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侃侃选择 一、从《江南曲》到《西厢记》
选择，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中国有句俗语：“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谈的就是选职业、 择老公。
如今此话颇为时兴，常令人以为是新创流行语。其实，它至少在唐代就已有雏形问世。
唐时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嫁给四处奔波逐利的生意人，不得不常常独守空房，心中会有悔意、会有埋怨，那是真的。可改嫁给弄潮的打鱼人什么的，那就当不得真了。
这包含着真真假假内容的牢骚中，却也透露出另一个信息：那时的妇女愿与谁结婚，当事人还是有选择权的。
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生，看来是那以后的事。
至于棒打鸳鸯、痴情男女不得擅自走到一起，是何时成为社会规范的，不敢无知妄言。
但《西厢记》的演变，似乎又能给我们提示一点什么。
乐极生悲、悲中求乐，大概是所谓人的本性、生活的辩证法。因此悲剧艺术只在歌舞升平的日子里具有震撼力；而带给人希望的喜剧处理，也只在悲情年代更能打动人心。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否就包含了这方面的意思呢？
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一搬上舞台就惊倒四座，深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而该剧所采用的故事，则是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故事《莺 莺传》。故事说，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 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
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将其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在它们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西厢记》，改变了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 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束缚，并最终获得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重大改动，突出了“愿普天下有 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让现实中被禁锢而丧失了婚恋自主权的男女们，在舞台上、书本中看到自己内心的渴求得以实现。
《西厢记》从悲剧故事到喜剧结尾的变化，是否反映了社会对婚恋自主权的宽容到残酷剥夺的演变过程呢？或者换一句话说，人们是否至少从元代起就在婚恋方面丧失了自主选择权呢？
到了上个世纪，皇权和（家）族权被陆续推翻，从道理上说，人们享有了婚恋的自主权，可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约30年的时间里，人们的“身份”限制了自身应得的权力，“ 组织决定”也可以剥夺人们的权力。这不仅在男女相爱和婚配权方面是如此，在入行——职业选择上，更是一切按照计划、一切服从组织安排。那时只有“工作调动”而没有“跳槽”一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即使仅仅是想法，也是要受到“批评教育”的。（2006）
二、“选择”的故事
那个时代的人们，他们具有令后人难以想象的“忠诚”。这种不需要深问“为什么”的忠诚，也许再也不会在历史中出现了。正因为其可能消亡，有关它的故事就变得珍贵起来，我也自告奋勇地记录了一部分。故事中涉及的人，我一如既往地将他们的名或姓，做了移花接木的手脚，只保留事情本身的真实。
故事1、劝离不劝和的教授
他是某交大的退休教授。早年在国外留学期间，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同学，毕业后滞留不归。但由双方家族和家长作主，令他即刻回国，与同样家庭背景的她结了婚。而她心中也早已有了白马王子——高中班上一位门不当、户不对的同学。
忠于家族和家长的他和她，客客气气地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外人眼里恩爱和睦的老俩口，却在面对闹离婚的一对晚辈时，不仅没有劝和，还语出惊人地说道：“不爱了就分开。千万不要像我俩这样同床异梦几十年。”
故事2、候补右派
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他没有遵从父亲的意见，没有留在家里种好那一亩二分薄田。他自作主张，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走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组织上安排他转业到一个煤矿任矿长时，他已是一名副团长。
敌我分明的战场，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的生死抉择，使他养成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不含糊作风。当上级通知他矿里少划了一个右派时，他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了。一定非要说有，那就是我！”上级领导也毫不含糊地说：“那就是你了！”
这右派分子一当就是20年。当他要求平反时，换了人马的上级组织，磨磨蹭蹭了一段时间后回答他，没有找到定他为右派的文件，因此“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故事3、因祸得福？
邱医生，他也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随大军开赴西北边陲时，他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医务人员，在职务等级上，距离师、团首长和营级卫生队长，都还差着一截。当整支部队从流动打仗为主，转变为定居生产为主时，各级指战员的娶妻安家成为重要议题。
“还好”，邱医生说，随后从华东沿海来了一大批年轻女人，各级首长按职务由高到低，从他们中选择自己中意的人作老婆。邱医生的团长幸运地选到了一个，但卫生队长就不幸地没有轮上，邱医生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直到成为超大龄青年以后，才从涌向边疆的“盲流”中，选择了一个四川姑娘为妻。
后来，已担任边疆某市医院院长多年的邱医生，自豪地告诉我：那时的“盲流”在内地人眼里是逃亡在外的“黑户”，可我娶了一个盲流姑娘，却让我的老首长们羡慕不已。因为他们的夫人，多数是当年从华东送往边疆“改造” 的妓女。
“选择”的故事4、县长和千金小姐
在南下大军的队伍中，他无疑是出众的一位。能说会道、能写，还有革命资历的他，那时年仅21岁。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急需大量干部，他以其能干，让大军经过的其中一个县，有了一个年轻英俊的县长。
风华正茂的洪县长，上任时间不长，就干了两件被广为传扬的大事：一是扫清了本县境内的土匪，让全县士农工商和学校师生很快各安其位；二是同“秘密相爱”了一年的王同志结婚。
一年以前，王同志还是大军路过地盘上的一个千金小姐。一年后，已是革命队伍中坚定一员的她，眼看着就要成为年貌相当、学历相似的洪县长夫人，可她向往的“自由、民主、解放”的队伍，却不允许她和洪县长自主选择婚姻。“组织上”要洪县长在县长职位和“地主家千金”之间作出抉择。
洪县长虽然够不上“冲冠一怒为红颜”那么严重，但的确是为了他的“千金小姐同志”丢掉了官帽。直到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后，他俩自主选择的结合，才被“组织认可”。他也带着老人的心态和体态“复归”了县团级岗位。
“选择”的故事5、老八路遭遇新问题
洪县长与千金小姐的故事，如果说算是新秀撞上老问题，那么下面的故事，就应当说是老革命遭遇新问题：
他是喝过延河水的人。他身上的陈旧伤痕，是他革命老资格的佐证之一。他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省委机关要员之一。他被贬官至一所中学的校长时，仍然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操场上，用他那山西口音高声领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让早操的学子们热血沸腾。
这位“老八路”不仅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选择了奔赴延安的革命道路，还在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时，选择了一位“地下党员”作自己的“革命伴侣”。但正如当时声称“引蛇出洞”、“搞阳谋”的最高领导人所说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的“ 地下党员”，一夕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组织上”要求这位“老八路”同他的右派夫人划清界限，他同意了。要求他与右派夫人离婚，他选择了拒绝。拒绝的代价，是贬官三级，离开“要害部门”。在后来的“史无前例”中，他被革命热情高涨的红卫兵小将“揪了出来”，定性为顽固坚持右派立场的走资派，他虽然态度友好，却仍然“死不悔改”，拖着一条瘸腿，成了被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围观的清洁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