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评价张爱玲：“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
我看后感到有点诧异。张爱玲尽管写的是人情世故爱恨情仇，但都以小见大，论见人性。她写的不是理想的山河家国，而是每个人在生命的局限中所表现出来的恶、冷、虚伪和恐惧。姑且不论“性饥渴者”这种带有荡妇羞辱式的言辞，毕竟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生活的时代意识局限。但即使如此，她似乎也并不至于得到这样刻薄的评价，客观而言甚至有了点人身攻击的意味。
但我仔细想了想二者的人生，也能理解了。
杨绛的父亲杨萌杭是知名大律师，上进、正直、有理想；母亲唐须嫈则是大家闺秀，温雅聪慧。杨绛的父母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又尊重孩子的个性，从不打骂。加上杨绛是家中的小女儿，自小备受疼爱，读大学后更是追求者甚多，她没有过过一天缺爱的日子。学业也完成得顺风顺水。
可张爱玲呢？
张爱玲的老爸张志沂是旧式遗少，好逸恶劳、思想陈旧，靠着日渐衰败的家底天天抽鸦片。张爱玲的母亲尽管出身贵族，但却是姨太太的遗腹子，因为童年不幸而对亲情淡漠。张爱玲的父母不合，自小便身边母亲缺席。加上后来有了个狠毒的后妈，老爸又糊涂，要不是有个好心的佣人护着，说不定早被就死在了父亲的拳脚之下。
“姐姐和后母发生冲突，后母骂了她，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打姐姐时父亲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父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
这是张爱玲的弟弟多年后写下的姐姐悲惨的青春期往事。
张爱玲逃出原生家庭后投奔母亲，因为母亲不爱她，几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靠着从母亲那里乞讨来的钱读的书。
她已经是相当独立强大的女性了。每次问母亲要钱，都要面对母亲的阴阳怪气与谩骂，但当母亲问她是要选择读书还是嫁人时，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学业，对于那个年代的女性，尤其是被母亲视为累赘的张爱玲而言，是极具远见和勇气的抉择。
然而这样强大独立的张爱玲，面对四处拈花惹草的胡兰成，还是将数额达百万以上的稿酬悉数寄给他救急。这种尘土般的卑微，是荒芜的童年与青春期所养成的习惯性讨好，是面对她生命中乏善可陈的温暖时，像抓住救命稻草般的渴望。父母给她造成的心理缺陷，由此可见一斑。
张爱玲冰冷阴郁的童年，以及成长求学的窘迫，完全就是杨绛的反面人生。
杨绛的人生充满了爱。父母的爱、追求者的爱、丈夫的爱，她的童年不缺钱也不缺尊重，没有动荡与不安。
所以她怎么能理解张爱玲的不幸呢？她怎么能明白张爱玲的缺憾、贫乏、瑟缩和阴霾？
张爱玲奇装异服渴望关注，她鄙夷，因为她没有缺过关注；她嘲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性饥渴者”，因为“性饥渴”不过是缺爱的一种形式，而杨绛的婚姻家庭皆美满。
吃得饱的人，自然能在餐桌上更加优雅从容，嘲讽起因为吃不起饭而狼吞虎咽的人，更是没有轻重。很多看客都容易犯一个毛病，认为大学问家都品行超人，其实是错的。偏见广泛存在于人性，人性不会因为才华而改变。
有位网友在我的知乎评论区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非常喜欢，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过了很多年之后才发现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些理所应当的付出才给了孩子理直气壮地勇气，才会勇往直前，确信自己不光有眼前路，还有身后身。
年轻的人总会总结一套道德楷模的模板，看着一个人就往上套一套，真人也好文学作品也罢，大致符合的便把这个人当作人看。一旦遇到一个人和你心里那套模板格格不入，就是罪大恶极，不配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