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十五年前，当时还记得许多细节。。。。。。。。
（一）八六学潮
中国大学生在八六年曾有过一次学潮，主要发生在合肥。中科大校长方励之对大学生的民主启蒙试的演讲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据说最多时有约三四万学生走向合肥街头要求民主。上海随后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游行。事件还波及到了北京，深圳等地的大学，但未能形成规模，很快被平息下去。
我当时在北京某所大学读本科。有一天晚上，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一队五六十人的北师大学生来到我校门外呼口号，校方紧闭大门，使本校学生无法出去。最后他们只好向北大走去，结果也差不多。据说北师大本来有几百人，但大部分人被校方堵在了校门内。后来又有一晚，我校有二百多学生走出去游行，但遇到警方在中关村摆下的路障后就解散回校了。大约两个月后，寒假来临，合肥和上海的学运也就自然的平息了下去。我周围的同学们对未能亲身参与民主运动，心里都暗自遗憾。
此次事件的直接后果是邓小平在八七年初的一号文件中宣告了主张政治上宽松自由的胡耀邦下台，同时点名批判了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等自由派人士。记得小平在一号文件中说：“钱伟长是老右派，他现在表现就很好，不乱说乱动”。在批判自由化的学习中，我看了刘宾雁的讲话稿，感觉他所主张的新闻自由很有必要，颇受启发。在观看作为批判资料的录像带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上海市长江泽民（也许记忆有误，他当时可能已任市委书记）。他在上海交大的礼堂中和学生对话，但多次被排山倒海般的声音打断，最后几乎无法说一句完整的话。作为共产党高官的他肯放下架子和学生直接对话？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错。
邓小平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胡耀邦的下台埋下了日后爆发更大规模民主运动的导火索。
（二）悼念胡耀邦
在赵紫阳接替了总书记职务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只是意思了一下。不久后，政治上又逐渐宽松了起来。八九年四月中旬，传来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因为胡耀邦是为了上次学运而下台，同时又是开明的改革人物，所以他在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中很得人心。
他去世的第二天中午，有进城的同学回来报告说天安门广场上不少学生在纪念胡耀邦。我于是在下午赶到了广场，看到纪念碑下聚集了约二三百人，其中有大学生模样的人将近一百，其余的是旅游者和居住在周围的北京市民。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三四个小时，其间不断有学生爬到纪念碑的基座上朗诵短文和诗歌。内容大都是怀念胡耀邦关心人民，推动改革的；也有小部分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我在小时候四五运动时曾跟随父亲去天安门广场上看过，后来又读过那时的诗抄，感到两者很相象。我于是想，胡耀邦真的能和周恩来相提并论吗？他们都在避免与一个巨大的权威发生冲突，并试图按自己的主张建设国家；都拥有基层百姓很大程度的支持，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记得当时有一位学生正在朗诵着一首很有力量的诗歌，大意是：“……在那专制独裁者的注视下，昂首向着天空，发出自由的呐喊！”，边说边将手有力的向广场灯柱上的录像机一指。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叫好鼓掌声，很快就有人爬上最近的两个灯柱，各用一件衣服遮住了镜头。这位学生随即说道：“请把衣服拿开，让他们看看人民的意愿！让他们听听人民的声音！”。有一位老外拿着照相机企图拍照，群众中有不少人喊：“不许拍照！离开这里！”，台上的学生略微犹豫了一下，也严肃地对他说：“不许拍照！”。那个老外愤愤不平地转身走出了人群。我当时曾喊了一句：“让他把我们的要求传到世界上去！”，但没有获得多少人响应。我后来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对西方有着本能的戒心。不愿被官方说成是有外国势力插手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以后几天，校园里的大字报开始多了起来。起初内容仍然是怀念胡耀邦，要求加速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和反对专制。后来出现了要求惩治官倒，开放新闻自由，反对裙带关系等带有具体要求的大字报。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上面列出了许多中央高干的子女们所任的官职。