融入不进去。

工作两年后，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一名医生，也就是我的前夫。他在深圳长大，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或许是年轻冲动，又或许是太渴望在深圳有个家，我们认识三个月，就决定领证闪婚。

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就会对后来的生活产生一连串的影响。事实证明，两个互相还不了解的人，要想在婚姻里相处融洽，是很难的。婚后的生活，我们都在相互磨合，他脾气很不好，我们之间的矛盾和争吵也越来越多，很多次我都想离婚，但都被我爸妈阻止了。在他们看来，离婚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一个女性，离了婚又很难再找，最终我也妥协了，所以那几年，我的婚姻就一直在将就着过。

让人闹心的不仅仅是婚姻，我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我越来越不喜欢企业内训这份工作，培训做得好的人，其实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只要特别会煽情，特别具有感染力就行。讲了一天课，工作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难受，很多话并不是我真的想说的。最让我不习惯是当时的职场环境，肯花时间和精力经营和上级关系的员工，升职加薪似乎更快，而我更愿意做好份内的工作，不喜欢跟领导走得太近。

我在深圳时的自拍。

当时，我有两个出国留学的同学都转到了会计专业，还拿到了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工作待遇各方面都很好，我就尝试着跟公司申请，想换到会计部门。我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也没有空闲岗位留给我，最终未能如愿。

后面我又试着换过两次工作，但我发现在重新求职时，他们看重的就是你过往工作经验，更愿意提供给你同样的岗位，如果执意要换个岗位就意味着降薪，意味着从零开始。我内心也想过要不要去学习新知识，考一个专业资格证，可能年龄不断增长，还有时间等种种原因，最终都不了了之。所以有几年，在这种“困局”中，我过得并不开心。

婚姻、工作，将就又一成不变的生活让我特别想跳出去，这一切在2010年迎来了转机。我接到了一通电话，问我想不想移民加拿大，我的职业恰好在加拿大紧缺职业列表中，申请技术移民并不难，中介费只收18000元。这件事仿佛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小火苗，既然工作和生活都不那么开心，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呢？还能顺带实现自己的出国梦。

当我把这个申请移民的想法告诉前夫时，家里炸锅了，他大骂我是神经病，觉得我疯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去加拿大？英语又不好。身边同事朋友也很不理解，那时我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十几万，在深圳有房，两个人也有一定积蓄，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很稳定的生活了，为什么还要折腾到国外呢？但我的爸妈很支持我，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有机会到国外去看一看也是好的，总能开阔一下眼界，哪怕在国外待不下去，再回来都可以。

父母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作为主申请人，只需要我去考英语，把配偶的名字加进去就可以了，我的前夫不需要做什么准备，他也就不再多说多问了。我着手准备资料，开始了移民申请。

巧的是，我申请完后没多久，加拿大技术移民的职业列表就做了更换，企业内训对照的相关职业在列表里被剔除了，我的资料已经交上去了，所以并不影响申请。每次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人生中很多事情确实需要果断，当你看到一个机会，决定一定要快，稍一犹豫，机会可能就从你眼前溜走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开始备考雅思。大学考过六级之后，十几年都再没碰过英语，好在基础还在。我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全力备考。深圳交通不太好，早高峰容易堵车，为了不让时间浪费在交通上，工作日8点半上班，我7点就出门，避开高峰，提早到公司就窝在车里面先学一个小时，等上班时间到了再去上班。

我车里放的全是各种英语习题、听力之类的资料，一天到晚沉浸式备考。用了两个月时间，雅思考了5.5分，达到了要求。考试通过之后，申请就特别顺利，大概一年的时间，我就收到体检信，按照流程，只要体检没问题，就能登陆加拿大了。

但就在这时，我发现我怀孕了。孩子的到来不仅没有动摇我的决定，反而让我更坚定了换个环境的决心，我想给这个孩子一个更加宽松的成长环境。加上那时国内的医患矛盾突出，身为医生的前夫也开始动摇，我们的意见变得一致。因为怀孕不能做 x 光检查，我给加拿大移民局写信，申请体检延期到生产后。

儿子出生后还没满月，我们就给他办了护照。当时我们觉得孩子太小了，加上婚后一直是前夫的父母在照顾我们的生活，害怕到了国外，两个人搞不定一个小婴儿，我们推迟了去加拿大的时间。2013年3月，儿子一岁，我才怀着对未来无限的期待和憧憬，去了加拿大，那年我已经36岁。

我带儿子在温哥华附近游玩时的照片。

刚去时，我们在温哥华待了一个星期，住的家庭旅馆，买了车换了临时驾照，听取一个朋友的建议，开车奔赴加拿大另外一个城市——卡尔加里。据她介绍那里物价低，工作机会也多。我们激动地准备在卡尔加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但抵达后，才发现事实完全与我们想的不一样。

卡尔加里的气候很怪，第一天是下雪，冰天雪地，第二天一下子就出了大太阳，二十多度，雪全都化了，地上全是泥，路很滑很脏。这一切，都让我对卡尔加里的印象非常不好，我不想在一个我并不喜欢的城市生活。

