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女囚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第 480 个故事
故事时间：2013 - 2015年
2015年3月初，我在老家过完年回北京，剪了一头干练的短发，在阳光照耀下呈现出浅浅的酒红色。镜子中，我瘦了不少，肤色白了，整个人看上去气色不错。如果不说，没有人知道这个32岁的女人刚出监狱。
我是湖南人，在北京读大学，毕业留京。我笑点非常低，笑起来脸上会露一道横印，有时脾气火爆，如同一个假小子。
2013年8月，我所在的广告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老板和同事们都遭逮捕，公司也被查封。经过调查取证，确定主要犯罪嫌疑人两个：老板是主要责任人，我是实际执行人，负连带责任。我被羁押到看守所，等待开庭审理。
遭逮捕那天，警车一路颠簸，开到一座看守所门口。下了车，我看见一堵三米高的土褐砖墙，墙头围着一人高的铁丝网。正中一扇蓝色铁门，上面排列着矩形的立体方块，像巧克力板。
女警带着我到一个房间门口，门上面印着数字，还插有一个红色小旗子，上面写着“文明监室”。
监室的门共两层，外层是一扇铁门，中间有个方形的孔洞，内层是一扇铁栅栏门。两名女警打开门，解下我的手铐：“你是8号板，进去好好读一读监规，要全部背下来。”
我进入监室，环顾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房间是长方形的，铺着浅色地板砖，位于她左侧的是半米高的大通铺，白墙上印着1-10的数字。有9名身穿橙色号服的女嫌疑犯盘腿坐在铺上，她们看到我，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大部分人面无表情。
按照规定，嫌犯之间不能交头接耳，可还是有人会小声聊天，嫌犯们互相打听着彼此，比如叫啥名字，哪里人，犯了啥事，诸如此类。
刚进去的时候，有个人小声问我：“妹妹，你叫个啥啊？”我小声回答：“管教告诉我现在不能说名字，就叫我xxxx吧。”指了指胸前的号码。
“你在外面犯了啥事啊？”那个人依然好奇地追问。
“案情也不能说，因为还在调查阶段。”我说完，将领的生活用品塞进了铺板下面的空档里。整理好被褥，我像其他嫌犯一样，在铺板上盘腿打坐。这是看守所规定的标准坐姿。
当天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一个女嫌犯突然对我说：“嘿！新来的，你去点条鱼吧！”
我有些惊讶：“啥？还可以点菜呢？”
“是的，新来的嫌犯头一天都可以点一条鱼吃，这是里面的福利，真的，只有这一次，你不点可就浪费了！”
我心里嘀咕着，还有这福利？那我就点吧，正好分给大家一起吃。于是站起来走到门口的通话装置前，准备按下红色按钮。
“别按！她在骗你！”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那是一个眉头紧蹙，表情愤怒的女孩。
“别听她胡说！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被她骗了，说新来的能点麦当劳，我就真的点了，结果被管教一通教育。”女孩边说边狠狠瞪着那个女嫌犯。
“就你嘴欠！给我等着。”女嫌犯骂了一句，没好气地扭过头。
女孩悄悄告诉我，几乎每一个刚进来的人都被老嫌犯这样捉弄过，每次大家都默不作声，等着看那个人被骗被批评，然后开心窃笑。被捉弄过的新人，也自动加入下一次捉弄别人的队伍。她说自己被捉弄过之后，就看不惯这样的事情，所以站出来，因此也被大家孤立了，因为不合群。
女孩是重庆人，长相清秀，笑起来有两颗可爱的虎牙，生气时脸上一股杀气。她比我小三岁，因为寻衅滋事被抓，两人熟悉之后，我管她叫“阿丽”，她管我叫“玫姐”。
那个捉弄人的嫌犯，大约四十来岁，头发枯黄，驼背，嘴里总爱骂脏话，因为电信诈骗进来，用阿丽的话讲：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
看守所的生活很规律，嫌犯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排队洗漱，六点半吃早餐，十点半吃午餐，十一点到一点午休，下午四点半吃晚餐，晚七点看新闻联播，之后可以看一集电视剧，十点准时睡觉（冬天会向后调整半小时）。吃饭时不许说话，必须把饭盆放在铺板上，蹲在地上吃。