有关赵紫阳的儿子作官倒发财的事是另一个热点。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同学去天安门广场并带回那里的消息。其间不断地出现一些小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还听说有示威和静坐的学生在中南海门前被警察驱散，挨了打。同学们的消息来源全靠大字报和口耳相传，很难辨别真伪。主要原因是媒体缺乏公信力和透明度。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本身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特点是另一个原因。比如关于胡耀邦的去世，有的说是上厕所时发心脏病死的；也有的说是开会时被李鹏大骂而气死的。还有人说四通公司大老板万润南是万里之子，事后证明是子虚乌有。
自从八六年那次学潮后，北京市出台了游行示威管理法令。曾有人依法令申请过游行活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无法被真正执行的法律本身没有尊严，自然不会被人遵守。
在政府宣布四月二十二号为胡耀邦召开追悼会后，四月二十一号晚有人到各高校联络，通知大家在四。二二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会。北京市高自联已在前两天宣布于北师大某宿舍楼活动室成立，吾尔开希任主席。四。二二游行应该是他们组织的第一个行动。
第二天，至少有五万名首都各高校的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面对着在人民大会堂前手挽手一字排开的武警，大家以学校为单位坐了下来。这时候，北大的王丹和另外两位学生走上了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并跪在了中间的某一级台阶上，王丹的双手还高举着一封请愿信。据说请愿信的内容包括释放魏京生等要求。他们上去不久后就有传言说李鹏总理会出来接收请愿信。过了大约四五十分钟，仍没有人理会他们。王丹的身体明显地左右摇晃起来，下面的学生中开始出现骚动，一度还有学生试图突破武警的警戒线冲上台阶。最后，听说在大会堂内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都已经从后门离开。这个消息引来一片群情激奋，有些女生甚至痛哭起来。同学们带着愤怒和屈辱的复杂心情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一路排着队，高呼着口号，高唱着国际歌沿原路游行返校。高自联号召各校从第二天开始罢课。
（三）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罢课之后的几天，各校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学自联。示威游行已明显减少，同学们的活动主要是在校园中。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许多人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要求他对包括他儿子在内的官倒负责，要求他加速政治改革，要求他开放新闻，向社会报道正在各校发生的运动。李鹏刚任总理不久，子女都在国外，坊间没有太多对他不利的传闻。对他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不肯出来接见请愿的学生上。李鹏的表现使我想起了八六年的江泽民，为什么一个总理还不如一个市长更有勇气去面对请愿的学生呢？李鹏是工程师出身，不是那种老革命式的干部。刚出来任副总理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他期望很高。八七年初，新官上任的李鹏负责大兴安岭火灾的灭火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大火越扑越大。后来换上另一为副总理姚依林才控制住了大火的蔓延。此次面对学生运动这场大火，不知他会有什么优良表现。
记得有一幅对联出现在许多学校，很有趣：“共产党，比基尼，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新闻界，遮羞布，多层涤卡外表的确良”。
几天后，官方终于打破了沉默。四月二十五号晚上，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社论以那种贯有的威严的声音宣布学生运动是反党反人民的，是一场由一小撮别有用心者在幕后策划的动乱。同学们显然被这种说法激怒了，当晚就有高自联派出的人到各校串联。许多原本热情并不高的同学都决定要以行动来回答这个令人气愤的社论。本来似乎已略显冷淡的学生们的情绪又一次高涨起来，达到了另一个顶峰。