因为没有工作经历，再加上别人看我们带着孩子，房子都不租给我们，工作机会也似乎没有我们听说的那么多。几天后，我们还是决定返回温哥华工作和生活，但这一路的折腾奔波，让我们倍感疲惫。一岁的儿子已经吃不消，返程路上他开始咳嗽，晚上就已经没有办法躺平了，呼吸都困难。

第二天我们回到温哥华，正好遇到了加拿大的假期，所有诊所都不开门，送到医院急诊，医生要给他拍肺部X光，一岁的孩子很不配合，一直大哭大闹，我们安抚了很久才平静。

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经历这样的波折，让我们遭受了不小的考验。在来加拿大之前，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孩子爸爸先出去工作，我暂时在家带孩子。但真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变得非常被动。

既然出来了，不能就这样回去，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只能坐吃山空。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出去找工作。但一岁多的儿子还带在身边，还需要照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得知我的情况后，我爸妈对我说：“你把孩子送回国，我们可以帮你带孩子，你出去找工作。”无奈之下，只能依靠父母，把孩子送回国内。

事实证明，国内硕士学历拿到国外真的是不好使，我去扫街，看到有招聘就把简历留下，但没有收到任何面试的通知。我铆足了劲，参加了政府提供的求职培训，他们建议我放下身段，去超市找一找看，比如在超市卖菜、杀鱼、卖海鲜......做这些岗位的人，很多都是以前在国内已经拿到硕士或者博士身份的人。这也让我对工作的要求不断降低，我在温哥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超市熟食区的服务员。

我在超市工作时，学做的熟食。

超市是轮班制，新人一般来说做的都是最差的时间段，每天早上大概 5 点钟我就到超市开始准备，跟着有经验的员工学做寿司这些熟食。最开始我是没有资格去做包寿司、切寿司这些工作的，只能提前先去把米饭蒸好，把菜准备齐，做一些杂活。

那时，我每天工作8个小时，第一天上班就累得浑身痛，回到家倒头就睡。工资是当地最低的工资标准，每小时12加币，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无奈之下，我只能把孩子送回国内，让我的爸妈帮我照顾。

每天蒸米饭、切菜、备菜......渐渐地，我觉得我并不属于这里。工作了几个月以后，我又找了另外一家求职机构，那里的工作人员，建议我去考一个卖保险的证，这样就可以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了。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就把证考下来了，正式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在这家保险公司，我所负责的客户群是当地的一些家庭医生，这些家庭医生都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购买的也是办公室保险，我负责日常理赔工作。这个过程中要维护好客户关系，有的时候还要去参加他们行业聚会，去做一些推广。这份工作的薪水要比超市的要高一些，达到 4 万加币一年，每个月我能拿到3000多加币。

生活似乎走上正常的轨道，但遗憾的是，我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我和前夫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都越来越不一致。在异国他乡，如果我们不能相互鼓励和依靠，这段婚姻已经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我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婚姻。2015年，我们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由我抚养。

离婚后，为了有个归宿，我在加拿大首付了一套小公寓，是60年代的房子，家具都是我自己组装的。

我一直属于一个开窍比较晚的人，在国内读书工作，我还有父母可以依赖，没有太大压力，走进婚姻，又觉得随遇而安。成长似乎从离婚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在国外，一个单亲妈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我终于意识到，我身上背着家庭的担子和责任，以往总把家当避风港，今后要开始为家人遮风挡雨。后来我妈妈常说，她觉得我在国外离婚后才开始懂事，也许眼前实实在在的困难激发了我的行动力，让我有了变化。

遇到困难绕着走、逃避肯定是没有用了。生活推着你到这一站，你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来，得朝前走。我必须去学点什么，让自己有更多的技能，去适应加拿大的工作环境，尽力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同事为我庆生。

在这家保险公司工作一年后，我发现我的工资几乎没有涨，而跟我同时进公司的会计，收入翻了一番。会计跟我说：“我工作没有你的忙，但收入比你高，可你没有证就做不了这个。”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

让我下定决心学习会计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家保险公司的老板因为要给一个熟人提供岗位，把我炒鱿鱼了。我终于意识到，门槛低的岗位替代性很强，一定要做一个不太容易被别人替代的工作。

失去工作后，我就把考CPA（注册会计师考试）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在加拿大，考CPA要先学完14门会计专业的预科课程，我首先要找一个大学去学会计专业。在经过对比之后，我选择了英属哥伦比亚（UBC）大学的会计专业，这所大学在2015年的时候，在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二，全球排名三十多。

学校的入学要求也很高，首先申请人必须是本科学历，其次英语要达到学术类雅思 6. 5 分。我当时移民的时候考的是移民类雅思是 5. 5 分，很显然这个分数是不够的，考雅思成了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备考雅思的时候刚好失业，我也能全身心投入进去。

既然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我就一定要把它考下来。我立马报了培训班，每天从早学到晚，因为英文写作差，就每天都练习写作，花费了比移民时备考雅思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准备，最终很幸运，我用一个月的时间顺利通过了雅思考试。

