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若水：中国需要鼓励生育吗？
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双双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共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201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6年这一数据为12.95‰。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出生人口数和住院分娩数出现下降态势，引发社会热议。一些人担心，中国人口在未来将出现“塌陷式的下滑”，甚至是“雪崩”。
中国已有人口危机了吗？中国真需要放开、鼓励生育，大量繁衍人口吗？这是个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再也不能犯历史的错误，凭高层一两个人的好恶和愚蠢判断来制定人口政策，让中国的人口政策像过山车一样翻来覆去。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已达十四亿之多，从近三十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即便是保持千分之15左右较低的生育率，除去死亡人口，每年净增的人口数也在八、九百万之巨。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几乎就是一个中小国家的全部人口。而能将年出生人口从1970年的高峰值两千八百万和1960至1970年人口增长率从千分之5.94减少到目前这个水平，实在不易，是使用了及其血腥、不人道，甚至残酷野蛮的政策和手段，付出了屠杀几亿胎儿的惨痛代价。是许多孕妇、甚至已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被强制堕胎，许多育龄妇女像猪羊一样地被赶、被捉到手术台上强制节育、绝育而达到的。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为当年当局政策重大失误而买的单，付出的血和生命的代价。
这些虽被诟病多年，广被西方社会和人权组织声讨和谴责至今，在国内也遇到不少的阻力和反对，但从长远来看，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还是利远大于弊的。不是这些强制性手段，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继续无节制生育，目前的人口也许已接近甚至超过二十亿了。其实也只有在极权独裁国家才敢、也才可能施行这种血腥政策，数亿雏形生命在他们的眼里只是数字、只是政绩而已。就像修长城、开运河这种劳命伤财，几乎毁掉当时社会正常运作的浩大工程，只有秦始皇和隋炀帝那样的暴君，才敢不顾民众的死活和不逮的国力强制实施，尽管在以后的历史年代中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国土和可耕种面积有限，可再生资源有限，因而其所能养育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尽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地球上可供养的人数也在增加，但终究赶不上人口繁衍的速度。当前，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已使本来就不富裕的耕地面积大量流失，国内的粮食生产早已无法自足，每年需要大量进口，如果还要鼓励生育，尽快增加人口，粮食缺口只会越来越大。粮食是国家安全命脉所系，靠他人之粮维生无疑是国之重大战略失误。所以目前中国十四亿的人口不是少了，而仍是多了，当人口总数降到十亿以下，甚至更少一些才合适。当然不可再采取以往那种野蛮手段，借助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育儿成本的高升而下降的生育欲望，因势利导，将人口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稳中有降，自然而平缓地减下来已不是一件太困的难事。
近些年来日本和欧洲不少国家，因低生育率和社会老龄化，竭力动员全社会的资源鼓励和刺激生育，这是他们的国情，也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中国目前虽生育率也低，却不能盲目跟风，其间的差别就是人口基数，中国的基数太大了，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几十年间用血腥手段得来的计划生育成果就会付诸东流、毁于一旦。历史早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刻意、有计划地减少人口并非易事，需要在强制下数十年的努力，而无节制的人口爆炸，却在不经意的几年中就会出现。
当然，随着出生率的降低和人口减少，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由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将被减缓，在某些地域和行业甚至难于持续。中国“未富先老”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可工作人口在不断减少，而退休人员却在不断增加，如何让日趋增多的老人无虞地养老和颐养天年，这将给社会保障体系和退休、养老体系带来巨大的困难和财政压力。事实是残酷的，这一切都是无法回避的，只能作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末没有控制人口所付的代价，是当今的社会为当年的当权者们的恣意、轻率甚至是玩忽职守所欠债而付出的利息。