周一到周五大部分时间都是“坐板”，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在自己的铺板上，反思错误。周六日可以在室内自由活动。除了提审及会见律师外，嫌犯们24小时都不能离开监室，一直到开庭，宣判，下监，而在这之前她们都是犯罪嫌疑人，因此家属也不能去探视。
坐板的时候可以看书，监室内有个放书的隔层，里面大多是小说，有武侠玄幻类的，都市言情类的，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克思主义概论》、《红岩》这样的书。娱乐设施就是扑克和象棋，到周末，总会有人凑在一起将上几局。
我所在的是“文明监室”。每隔一段时间评选一次，没有出现违反监规的，就会被评为文明监室，一旦有人犯错误，例如打架、辱骂管教等，马上就会取消，重新进行评选。整个女号就一个文明监室，所以被评上的女嫌犯们都尽量保持，生怕小红旗被取走了。
文明监室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比如伙食改善，到院子里锄草，还可以领到针线，手巧的人可以做一些私人物品。
监室里有一个女孩手很巧，她之前是名会计，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进来的。她将饮料瓶子上面的塑料纸撕下来，再用手撕成很多细条，然后编制成一个精致的“卡包”。
每个嫌犯都会有一张储值卡，家属可以定期往里面存钱，但每周只能存500元，一个月最多2000元。看守所里提供采购服务，每人每周（有时会延长时段）可以买一次东西，有饮料、零食、生活物品等。女嫌犯只需将所需物品在单子上打钩，然后交给看管人员，之后看管人员会刷这张卡并将物品送到监室去。
还有人拿旧棉被或布头缝制一个“水包”，主要功能是将灌满热水的塑料瓶子塞进水包里保温。监室每天上午十点提供一次热水，很多人会拿塑料瓶接热水后，用水包保温，这样可以随时喝到热水，晚上还可以偷偷泡面吃。看守所的饭菜很单调，吃腻了，方便面就成了人间美味。
除了这些神奇的私人物品之外，我发明了一种“挖耳勺”。把剩米饭放在塑料袋里，用瓶子锤成泥，再搓成细条状，放在隐秘的地方晒干。这样制成的挖耳勺很好用，很多女嫌犯效仿。后来被管教发现，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顿。
每个监室里都分为三个工作小组，每组3-4个人，“板组”负责铺板的清洁卫生；“饭组”负责给每个人盛饭及收拾餐具；“地组”主要负责室内地板和厕所的清洁卫生。
虽说是“文明监室”，但和谐的表象下，总有一股暗流在涌动。在这里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太难了，阿丽算是一个。后来，我又交到了另一个朋友。
我交到的第二个朋友是个蒙古人，名叫“玛雅”，三十五岁左右，圆脸，虎背熊腰，体重大约180斤，她的鼻梁骨有些歪，眉骨上有一个明显的疤痕，她涉嫌盗窃罪，比我晚进来一个月。
玛雅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和别人交流起来很费劲，刚进来的时候，她有些孤僻，大家也不怎么搭理她。
她是外国人，早餐标准和其他人不同：中国女嫌犯的早餐是粥馒头和咸菜，而外国人的早餐是牛奶面包和鸡蛋。号里10个人中，只有未成年人和外国人才能每天吃到鸡蛋。这引起很多人的嫉妒。
玛雅的饭量很大，爱吃肉，可是号里的午饭晚饭基本就是白菜、萝卜和零星几片肥肉，很清淡。玛雅把卡里的钱都买了各种副食，香肠、猪头肉之类的，很快花完了。后来再也没看到她买过任何东西，也没有人给她寄东西，每天只能吃看守所提供的号饭。
有一次，午餐是土豆炖牛肉。“头板”负责为每一名女嫌犯盛饭，每个人都很开心，因为一个月才能吃一次牛肉。轮到玛雅，“头板”一勺下去只盛了土豆却没一块牛肉。玛雅看着饭盆，急忙比划着说：“要那个，我要吃那个。”“头板”摇了摇头，又盛了一勺，只有两块牛肉。玛雅继续用蒙语和汉语混着说，意思是肉太少了，再来点。“头板”摆摆手，告诉她没有了，就这么多。玛雅急了，一把抢过饭勺。“头板”楞一下，伸手去抢，两个人眼看着要扭打起来。我上前劝解，说自己的牛肉可以分给她吃。管教及时制止了这场纷争，批评“头板”和玛雅。
“头板”狡辩说：“我真不是故意不给她肉的，就是正常盛的。”
我知道，大家就是在孤立玛雅，主要原因就是她每天都有鸡蛋吃。
负责盛饭的“头板”也很鸡贼，拿着饭勺当令箭，和谁关系不好，就不给对方盛肉吃，菜里有瘦肉，她先放到自己碗里，肥肉留给别人。