2016年，我正式进入到了UBC大学学习会计，那一年，我39岁，比我的同学都要大十几岁。同时，我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在交纳了10几万元人民币的学费之后，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积蓄。离婚后，我妈妈来加拿大帮我带孩子，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在学习的同时找到一份工作，去应付我们日常的开销。

于是我又应聘到了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时间是早晨 9 点到下午 5 点，学校的课是下午6 点半开始上，到晚上 9 点半下课。温哥华的冬天又特别冷，天寒地冻，下课后我就站在寒冷的大街上等回家的公交车。深夜的公交车上没有几个乘客，空旷安静。坐在座位上，我常常觉得好像回到了刚毕业时，我初到深圳打拼的那段日子，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是在轮回。

读书时和妈妈散步，每天快走一小时，两个月不到瘦了20斤。

会计专业的所有同学都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上大课，学生很多，老师全英文授课。每次上完课回到家，已是将近晚上11点，我的时间赶得很紧，上课没听懂的，下课我也没多余的时间去问问题，所以我养成了上课录课的习惯，回家了再反复听录音，慢慢消化老师讲的知识。

上完课回家很晚，公交车有时候就我一个乘客。

按照要求，14 门课，每学期只能选两门，一年三个学期，算下来两年多的时间才能把课程全部学完，通过考试才能毕业。同学中，有一些本科就已经是会计专业的，来上课是为了考取加拿大的注册会计资格证（CPA），他们学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但对我这个零基础的大龄学生来说，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最开始还有一点儿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会考试的人，但我发现不投入进去学习真的不行，第一门学科的考试就挂了。得知考试结果后，我内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也给我敲了个警钟。

我马上去跟老师约时间，麻烦老师帮我分析原因。实在理解不了的知识点，就利用周末，约同学在咖啡馆从早学到晚，把这一周老师讲的知识点一点点吃透。上班休息时，同事们聊天，我就自己找一个角落去学习。

我手上拿的是会计准则，很厚一本书，要硬啃下来才能吃透知识。

我那时候心无旁骛，只想着把每一天过好，把课上好，要不然十几万的学费太不值了。那两年，我完全没有娱乐，也没有社交。

考试前，我在图书馆复习。

我没跟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讲过学会计这个事儿，后来很多人知道了跟我说：“你为什么工作了还有时间去学习会计，好厉害。”其实人和人之间产生差距，真的是你如何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如果一个用来娱乐，一个用来学习，那么一两年之后，差距就会显现出来。

2017年，和家人在美丽的UBC大学校园。

2018年，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后，我从UBC大学顺利毕业，拿到了加拿大会计专业的文凭。尽管我拥有了相关的学历，但没有加拿大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CPA），工作机会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我尝试去一些小的会计事务所找工作，甚至小到那种只有两个人的会计事务所，我都去面试了，他们也没给我offer。因为我没有经验，他们也不愿意去培养一个新人。

找不到工作，我变得焦虑和暴躁，每天回到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直到后来，我同学介绍我去他工作的一家会计事务所，我的工作才稳定下来。在那家会计事务所工作期间，我考下了CPA 证。

从UBC毕业后找到工作，我和朋友一起庆祝。

国内的CPA考试是自主报名，只要你准备充足，可以随时报名参加考试，但在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的CPA有四轮考试，每一轮考试之前都需要上课，时间是固定的两个月。课程中要交作业，作业达到一定分数才有资格报名考试，分数不够，就要再重新学重新申请考试。这样一套流程下来，考完试就像是又读了两年大专一样。

那时每天都要保证学习的进度，孩子只能继续由我妈妈帮我照顾。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利用下班时间，在办公室一直学到晚上10点。深夜，冷清的办公室里陪伴我的只有灯光，还经常被写字楼巡视的保安询问，究竟几点才能离开。在家里，我把知识点全部手写到卡片上，贴在镜子上，每天照镜子时候都可以看。

有时候一门课一个月的时间要求写 20 个真题案例，我会把往年所有考试的真题全部拿出来写一遍，写足 40 个案例。公司有一些已经考过CPA的同事很热情地给我提供帮助，写完案例后，我就麻烦他们帮我修改，然后对照着遗忘的知识点加深学习，再把每一个案例做成一张思维导图贴在墙上，家里走廊一面的墙被我贴满了。

最难的是最后一轮的综合考试，这门考试把财务、会计、审计、税法......所有的知识糅合在一起考。连续三天考14个小时，为了全力备考，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事务所里其他备考的同事，复习时间段一般是早晨8点到下午5点，剩余的时间用来娱乐和放松，而我的学习时间是早晨8点到晚上11点。我已经很久没有时间陪伴儿子和家人了，于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一次性通过。

第四轮考试的特点是是题量非常大，很难做完，考试过程中，很多人甚至都不敢上厕所。试题难度也大，考试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考场里的考生越来越少，一些考生觉得反正也通过不了了，后面的考试直接弃考。而我的想法是，不管怎么样，我要把我知道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最终，我通过了加拿大的CPA考试。