目前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有两种，或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而放开生育，无节制甚至鼓励人口的增长；或为了防止人口无序增长，继续计划生育（当然不是那种血腥的一胎化，而是鼓励、提倡两孩好）。即便是前者也不可能立马解决人口老化问题，就是让女人们现在放开肚皮生，也至少二十年后才能成为劳动力，也许在数十年后才会缓解老龄化问题，但由此导致的人口暴增却比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更甚，当时人口基数只是先从四亿到六亿，然后迅速再到十亿，当下的基数可是十四亿。后者虽使社会老龄化的周期增长，新老人口比例的改变缓慢，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总人口稳中有降，待到三十年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婴儿潮”出生者陆续谢世后，人口比例就会出现良性循环。虽然两种方案各有利弊，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后者更适合中国国情。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论是和平年代的发展经济，还是战争年代的抓丁征兵，无疑都需要大量的年轻人。青年人是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也是国家强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而人口旺盛是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随着世界上发达国家普遍的老龄化来临，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减少，会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再也不会出现中国上世纪以来以人海战术为特征的经济建设，生产线上的人工也会陆续甚至最后完全被机器取代，现代经济建设不可能再单纯依靠剥削、压榨“低人权、低工资”农民工的“人口红利”而实现。况且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贸易纷争正在普遍和激化，经济发展已明显放缓，尽管在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重地，劳工工薪不断上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行业仍然不易雇到充足的工人。但随着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破产、倒闭，一些外资企业的外迁，随着每年数百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务市场，失业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凸显出来，刺激社会神经，影响国计民生。所以认为目前中国已劳动力不足的看法是片面的，是只看到了某个局部，而忽视了整体，是站不住脚的。
现代战争也再不会是如淮海战役、上甘岭战役那样用千百万血肉之躯去做炮灰的肉搏、厮拼，将会真正实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现代战争靠的是科技，拼的是国力，对“壮丁”的需求将被减少到最低。这样的结果，将会极大地冲淡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矛盾和困扰。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口大国，中国历史上虽经过多次的战乱、屠杀和诸多天灾人祸，（例如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和张献忠屠川，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和平时期和无严重天灾下饿死近四千万种粮农民的大饥荒），一时人口剧减，千里荒芜无人，当社会只要稍有安定，民众稍有喘息，在数十年中，人口就会迅速增长，达到新的水平。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随着生活和消费水准的不断扬升和育儿成本的成倍增加，尤其是房价的疯狂泡沫化，教育和医疗费用对工薪阶层渐不可承受，在一些大城市的育龄人群中出现了不恋、晚婚、不婚、少生、不生的现象。这些人“考虑到孩子的生活环境，他们不想孩子生下来跟他们一起住合租房；考虑到孩子的教育环境，他们暂时还买不起房子，更谈不上一套学区房了；考虑到孩子的生活条件，现在的他们连他们自己多过不好，有什么信心让孩子可以过得好。他们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他们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谈不起恋爱。”于是就有了“房子就是最好的避孕套，高房价就是绝情丹”的说法。
人口统计也表明，尽管已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但2017年的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减少53万，于是一些人就惊呼什么中国人口在未来将出现“塌陷式的下滑”，甚至是“雪崩”，这实在是大惊小怪，杞人忧天。实际上从2000年起出生率基本上保持在千分之14左右， 出生人口从1500万稳中缓慢地增加到2016年的峰值1786万。在几年的时间周期里，出生人口会有上下浮动，某一年比上一年少，完全是正常的，并非表示人口已呈下降趋势，更不是“塌陷式的下滑”、“雪崩”，也许次年又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何况，中国的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度一直不尽满意而被诟病，不少生了多胎的根本不去上户口，“黑孩子”的数目究竟有多大没人说得清。就连像张艺谋这样的知名导演、亿万富翁也“非婚生”、且超生三胎，三孩均多年没有户口，因在2014年被举报，而被征收計劃外生育費及社会抚养费共人民幣748万余元。