经过一天的准备，四月二十七号一大早，各校学生准时行动。首先要突破学校政工干部的劝阻，撞开被预先锁上的校门。从中关村到长安街的那条路上，沿途有清华，北大，人大，民族学院，北方交大等十几所高校，各支队伍汇成了一条巨龙。警方设置的路障，被同学们搬开；警方派出大批武警手挽手形成层层的人墙，经学生队伍反复的冲击，最终都被突破了。四面八方的队伍最终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与四。二二相比，游行中同学们仍然高唱国际歌。这首歌代表了被压迫者的呐喊，唱起来悲怆有力，富有感染性。同学们认为其中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句是国际主义的意思而非共产主义。口号方面则以惩治腐败，反对官倒，开放新闻自由等容易被普通老百姓理解和接受的内容为主。游行队伍中打出的标语有“不自由，毋宁死！”，“我以我血荐轩辕！”等激励性的，也有较具策略性的“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等。一路上，同学们感受到了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鼓掌声和叫好声此起彼伏。老百姓不断的从路边和过街天桥上向游行队伍中抛掷食品和饮料。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作了短暂的停留，然后继续向东沿二环路行进，基本上绕着北京市区走了一圈。听说有些学校的学生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到校园。许多学生走路走到小腿抽痉。
据估计，四。二七游行有二十五万以上的学生参与。当天，各个学校的校园内几乎都看不见学生，成为一所所空校。游行有效的把近期校园内发生的事转达给了北京市民，告诉了老百姓学生们的诉求。有效地获得了北京市民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奇怪的是第二天报纸上对四。二七游行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报道，这与四。二六社论是不一致的。
后来又有过几次规模较小的游行示威。校园内的大字报则继续保持了如火如荼的态势。中央方面认定有幕后黑手。姚依林说：“当年我们搞一二九时，不知花了多大力气，做了多少工作才发动了二三百学生上街游行；现在学生们动则几十万，怎么可能没有人在幕后指挥呢？”。这话严格来说并没错，学生领袖们的确听取了很多精英人物的意见。但二三百对几十万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建立在自发的基础上的学生运动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四月三十日有过一次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和学生代表的对话，大家对他居高临下和声色俱厉的指责态度很感气愤。上海封了《世界经济导报》导致了知识界要求新闻自由和声援导报总编钦本立的浪潮。新闻界的游行示威活动多了起来。
赵紫阳在五月三日发表的的五四讲话讲了稳定与动乱的关系，肯定了学生的爱国之心。可以说是语重心长，同学们的反应较好。第二天，北京高自联再一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并发表了《五四宣言》。下午，赵紫阳在会见亚行代表时又进一步给予了学生运动与四。二六社论完全不同的评价。五四以后的几天，学潮有明显平息下来的趋势，很多学校都宣布了复课。大家都在等待政府给学运一个交代，希望政府能接受学生们提出的一部分政治主张。同学们从一开始就是要求加快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多少人抱有推翻政权的目的。
我校高自联的同学联系了吾尔开希和柴玲来演讲。记得吾尔开希张开双臂，演讲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是一条大船，一条破了的大船……”。虽然感觉内容的深度不够，但还是有一定的感染力的。作为学生领袖，这点是必要的，另外还需要勇气。当时有大字报说他学习成绩很差，不配担任高自联主席。这并没有实际影响到他当时的地位，却让我们看到了六四后海外民运争权的端倪。我现在仍保持了对他的尊敬。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兄弟，他认识到我们同在“一条破了的大船”上。在如今很多海外民运人士因为各种原因与台独，疆独和藏独合流之际，我们的维族兄弟吾尔开希至今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读研究生的柴玲则显得相当理性，向大家娓娓动听地讲述着学运的目标和民主的理念等。
（四）绝食抗议
在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后，五月十三日下午，突然听说北京高自联宣布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收回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及为学运正名等。
绝食行动在时间上的选择估计与戈尔巴乔夫将在第二天访华有关。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风头很劲，他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个很有魅力的人物。还有学生代表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要求安排与戈尔巴乔夫对话，但遭到婉拒。