2021年，拿到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后，我和男友合影留念。

学会计的人都梦想进入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我也不例外。很幸运，拿到CPA证之后，我成功应聘上其中一家，给的待遇很好，就是工作太忙了。每个小时做了什么都要填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件事情给你的目标时间是10个小时，你做了 12 个小时，就要解释为什么额外多花了2小时。每天工作，精神都高度紧张。

但我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政府机构的offer。我认真权衡了一下，来到加拿大以后，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陪伴的孩子。为了有更多工作之外的时间去陪伴孩子，2022年2月，我接受了政府的offer，在45岁的年纪，成为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BC）省政府审计署的一名公务员。

加拿大的学校不考试，孩子有大把时间发展兴趣爱好，我儿子学了钢琴，这是他表演时的照片。

我现在在政府做的是自己喜欢的审计工作，工作时间也更宽松一些。我现在薪水能达到七八万加币一年，将近40万人民币。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的一些同事之前也是全职妈妈，等孩子上了大学，才出来工作，40 多岁甚至50多岁去考CPA。不同于国内，在国外，年龄似乎不会成为女性在职场上的障碍。

我在办公室工作时的照片。

加拿大的职场环境更轻松，同事相处之间非常融洽，这是我们聚会时拍的照片。

现在的我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儿子，还邂逅了一段新的感情。他是一位加拿大人，爱好广泛，是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事业很成功，也很有家庭责任感，工作以外的时间更愿意留给身边的人，他几乎带我去遍了温哥华附近的徒步景点。他也不介意我有孩子，在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彼此欣赏，心灵契合，感情非常稳定。

男友喜欢户外运动，我们外出游玩时的合影。

男友很会照顾人，他买了模具，学着给我包饺子。

今年是我来到加拿大的第十个年头，回顾这十年，挫折不少，但每一步都没有白走。如果不是当初做了移民的决定，我不会勇敢地走出那段不太幸福的婚姻，也不可能付出全部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在加拿大家中的照片。

女人这一生，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更要拒绝年龄焦虑，要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活到老学到老，对世界要永葆好奇之心。我至今保持早起学习的习惯，以后等到孩子大一点，我还想试试能不能到别的国家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去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

去年圣诞节，我和儿子、男友的合照。

*本文由杰西卡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杰西卡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杰西卡 | 口述

张一 | 撰文

孔宁婧 | 编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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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45岁国企内退，北漂当健身教练，攒钱在北京买了学区房，改变全家命运

Original 自PAI 自PAI 2023-04-09 22:30

这是《自拍》第379个口述故事

我小名叫燕子，是奶奶为我起的。

我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退下来后转业到军工厂，待过厂保卫处、防空指挥部，最后当了中学校长，他的一些工作一年到头总在出差。我的母亲身子不好，总要吃药。我是家中长女，底下有两个弟弟，家里的很多事都需要我来处理。有时母亲半夜生病，父亲不在家，总是我第一个冲出去找车，在凌晨三四点钟把母亲送到医院、叫医生。那时我才十来岁。

我今年62岁了，回望过去，才发现这种为家庭往前冲的惯性，贯穿了我的大半生。

小时候的我。

五岁前，我和奶奶在陕西的农村生活。我们住在泾河边上，我和堂姐去河边给羊割草、洗衣服。家家户户都认识，村里人见了我都会唱“小燕子，穿花衣。”我那时候皮，天天去偷西瓜。

后来被父亲接回河南后，每年暑假回去，他们看见我都喊“城里的贼娃子回来了，快看好家里的石榴树！”但村民们都特别喜欢我，眼瞅着我在树上摘果，不敢喊叫，怕我摔下来。

家门口的石狮子、高原和河流，爬树、玩水，就是我童年的碎片了。等到五岁，父亲把我带回河南上学。

父亲把我（右）和弟弟接回城里。

回到父母身边，我开始了新生活。这里是从北京迁过来的军工厂760厂，旁边是天津迁过来的755厂和134厂、116厂等，几个国营企业和军工厂一个挨着一个，我们有自己的农场、医院、食堂，还有小学和中学。

小学和初中，我最喜欢的是校运会，田径里所有投掷类的项目，标枪、铅球，要么拿第一，要么第二。我还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排球队，平时会出去打比赛。

小学时的我（右一）。

初中时的我（第一排左三）。

我的运动天赋继承自父亲，他的篮球、乒乓球都打得很好，唱歌跳舞也在行。他虽然经常不在家，但只要他回来，每天都带我去打球、跑步。父亲教给我擒拿格斗，都是直取要害的招数，还教我走夜路的技巧，我靠着这些父亲教的招数，走到哪里都不怕。

高中时我回西安看奶奶。

改革开放后厂里军转民，开始做民品，1980年我进厂工作，一开始从流水线做起，厂里做的是电子原配件和收录机。我和先生都在厂里上班，虽然不在一个厂里，但我们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成了。