看看国内各个旅游景点一年四季人挤人的“盛况”；看看春节期间全国各类交通设施人满为患，一票难求的窘况；看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下班时可以把人挤成照片的地铁和公共交通；看看没有最堵、只有更堵的“堵城”越来越多，中国还嫌人少吗？还需要鼓励生育，大力发展人口吗？
国人的生育欲望和生育能力之强是不容置疑的，即便在严厉控制人口的一胎化时期，也有大量三胎、四胎，甚至更多胎的现象，在农村，二胎更是很普遍的。我们不时地看到在一些有关农村和进城农民工的报道中，许多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实际上和这些处于社会底层，被某些人视为“低端人口”，闷声不响、默默无闻而不被关注的生育生力军来比，大城市中晚婚、不婚、不育的人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不要被这些常在聚光灯下引人瞩目的少数“精英”们的个例所误导，想当然地以为整个社会和民族都没有生育欲望。在严格推行计划生育的年代里，中国的人口都在显著地增长着，如今放开全面二胎，如能使人口保持稳中缓慢增长，不致失控而暴增就已是利国利民的幸事。
在目前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举国已有经济实力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国家经济和财政应向民生倾斜，切实落实以往的承诺，取信于民。在施行强制性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当年，为了消除民众的顾虑和后顾之忧，政府曾宣传和发布了一些优待独生子女家庭及“失独”家庭的福利和政策。但在此后并没有认真落实，有的甚至干脆食言，不认帐。在生育问题上，政府的失信和无赖令民众无法接受，也加深了对不断变化的人口政策的疑虑和反感。近来网上流传着一组国内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对照，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到2005年，变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到2012年变成“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到2018年，干脆变成“瞻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真可耻”。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
生育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人权问题，不论多生、少生、不生都是当事人的意愿和权利，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应得到尊重和认可，任何人不得干涉，更不能强制。如果国情真正需要人口发展的走向有所改变，政府在生育政策上只能从社会关怀、照顾和物质鼓励等方面创造条件，予以人性化的积极引导。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强制推行一胎化的血腥政策，最近一些唯恐天下不乱、诸如南京大学刘志彪、张晔，政法大学的胡继晔等专家、教授们毫无根据地为刺激人口增长而所提的强制、惩罚手段，都是不人道的，不可取的。其要害就是罔顾、侵犯人权，将生育当事人视为可随意蹂躏、践踏的玩物，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
2018年8月26日
作者投稿
文渊：中国人口政策的过山车
一
“谁超生就叫谁倾家荡产，谁超生就让谁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房倒屋塌;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就在我们为国内这些血淋林的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心惊肉跳、还没有缓过神来时，对“单独二胎”、“全面二胎”这些政策如走马灯般纷沓而至眼花缭乱时，据说当局又要放开生育了，这种如过山车一样的人口政策，实在令人担忧。而且为了增加人口，当局似乎又要直接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而不是人性化地提倡和鼓励，更不是国家层面上的福利和资助。
为了试探民意，一些专家、学者，甚至不入流、专业与人口生育完全不搭界的帮闲们争先恐后地来趟这滩浑水，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媚上欺下，提出了“中国特色”的人口政策。虽说法不一，侧重不同，但有一点却相同，就是其社会成本和代价完全没有政府的责任，刀刀捅向民众，全由民众割肉放血。
8月14日江苏党报《新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张晔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文章，该文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8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不生孩子的人更应该交生育基金。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
胡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依仗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文化支撑，实在是奇谈怪论。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域等方面的原因，将其归咎于生育实在是本末倒置，纯属一派“胡”言。为了逼人生育，胡教授连 “没有儿子不能进祠堂”这种封建糟粕都搬出来作为根据，看来真是有些饥不择食了。