没想到那顿午餐过后，好几个人都拉肚子了。大概是因为平时大家肚子里的油水很少，一直吃的都很清淡，那天突然吃了那么多肉，难怪就消化不良了。
这次事件之后，管教向上级申请，为她们的监室多争取来了几个吃鸡蛋的名额，大家每天轮着吃鸡蛋。后来，看守所整体改善伙食，每个监室都有鸡蛋吃，每天也都能吃上肉了。
一个周末，我在看英文原版书，玛雅看到了，便上前用英文问我：“你会说英语吗？”我回答：“会啊。”于是，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玛雅是两年前从蒙古来到中国的。已婚，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丈夫感情不合，两个人经常吵架，被丈夫打折了鼻梁骨，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玛雅先去了香港打工，没赚多少钱，后来经别人介绍又去了深圳，在东门町附近开一家服装店。介绍人是盗窃团伙的一员，他们将偷来的奢侈品牌服装和皮包，在玛雅店里销赃，然后给她分成。就这样干了没多久，被人举报了，玛雅因涉嫌盗窃罪而被抓捕。
玛雅说刚进来的时候，以为没几天就能放出去，因为自己不是直接偷东西的，罪行应该不重。所以进来没多久就把卡里的钱花光了，她没有通知自己在蒙古的亲人，只能等着开庭宣判，服完刑后遣返。
我觉得她蛮可怜的，经常拿自己的卡，买来东西一起吃。一袋猪头肉，两人狼吞虎咽一顿就给干完了。别的嫌犯买猪头肉都会省着慢慢吃，有的都放变质了也没吃完。
玛雅的父亲是电视台的，母亲是教师，家里条件不错，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种苦。她不会要求我给她买什么，只有一样东西除外，就是她洗头要用沙宣洗发香波。我前后帮她买过好几瓶，每瓶89元。
自由活动的时候，玛雅教我学蒙古话，我教她中文，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我没想到在这里还能交到外国朋友，更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孤立。
作者图 | 李玫的丈夫大壮
进来两个月，我已经有了两个好朋友，玛雅和阿丽，号里我们三个人关系最好，经常凑在一起聊天。
阿丽家是农村的，老公也被抓了，关在另一个看守所，公婆在老家带两个孩子，没有人给她汇钱，我经常帮她买一些生活用品。阿丽很过意不去，却无以为报。有一次天气很冷，我刚睡下不久，发觉有人在抚摸自己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阿丽正在用双手帮我暖脚。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每天按部就班的打坐、吃饭、睡觉，重复又单调的生活让她觉得度日如年，猛然回头看，竟不知不觉过去四个月，已经是新一年了，时间似乎流逝得很快。
转眼到大年三十。这天晚上，看守所给嫌犯们包饺子吃，每人一大碗，猪肉大葱馅，大家觉得格外香。有人边吃饺子边哭，我也很心酸，想念家人，想吃妈妈做的红烧鱼，想回去热热闹闹过大年。
吃完饺子，“饭组”负责洗碗，“板组”负责擦铺板，大家看春节联欢晚会。看到沈腾的小品时，笑得前仰后合，还有人在拍手。当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了》歌曲响起时，整个监室沉默了，很多人都在抹眼泪。
每到法定节假日，看守所给嫌犯的福利就是可以全天（除了吃饭和午休时间）看电视，可以从早上一直看到睡觉前，那个春节我连着看了七天电视。
春节过去不久，有一天我见完律师回到监视，发现阿丽的铺板空了，听说阿丽被转到另一个区的看守所去了。没来得及和朋友告别，我只好在心里默念了几遍阿丽的电话号码，她说过，出来后一定和我联系。
阿丽被判了一年零七个月。
阿丽走后，我明显感觉，监室的氛围有些不太对劲。除了玛雅之外，所有人都不和我说话，周末也没有人和我玩。我问别人，没有人回答她，只是笑着摇摇头。
我马上意识到被大家孤立了。玛雅听不懂中国话，也不知道咋回事。我想了想，并没有得罪谁，一定是有人看我不顺眼，既然不是自己的问题，索性坦然面对。
又过了一个月，慢慢地有人开始私下主动找我玩了，但并没有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过了几天，有一个女孩终于忍不住悄悄告诉我，原来是“头板”故意让大家孤立我。头板是组长，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得罪，就默默接受了。