结婚前，我拿到了电大的文凭，是我们那里的第一届电大生，带着国家干部的指标。电大毕业后我回到厂里工作，就转干部做管理工作了。工作内容一下子丰富起来，做生产的协调、计划调度。刚开始，我对业务不熟，有时会遇到刁难，但我不露怯，只能慢慢去熟悉。

有时遇到加急件，必须加班加点干。我得去跟工人协调，因为机床上架着别的活，急件一来，工人要拆卸、重新上刀具和量具，工人挣钱是计件算，多出来的这些活是不算进工资里的。我去之前都先去各级领导的办公室溜达一圈，碰到领导我就拦住问，兜里装什么我看看。经常能搜出包烟，那时厂里规定不让抽烟，我就给带走了，带走后到车间分给工人，我耽误了工人的时间，得给人点补偿啊。他们一看，大中华耶。那时候工人哪里抽过大中华，每次我过去，他们都知道，我一来就有好处。

有时遇到刁难的情况，在锻造车间里，大炉子架着，夏天时工人们都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干活。整个车间又热又脏，谁都不愿意去。我得去催急件，直接下到炉子跟前和他们说，满身大汗地跟他们沟通。

一年后，我到哪都畅通无阻，工人们特别尊重我，他们说我是真正下到基层跟他们说话的人，不管环境有多脏乱。他们都叫我“大哥”，虽然我是个女的，但我总给他们发烟，工人们觉得，这是我哥们儿。当时我在厂里还做着工会的工作，在厂工会的组织下，我跟大家打球、开夏夜晚会和音乐会。

我（前排左一，我一直留着短发）们在开晚会。

我和同事在舞龙，我是蓝色衣服举着龙头的那个。

1987年，女儿出生。她刚出生时身体弱，一直要住院，加上那时父亲生病，瘫在床上，需要人照顾，我总得请假去医院，请的次数多了，单位领导不乐意了。计划经济时代，只要按时上下班就是好职工，考核看请假早退的情况。所以不管我的表现有多优秀，工作效率有多高，厂里评先进、奖金、升工资都没我的份。那段时间我总得守在医院，工作还一点没落下，人特别累，后来领导知道了家里的情况才算放我一马。

国企的工资不算高，但福利待遇好，过年时每个职工家里都堆着单位发的送礼的酒、带鱼、牛年肉，大到抽烟油机，小到女孩戴的头花、手套都发，基本没有花钱的地方。那时在国企里工作，是件非常自豪的事。

军转民后不久，厂里的效益不好，职工的工资最多发60%，一般发一半，一个月到手工资才几十块，加上先生那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我们不敢添一件新衣服，一年到头都穿工作服，女儿只穿校服。先生话不多，也不太爱跟人打交道，他的观念是多得多花，少得少花。我不一样，我从小就想办法想习惯了，一定要找找其他路子。为了赚钱，我还去路边卖过衣服。

1996年，女儿上小学五年级，我的时间也多了，心里一直想着补贴家用的办法。有天晚上，我出去遛弯，家附近就是市体育中心，我听到音乐。顺着歌声我走了进去，能容纳两三百人的大厅成了跳健美操的地方。那年父亲去世，照顾了他几年，我变得特别瘦，加上他离开的打击，那年我非常憔悴，人也快垮了。我咬牙花了30块办了三个月的会员卡，想着锻炼锻炼也好。

每天下班后，我就去跳健美操。上第一节课时我特别兴奋，我站在第一排的墙角，台上是领操员，跟着音乐和口令跳。连跳一个半小时，我的记忆力很好，舞步都能跟上。一节课下来，我的汗也出透了，酣畅淋漓，那年我三十来岁。

我的协调性和记忆力好，那些动作我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动作的清晰度好，这个动作需要多少力度、用到哪部分的核心力量，我很清楚。

一个多月后，老板忽然拍拍我的肩膀，我看你跳得不错，你能上去带带吗？那天教练没来，老板没辙，只能临时找人。我胆大，就上去了。一个小时跳操，半个小时练肌肉如核心力量，和现在的普拉提一样。音乐一起，我什么都忘了，跟着音乐喊口令，“这一节是四八拍”、“要转身啦”、“下一个动作”，情绪激昂，带得很顺，我越跳越自信。下课后，会员们围着老板，强烈要求以后这节课就跟着我跳了。

就这样，我成了健美操领操员，一节课收入5块钱。刚开始，先生不理解我，觉得我天天往外跑，以为我疯了。我跟他说，带课是有课时费的，他才不反对。从那时起，他就学着做饭。

我（左二）和其他领操员的合照。

我一天要带两节课，早上5点起床，去带第一堂课，晚上8点第二节，每节课90分钟。白天要上班，每天回到家都11点了，365天全年无休。

成为领操员后，我开始编操，在路上听到好的音乐，就进去找老板要歌。融合打篮球的动作、电视里的舞蹈动作，还把扭秧歌的动作按照音乐的节拍放进去，这在当时非常新颖。

有天我在健身房带操，市体育局的领导路过，看到了我。那时省里举办健美比赛，市里报名的人很少。我在镜子里看着他们在后边聊天，跳完操下来后老板鼓动我们报名，他跟我说，你上去肯定能拿名次。就这样，离比赛还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我报了名。当时我对健美比赛一无所知，也没有时间专门训练，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比赛。