这些专家、教授们极不负责任、极不靠谱的言论，自然地引起舆论大哗，一时网上和自媒体群情激愤，受到民众们的无情嘲讽和驳斥。有人抱怨道，“人民在国家眼里就是任由宰割的牛羊，三十年前生多了是犯罪，三十年后生少了也是犯罪。时代本该在发展，社会本该有进步，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即便到了今天，在面临社会问题的时候，依旧是采取行政手段，以罚为主。 悲哀，却又是那样的无奈！中共现在连封建时期的家王朝都不如，在家王朝的时候，皇帝还会有爱民如子之心，在中共王朝里人民只是鱼肉。”
更有人哀叹，“三十多年前实行的雷霆般的计划生育，每一个家庭都深受其害，尊守政策的失独老人老无所依，不遵守政策的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三十年后，一场新的暴风骤雨又在酝酿，新出生人数抵不上老龄化速度，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发展迟缓，养老金储备不足，一系列问题开始显现。十年后，这一问题还将更加严重。现在人口红利走到尽头，中共又想起没有足够的奴隶可以驱驶了，因此，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开始高涨。”
“生孩子也不是为一些人再次提供发财的渠道。从工资里扣生育基金本质上就是罚款！这是多么无耻和不要脸的建议。在这里，我要特别同情一下80后，你们真是幸运，如果这个专家的建议真的被采纳，你们可能要同时经历多生不生少生都要交罚款的人生轨迹，你们可以吹一辈子了。”
暂且不论中国目前是否到了将出现人口“塌陷式的下滑”，甚至是“雪崩”的严峻时刻，需要鼓励生育，大力繁育人口。即便如此，也不能再采取以往那种血腥、极不人道的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政府在生育政策上只能人性化地从社会关怀、照顾和物质鼓励等方面创造条件，予以积极引导，由国家来买单，由国家承担生孩子的成本。
有人说，这几个人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没必要上纲上线，不是言论自由吗？”。其实不然，从他们发文的背景和载体来看，绝非是个人行为，更不是“一家之言”，是地地道道的“官家之言”，是不折不扣的党国意志。不妨回顾近些年来一些政策，尤其是一些盘剥、压制民众、伤害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出台前的“前戏”四部曲:先有人出面放风，看看民众的反应；如被骂娘、激起民愤，则避其锋芒，或用“朝三暮四”等障眼法做些许技术性修正；由官煤和御用文人继续呱噪、洗脑；待民众麻木了，习惯了，某天就突然出台了。这是近几年来形成并屡用不疲、无往而不胜的一种新套路。曾记否，前不久一个打着“宜春市一老年大学学员”名号的匿名者，在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建议，鼓励市民主动申请放弃领取养老金。鬼才相信这是什么“一老年大学学员”的个人行为，看来当局已打坏主意，开始了向民众那点保命的养老金下手的试探。至于何时正式出台，拭目以待吧，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口政策的过山车又有上行的前兆了，国人对此不能不予以密切关注。人丁兴旺是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充足的劳动力则是国家强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没有计划的盲目生育，又可产生更严重的社会生态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已有过惨痛的教训，不要再被同一块石头摔两次。人口政策是最基础、最重大的国策，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盛衰和存亡的头等大事，来不得丝毫的疏忽和怠慢。在制定政策时要慎而又慎，要做广泛、深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要能听得进不同、甚至激烈的反对意见。宁可慢，但要准，要稳，宁可多听听、多看看、多等等，绝不可仓促、武断，因为这一国策上的任何微小失误和偏差，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以后的几代得到严酷的惩罚和难以承受的报复，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再也不能犯历史的错误，任由那些不谙民情、高高在上、“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们凭一时的喜怒好恶，为维护他们那虚荣、伪善的面子来制定脱离实际的愚蠢人口政策。在人口问题上，中国再也没有犯错误的资本。为此有必要回顾四九年以后中国人口政策的轨迹，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的惨烈和持续，战后苏联人口急剧减少，战后要尽快重建家园、提升国力，必须要刺激人口增长。于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文宣和政策，用行政命令规定苏联女性到16岁就必须结婚，而且生的越多越光荣。为了从政治高度去鼓励，还特别制定了“英雄母亲”奖励制度。生育6个孩子以上的母亲，苏维埃政府奖励一枚金质“英雄母亲”奖章。生育五个孩子的母亲，则颁发银质“英雄母亲”奖章，并给予令人羡慕的物质奖励。无疑，这是符合当时苏联国情的，对人口的增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次大战的侵略者和罪魁之一日本，在战争中人口损失更是极其惨重，因而战后日本国策比苏联更狠，她们将女子的生育年龄放到了13岁！13岁还是孩子，这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和底线！而且结婚以后还要求每个女人必须要生5个孩子，生的越多奖励的越多，完全是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当时日本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为了快速恢复人口，日本还开放政策吸引国外的青年男性到日本，让他们和日本的女性结为连理，定居日本。这一杂交政策不仅有利于人口繁衍，也优化了日本人的基因，加上战后日本飞速发展的经济、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此后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比二战前增长了超过10厘米！
