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
|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
我常拿商鞅来举例。
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
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
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但是，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苏轼又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
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
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
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
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张宏杰：为什么说商鞅变法彻底毁了中国人？
2018-04-18 张宏杰 荟思想4
现代社 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
1
中国文明的倒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张宏杰认为，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形象最好的时代。
那时候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
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
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
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
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春秋战国时代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
“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
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 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
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
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者是中国人对死亡悟得太透？
日军以一百人小分队屠 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军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2
是什么彻底改变了中国人？
这个改变从秦朝开始。在当时的七国中，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
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
草原文化中没有民 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
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秦国的文化与中原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们认为穷要打、富要打，没有文人、商人的国家，
国家一定强大，国富而不战斗，就会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会羸弱下去。
商鞅画像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
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 治的体 制。
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 会形成。
但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当时的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比较崇尚优雅和尊严。
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的，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
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 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
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就屠 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
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中去，
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
当时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3
文人地位的陨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 会虽然动荡、混乱、战争不止，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多元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各国竞争，为了生存、发展，都拼命延揽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之间不断碰撞，让社 会朝前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
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高 官厚禄，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最后感觉列国都不能行他的道，还坚持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张扬、更锋利。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
别太把国君当回事，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
知识分子的这种言论、气概，在后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选择的机会，
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
秦始皇的暴 政，尤其是“焚书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
禁止私学，杀死大批知识分子。
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 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这个专 制制度建立得太强硬，剥夺天下的意图太明显，结果二世而亡。
焚书坑儒
汉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给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层“软装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要行王道、行仁政，给专 制制度配上一个非常合适的意识形态体系。
汉代统一思想，对全国人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删除，彻底剪掉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翅膀，
中国人的智力开始持续下降。
从汉武帝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没能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也没有再出现过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 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接下来隋炀帝、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到科举考试上，
从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
宋代重文轻武，有意识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对中央进行反叛。
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文化人连隐居山林的选择也没有了，凡不听从号令、
不为朱家王朝服务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杀掉。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到了清朝，知识分子更惨，几代皇帝前赴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
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用暴力和恐怖在人们的思想大脑里建立监狱。
对知识分子实现特务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隐喻，连谈历史的兴衰，借古喻今都成为罪证，彻底让一个民族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
清朝文字狱
在这样的专 制下，清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创造力。
为皇帝服务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丧失尊严、人格，无思想、无操守，老老实实当奴才，
卖命效力，以获得功名利禄。一有机会，他们就大肆贪污腐 败，盗窃皇帝的家产。
4
历史即当下
当下发生的一些社 会现象，在历史上都发生过。
打击贪污腐 败、百姓冤屈上 访、国家工程贪污，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相似度高得惊人，
好像那个时代的事物改头换面，换一套马甲又穿越回来了，像是时光倒流。
所以翻读历史的时候，渐渐发现，现代社 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
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问题的根源都在历史上。
（本文整理自《新民周刊》采访，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