我是西北人，大概带点游牧民族的基因，肌肉比较发达。比赛一共两天，分初赛和决赛。比赛有规定动作、自由发挥动作、展示动作三个环节。我现学现用，学着别的选手秀二头肌、背肌、腹肌。别人一用力还发抖呢，我一用力肌肉就出来了。我是健美操教练领操员，自由发挥动作也难不倒我。那次比赛，我拿了第三名。

第一次参加比赛。

回来后，我感觉非常对不起这块奖牌，因为我什么也不懂。从那以后，我带完课后就留下来，开始在健身房练肌肉。练了三四个月后，会员们问我，教练，你怎么这么有劲儿？脚下跟踩了风火轮一样，能蹦这么高。那段时间，我带操非常轻松。

在健身房里，我也交了一群朋友，我们有时搭着一起去比赛，也认识了体委的工作人员。随着对健美操的了解，我爱上了这一行。开始关注相关的资讯，家里堆满了健美杂志。去图书馆看书，通过体委的工作人员，了解了很多培训的信息。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国家级的健美教练员、裁判员和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培训。

那时考试很严格，有理论和实战考试。我有5年的跳操资质，通过体委开证明才能报名。到了现场，理论部分考完了，还得跳健美操的规定动作、自由发挥动作及国家标准动作，有好几轮，每年的过关率不到50%。

我拿到的等级证书、裁判员证及其他获奖证书。

所有的考试、培训都是我在业余时间内里完成的，非常忙。平时买菜、做饭我都是跑步进行，从来没能慢慢悠悠地，跟人唠个小嗑。拿到裁判员证书后，我就能去健美比赛里当裁判了。

作为裁判员，我和参赛选手合影。

非典过后，全国各地的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河南也开了好多家。那时候所有的老板都巴着我，因为我走到哪，会员就跟到哪儿。我到各个健身房带课，拿到了当时最高的课时费，30块一节。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带五六节课。

刚好有个单位有个健身房，一楼是器械，二楼是大厅。里面的器械没人会用，放了好多年都扑灰了，大门的锁都生锈了。大家一商量，决定把这地方给我用，免房租。条件是那个单位的员工去健身要免费指导，同时我可以收社会面上的学员。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健身房。一年营收一两万，我开始攒女儿的大学学费。

2005年，女儿高三，她学文科，很向往北大。她高考那年，我就在为整个家庭的以后打算了，北京文化底蕴深厚，女儿肯定喜欢，不管她考不考得上北大，我先去给她打个基础不好吗。

做了一年的心理准备，等她考完，分数不高不低，最后在河南本地上了大学。我也准备去北京了，我和她约好，我在北京等你。为她考北大的研究生做准备。她小的时候，身边的同学家庭背景很厚，有的是银行行长。她跟我说起这些时，我告诉她，你放心，妈妈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你这辈子一定会以妈妈为骄傲的。

女儿半岁，我们的合照。

2006年，我45岁，给领导发了内退申请。刚开始他不放人，我们聊了一天，他没说服我。我跟他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后走出去的机会，在厂里是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我想走出去。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可能有机会，也可能没机会。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呢，未知的东西才吸引我。

当时周围的人都说我疯了，你再熬两年就退休了，踏踏实实拿退休工资不行吗？我告诉他们，我是干部指标，得熬到55岁退休，还有十年，等到那时候我就彻底没有机会了，能抓住一点是一点。离开前，我把这些年做教练、开健身房的钱留给老公，把十万块交到他手上时，告诉他，这是女儿的学费。

8月，我背了个包，包里装着用塑料袋封好的资质和证书，拖着箱子，带了三千块钱来到北京北漂。我有个朋友在北京，先我一年来了这里。她在北七家上班，她的很多同事都在北七家租房，我就在北七家的农村里租了个单间，房租一百多块。

租的单间窗户只有两张A4纸那么大，整间屋子都是黑的，白天得开灯。房间潮湿，家具只有一张板床和圆桌，床是用两张长条凳支起来的，翻身时床咯吱咯吱响。家里没有卫生间，得去公厕。吃水也得到外面去打，晚上我回来得晚，接水洗衣服时总被邻居骂：“谁大晚上在那儿洗衣服呐！”我得偷摸到麦子地、玉米地旁搓衣服。

我跟先生从来都不详细说自己在北京工作的内容，永远都报喜不报忧、哄他。好在第一年他没来，不然看到这样的环境肯定把我拉回去了。

安顿下来后，我背着包在北京的各大健身房找工作。有的健身房看我年纪太大，拒绝我了。北京的健身房把教练分得很细：健身教练、瑜伽教练、私人教练、助理教练。在河南时我们不分，一个教练健美操、器械、瑜伽都教，应聘了好几家都没成功。后来经人提点，说你的证书这么多，这么牛的资质，完全可以做私人教练。