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是一个全面苏化，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年代，当然人口政策也不例外，当局不顾国内的现实，也东施效颦地搞起“英雄母亲”来。幸好这一“学习”基本停留在宣传层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尤其是物质鼓励，对中国的人口发展没有较大的影响。记得当时的音乐课上，学校里给我们教唱过一首有关宣传 “英雄母亲”的苏联歌曲，歌词内容大概是：“集体农庄有位挤奶的老妈妈，她的名字就叫瓦尔娃拉，过生日大小女儿都来看望她，姑娘们快乐地回娘家，这位老妈妈真正是福气大，嗨，五个女儿五朵花，老大叫萨沙，还有叫纳达莎，奥丽卡、波里卡，阿廖露西莎，最可爱的小女儿今年才十八…”，看来这位瓦尔娃拉大妈能获一枚银质英雄母亲奖章是无疑的了。幸亏中国“英雄母亲”的宣传和提倡大概没有超过两年，就无疾而终了。
实际上四九年以后，因国内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处于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和生活条件也在逐步改善。高的生育率，加上婴幼儿夭折率降低和普通常见病（如痢疾、麻疹、天花、肺炎等）致死率降低，于是到1953年，虽经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大的运动，屠杀了几百万富人和前朝人员，中国的人口在四年中依然增加了近四分之一，即一亿多人以达六亿之众。
三
四九年以后，坐上龙椅的毛做过的好事及其有限，而所有的坏事没有一件主谋不是他，在人口政策上更是如此。从四九年起，毛就表态反对计划生育。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避孕用具。而1953年的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已达６亿。
面对这一沉甸甸的数据，古稀之年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率助手和学生在全国数省市做了社会调查后，在有关会议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
毛对此不以为然地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 １９５４年马寅初又走访了浙江十多个县的二十余个农业社，在大量的数据面前，他忧心忡忡地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并撰写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１９５５年７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二次会议。
怀揣拳拳报国之心的马氏提案却遭到毛及其奴才们的围攻批判和无情嘲弄，他们玩起了文字游戏，说什么“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无知地炫耀：“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 在１９５７年春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又当着毛的面直言道“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１９５３年普查已经超过了６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１５年后将达到８亿，５０年后将达到１５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并大声疾呼，“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紧接着他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新人口论》一书，并再次作为提案，提交给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愚蠢无知却又夜郎自大的毛却一口咬定马寅初的人口论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于是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１９５８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多达二百余篇。
坚持真理不绥的马老先生并不服，于1959年撰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据理抗争：“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刚愎自用的毛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后，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１９６０年１月３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
在官本位的中国，纵是学问再高、道理再明，其进谏的意见对国家、民族再有益，只要逆了龙鳞，拂了圣意，引得龙心不悦，就不会有人理睬。一介文人马寅初的小胳膊如何能扭过“一句顶一万句”的皇上的粗大腿，没被打成右派、关进大牢、掉了脑袋，就自己偷着乐吧。
四