我直接去问“头板”：“我哪里得罪你了？为什么要孤立我？”
“头板”说：“我观察了你一段时间，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有些不解：“哪样的人？到底啥意思？”
“是王笛告诉我的，说你在背后骂我，说我丑，是母夜叉。”
王笛就是我刚进来那天，想捉弄我的老嫌犯，原来是这个人在挑拨离间。“她瞎说的！我没有说过你，不光是你，我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坏话。”
“其实王笛告诉我的时候，我也不太相信，但她很会编瞎话，说得就跟真的似的，你也知道她因为啥进来吧。”
“她为啥要这么对我？我并没有得罪过她。”
“可能是觉得你太幸运了吧，没受过啥苦，于是就想整整你，她早就看不惯你了，觉得你有了好朋友，在搞小帮派。”
于是，我和“头板”一起去找王笛，三人当面把话说开。后来王笛也就不再为难我了。这次孤立事件才算彻底结束。
我后来才知道，之前每当我被提审或去见律师的时候，就会有人在背后悄悄说我的坏话，阿丽听到了，就会站出来为我说话，甚至还和别人吵过架。
2014年11月，在看守所羁押了一年多后，我终于等到开庭的那天。
法庭上，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官宣判，我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决之后，我被转送到郊区的监狱继续服刑了。
回到看守所，管教带我到住了将近500天的“文明监室”里，让我收拾东西。管教说：“李玫由于表现良好，积极配合，所以判得比较轻，过年前就能出狱，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同号们纷纷上前祝福我，送给我小礼物，号里有个迷信的说法：只要有人把自己的东西带出去，那自己也就快出去了。
下监后，我丈夫大壮终于可以去探视了，看到我变瘦，他很心疼。我却很乐观，说里面吃得好住得好，每天都有自由活动，不必担心。毕竟很快就出来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说着两个人隔着玻璃竟乐了起来。
在看守所羁押的时间也算入刑期，我在监狱只服刑了三个月，2015年2月刑满释放了。
那天，大壮凌晨四点钟就到监狱门口等着我，七点钟，我出了铁门，两个人深深拥抱，没有痛哭。这一切终于结束，我又回归正常的生活。
出狱后，大壮先带我到洗浴城洗了个澡，又去理发店剪发，我将头发染成酒红色，丢掉所有从监狱里带出来的衣物，换上一身新衣，和大壮回湖南老家过年去了。
朋友问我：“这段时间，最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我说：“印象最深的是隔壁监室的死刑犯被押送去执行死刑。”
有一天凌晨，我突然听到隔壁监室开铁门的声音，没一会儿，就听到“哗啦哗啦”金属与地面摩擦的声音，那是死刑犯的脚铐。声音在走廊里回荡，越来越远，快要消失的时候，走廊尽头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
当晚我失眠了。过了很久，还会梦到惨叫声，仿佛就在耳边。
我听同号一个女嫌犯说，那个死刑犯杀了有外遇的丈夫，用剪刀捅死的，她家没有钱赔偿给公婆家，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有这些悔罪情节，没准她就不会死了。
回想起来，看守所的生活就像做了一场漫长的噩梦，现在梦终于醒了，但屁股上因坐板磨出来的茧子提醒我，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说来也奇怪，有时还挺怀念里面的日子，但是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进去了。
出狱不久时，我还有一些“后遗症”。晚上吃泡面，喜欢拿着塑料瓶子往碗里面加热水；在外面走路时，只会走直线，拐弯也是拐直角；有时还喜欢独自在床上盘腿坐；有一次半夜醒了，我竟然说，轮到自己值班了。
- END -
撰文 | 马鸣
编辑 | 李一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