找工作的第十天，我来到回龙观一家刚开业的连锁健身房，直接应聘私人教练。那个主管是东北男孩，比我女儿还小两岁，当兵回来的。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腰间盘突出、膝盖受损的会员怎么带，我说了几点需要规避的点。他就说，明天你来上班吧。那时健身热，加上北京奥运会前的全民健身热潮，健身房非常缺教练，更缺女教练，所以我时常感慨，我一个60后踩了80后的风口。

我所在的健身房。

我开始了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9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开完会后十一二点了。我住得远，这个点已经没有公交了。我买了辆自行车，每天来回骑两个小时。路上黑，出了回龙观就没有路灯了，每天靠着月光骑回家。路两边都是树，树旁有很深的沟渠，再过去就是田野。晚上冷风一吹，有时也打哆嗦。路很窄，那时最怕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车灯一晃眼，什么都看不到。没有月光时，眼睛瞪大了也得往前骑。

最难的不是这种身体上的折磨，头两个月我的压力非常大。我以前在老家时，有销售签会员，我们负责带课就行。来到北京，业绩要靠自己。每个月都要完成一定的业绩，第二个月完不成就得走人。刚来北京的满怀信心、意气风发全没了，挫败感铺天盖地，到了第二个月，我更急了，因为这个月再不出业绩，我就该走了。

谈不了课，每天硬着头皮给自己找活，擦器械、消毒、给别人递水递毛巾。陷入了无限怀疑自己的漩涡中：我在厂里多能说啊，怎么到北京话都说不出话了？晚上经常睡不着，大把大把地掉头发。那段时间的痛苦和压抑，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现在只要听到当年健身房里放的那些歌，那种沮丧和绝望会立刻涌现。

朋友看到我这样，她说姐呀，你现在的眼神都是绝望的，我们不干了行不行？那时我就在咬牙坚持，不敢跟先生、女儿说。我要强，自己消化痛苦。

那时生活中唯一的温暖，就是每次下了班，顶着月光骑车回家，发现房东给我留灯。有时我骑三十多公里的车回到北七家都快凌晨三点了。我远远及看到房东大哥在门口或村口等我，见到我也不说什么，第一时间就把我手里的自行车接过去。我问他你怎么还不睡，他说大姐，你回来太晚了，我怕你出事。他们一家三口都非常善良。

因为没有业绩，头两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一千多，身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就得熬，买一块钱一大袋的处理蔬菜和水果。

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招我进来的主管也扛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当着会员和教练的面，眼睛都瞪圆了，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再不出业绩就给我滚。我站在那里，自我怀疑、委屈、愤怒，什么情绪都有。心想我怎么混成这样了，在老家待着不好吗，为什么要来北京受这一份苦？一个多月来堆积的情绪在此刻爆发，我一句话没说，直接冲了出去。

我一边走一边哭，等到家时已经深夜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想着到底是直接走还是直面现状。早上我想明白了，走肯定是定局了。但我有那么多的资质，那么专业的能力，那给谁了？用哪了？既然带走是浪费，也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待过，我索性没有任何功利心、毫无保留地教出去。

想开后，那天下午我就尽自己的能力去教那些没有教练的会员，运动的损伤怎么办、这个动作的细节是什么，教完就走，不推销不谈卖课。那些人练完洗完澡后，过来说我请你当教练好不好？光是那天就成了3单。

我把面子放下后，反而放得开了，专业度也就出来了。就这样，还剩最后一周的时候，我每天出两三单，那个月的业绩是两三万，只要完成80%就可以，但我在最后一个礼拜冲到了当月的销冠，做到了3万，之后的每个月我都是销冠。等到2006年的12月，我能拿一万多的工资了。

我刚来北京时的照片。

彻底放开后，我之前在厂里积累的十几年跟人打交道的经验、迅速调整心态的能力立刻凸显出来了。像有些刚毕业的孩子，面对比他们大二三十岁、在各行各业有一定地位的精英，难免会怵。但我没有，不管是骨科医生还是大学教授，我都能谈成。所以说，人生的路不会白走，每一步都算数。

课多了以后，我每天都像打鸡血一样，早出晚归，有两三个月都没见过阳光。早上骑车出门，晚上天黑才回到家。从健身房开门的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不停地上课，中间顾不上喝水吃饭，如果哪个会员迟到五分钟，我就得抓紧时间去上厕所。晚上回到家是最累的，饿到头昏眼花时才反应过来今天没吃饭。家里什么都没有，直接冲到凉水管灌一肚子凉水。

等我的业绩好起来后，很多教练们都眼红，排挤、猜疑、诋毁就来了。他们会跟我的会员说，不要跟她练，这个老太太懂什么呀，她不专业；和主管打小报告，说我乱跟会员谈课，把人都吓跑了，好在后来会员还是把课买了；说我在工作时间不在岗，实际我在上厕所呢。我也不跟他们计较，都还是孩子呢，也就和我女儿一般大的年纪。