蹊跷的是实际上中共和毛从1954年后，从薄弱的经济现状和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造成的巨大矛盾和现实困难中，也逐渐认识到了人口无节制增长的严重后果。虽仅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和规划上，并没有采很多具体、严格的措施，但却也不完全反对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如，1954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第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他在讲话中称，“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批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我们的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1956年，毛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倡有计划地生育。1957年10月，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这大概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便知道马寅初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点完全正确，却仍要死扛着批马，批马的人口论。这和邓小平硬撑着不给不到百人的右派平反，面对99.99%的错划，仍认为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是一个德行。他们为了一己微不足道的面子，可以不惜坚持错误、扭歪国家的大政方针，危及国祚，动摇国本。
正是毛和中共对马寅初的错误批判、打击，于是，尽管上层也有控制人口的意愿，却导致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一再延误，直接造成了八十年代初人口暴增的严峻局面。失控的人口，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两者结伴而来，中国陷入了四九年以来最深重的国家危机。后来胡耀邦的话一言中的, “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竟有人长篇大论否定这一事实，在搜肠刮肚地引用了一些似是而非、所谓毛支持计划生育的所谓根据后，仍不能为毛批马寅初而导致人口暴增的公案洗地和脱罪，就公然指鹿为马地把罪责推到陈伯达、康生等人头上，“康生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纵对马寅初的批判一步步升级，…由此可见，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康生等人一手策划、煽动起来的一场政治迫害运动。综上所述，简单地把‘批判了一个人，增加几亿人’的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认为‘这个错误主要是毛泽东造成的’，有失公允，难以采信。”这种违背历史真相的奇谈怪论实为奇葩，不是愚昧无知必是别有用心，此人不愧为毛的忠实信徒和殉葬者,为了向早已成了僵尸的毛表忠心，竟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陈伯达、康生固然是奸佞，他们狂批马寅初、推波助澜的深重罪孽亦不可饶恕，但没有毛的首肯和组织、策划，没有毛做坚定的靠山，他们敢如此大胆，如此有恃无恐吗？
五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人口问题上的历史悲剧也许还会重演。党国的“一尊”们，历来都把自己塑造成“光焰无际”、无所不能的“神”。他们可以轻易地用石头打下万米高空的飞机，可以用他们思想指导工人生产、指导农民种田、指导三百六十五行，行行精通，甚至用他们的思想可以妙手回春，治好各种绝症以及各种疑难杂症，总之他们的思想光芒万丈、无所不包。人口问题对他们来说，不过小菜一碟，拍拍脑袋就可有锦囊妙计，出口就是雄才大略，有何难哉。
经过“反右”、“庐山会议”、文革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运动，那些作为民族的脊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知识精英早被赶尽杀绝。没有了言论自由，任何真知灼见都被拒之门外，朝野上下只有一片歌功颂德的肉麻靡靡之音，充斥、活跃在媒体和坊间舆论中心的只是些吮痈舐痔之徒，遍地都是被抽去了脊梁骨的奴才。更可惜的是像马寅初那样作为社会良心，忧国忧民、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太稀缺、甚至早已绝迹了。
对于中国人口的现状如何科学、正确判断，对于如何制定恰当、适合国情的人口政策，朝野内外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明白人、没有诤臣。他们在不许“妄议”中央、“必须维护核心”的大棒威逼下，在不许有不同的声音的生态下，识相的只能闭嘴，不识相者则有大牢、刑罚伺候。如此一来，泱泱大国只有那个二十一世纪的新皇帝“一尊”，只有那个脑袋灌满水、肚子塞满草的“一尊”，凭借着他那小山沟里的“梁家河大学问”，撸起他的袖子，带着十四亿人跌跌撞撞在“中国梦”的幻觉中，根本就不知道往哪儿去，其前景是可想而知了。再有刘志彪、张晔、胡继晔这些逢迎、溜须之徒们的裹挟、折腾，助纣为虐，中国的人口政策前途难卜。唯愿天佑中华，不要让人口政策再如过山车般上下翻腾，能让国人安生地过几年。
2018年8月28日
参考资料:
1.《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贺吉元，《中国档案报》，1998年10月15日。
2.《对马寅初的的批判是毛泽东的错误吗？》，刘长发，《真理的追求》，2000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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