这事后来惊动了老总，这么不专业的老人，业绩这么好怕是只会销售吧？他找我谈话，说要不你别在这家店干了，去别的店转销售吧。我没有退路了，我说，你可以分析分析，我是新单多还是续课多，如果我不专业，怎么会有这么多会员续课。他沉默了一下，说这样，你带我练一节课吧。

那节课我带他练背，他以前是国家队的，也很专业。练的过程中我们不停交流，他点头、微笑，所有的主管、店长、教练都看在眼里。临走前他和店长说，这些事以后都不用跟我讲了。后来，好多有伤痛、高血压、心脏病、难搞的会员他们都会推到我这儿，我都能解决。他们就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老太太我们不能撒手。

一年多后我有机会调门店，主管想让我去东城做高端店。我拒绝了，我说想去清华店。那时女儿上大二，在北京立住脚跟后，我该为她探路了。店面在清华南门的地下室，条件最差，我还是去了。

我在清华南门口店。

去了之后我接触的都是清华北大的教授、研究生博士生，干了半年后我跟会员的关系也好了。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跟他们说，我女儿想考北大的研究生，想找一些备考的资料。他们特别爽快，别找资料了，直接让孩子听课就完了，老师就在学校，教材是他们编的，课是他们讲的。他们帮我把听课证都办好了。

按照计划，女儿把必修课都修完后，她开始按照考研的科目，在北大、北师大、北京语言三所大学来回穿梭旁听。在北京时，她跟我一起住，我在农大附近租了间房，方便她上课、复习。后来她跟我说，妈妈，我在北京永远没有漂的感觉。

遗憾的是，最后考研的分数她笔试成绩差了4分，但她也不想去外地，就在北京工作了。

我给了她两年的试错时间，她做过旅游行业、外语培训、对外汉语老师，甚至去应聘过银行的大堂经理。她学习能力强，记忆也好，上手特别快。最后女儿跟着我的会员——一个清华的硕士做业务，她迅速成长，没走弯路。女儿用了不到一年，在工作上做到了除老板外最好的业绩，同时她拿了她那个业内最高的奖项。

女儿稳定下来后，家里接力棒交到她手里了，所有的大事都由她做主。她结婚后，我们开始准备孩子在北京的上学问题。2013年，我们在海淀买了套学区房。

女儿结婚，我和她合影。

买房那天，我没算明白，手续费还差5万，我给先生打电话，让他转钱。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到北京，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一看房本，吓一跳，你哪来这么多钱付首付？我说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挣的呀，从女儿来北京那天开始，我就为她存钱。他就在那里算，课时费多少，每天得花多少时间。我在北京的十来年，所有的苦都不跟他说。他说媳妇儿，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刚来北京前十年，我没有周末，也很少休息，拼了命工作。节假日时先生从老家过来，但我们不谈这些事。

后来女儿告诉我，当年我离开家北漂，先生表面上说你有机会就出去闯。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一个女人，你还想去闯？让你出去闯试试，看你能闯成什么样？”他跟女儿说，她怎么走出去，怎么走回来。他不知道的是，我当时下了决心，咬着牙要闯出一片天地，哪怕给人洗盘子、打扫卫生我都不会回去。

退休后，他来北京跟我生活，会体谅、理解我了。给我做爱吃的菜、到健身房等我下班、给我留灯。

两年前，他查出胰腺癌，那段时间，我陪他化疗、休息，把三十多年的点点滴滴都回忆一遍。他说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怨气，他说媳妇儿，我知道你在外面是为这个家好，但是你考虑过吗，一个男人要顶家没顶上，你在外面闯，我在外人面前很没有面子，这么多年我的不舒服就在这儿。我才知道，这些年我不靠他，只顾自己一个人往前冲，忽略了他的感受。他一个人在河南，得有多孤独。这两年，我把工作完全放下，陪着他走完最后一程。

先生退休后我们还曾想着去哪里养老，他走之后，我才真正在北京定下来。女儿那时跟我说，妈妈，你把我带到北京，我要把你留下来。她靠自己重新买了房，把海淀的这间留给我了。

我喜欢健身，把家里改成了健身房。

但我心里清楚，我不能靠她养老，我必须很独立。我就这么个孩子，不想让她有这么大压力，我的未来必须靠自己。我投了很多保险，退休金和大病都有保障。

以前父亲生病时，我跟弟弟轮流请假，倒班照顾他。母亲身体也不好，也需要人照顾，当时我们甚至都在商量，谁辞职来照顾父母。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坐下来长谈，说我们就一个孩子，即使不能托他们一把，也不能给孩子在精神和物质上造成太大的负担，不能靠孩子养老。现在他受我影响，申请了延迟退休。弟弟说，姐呀，你还在往前冲，我哪里好意思停下。

先生走后，我把家里改成私教工作室了，白天在家里带课、在直播间里带着中老年人健身。我明年想去南极，再买辆房车，边走边直播健身，我要工作到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