我赶到天安门广场时，看到柴玲正在那里忙着指挥着什么。我便问她有多少人参加绝食？她说是一百多人。当天已有很多国际记者赶到北京准备采访戈尔巴乔夫访华，他们自然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广场。我走过一位很有风度的，大约五十岁上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时，他突然转过身来指着一个条幅问我那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我用英语告诉他那是”不自由，毋宁死！”。我当时的英语听说能力有限，也没听出他讲的英语到底是牛津的还是美式的。我们说话时，他的同伴好象一直用镜头对着我们。我真恨自己平时没好好练口语，让全世界的人民以为中国大学生的英语都那么臭……
第二天，绝食学生迅速增加到二三百人。高自联还指挥绝食学生暂时让出了纪念碑以西的广场，以便让政府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能够正常进行。
以后几天，绝食人数上升到上千人。很多学生自由进出本校绝食圈内，还有很多学生围着绝食圈静坐声援。实际上，绝食行动已经基本失控。除了在核心圈内的第一天绝食的二三百人外，其他号称绝食的学生很多是定时走出去吃饭的，很难分清绝食与静坐的界线。
绝食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李鹏政府无动于衷的表现和冷漠的态度迅速激起了首都群众的情绪。大约在绝食后的四五天内，许多单位自发性的游行声援队伍几乎挤满了广场周围的道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媒体的舆论都出现了一边倒的同情学生的声音。象北京青年报等较小但主编胆大的报纸上还能看到讽刺批评政府的评论文章。五月十七日十八日是绝食行动的高潮，大约有上百万的群众游行到广场声援学生。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伴随着送昏迷的绝食学生去医院的救护车鸣叫声响彻在整个北京市区的各个角落。交通警不知何时起都不见了，广场周围的交通都由学生来指挥。一般在一个十字路口，由五到十个学生手拉手挡住道路的一边，让另一边的车辆行驶；然后再挡住道路的另一边。如此往复，倒也秩序井然。许多平时受够了警察的气的司机说学生的这种原始的指挥方式比警察更好……我想这里面混杂了爱憎的感情因素。
学生的行动自始至终表现出了某种策略性的克制，以免让政府找到治安等理由来驱逐学生。与此同时，象撤走交通警等行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府是否正在制造理由。
有人笑称天安门广场已成为一个大集市，许多市民每天下班后去逛一圈。听一听学生们的民主宣传，痛痛快快的穷聊他一晚上。市民们基本都是对学运抱同情态度的。但在绝食的初期，有时可听到一些不同的论调。如一些老干部对在文革中吃过的苦头记忆犹新，对学生运动深恶痛绝；我还曾看到一位大约三十多岁，机关干部模样的女士大声质问静坐的学生为什么要介入到高层的权力斗争中去？为什么甘愿被上层人物利用？一副咄咄逼人满有来头的样子。周围的学生和市民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力的回答她，只能重复说些反腐败，争民主之类的话。其实她的问话中预设了一个前题，学生运动必然是高层权力斗争中某一派的帮凶，必然受到高层操纵。
在各界的游行队伍中也可以看到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有离退休老干部发泄对邓小平实行干部年轻化而不得不退居二线不满的；有表示工人阶级怀念毛主席时代当家作主的；另外，游行队伍打出的条幅中出现了许多对邓小平，赵紫阳，李鹏还有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等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内容。这些都再一次显示了群众运动鱼龙混杂的特点。
（五）宣布戒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绝食而引起的高潮象前几次高潮那样渐渐淡去，一些高校学生回到了学校。但外地进京声援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广场上流失的人数。当时在全国二十八个省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五月十八日上午，李鹏等在人民大会堂与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进行对话。电视台对此进行了实况直播。不难想象，对话基本上是鸡对鸭讲，没有交集。李鹏居高临下的表示今天只谈结束绝食的问题。挂着吊瓶打点滴的吾尔开希则在讲完话后立即表演了体力不支，晕倒在现场的一幕……值得注意的是，李鹏后来答应要惩治官倒，打击腐败，要求学生停止绝食，撤出广场。但被柴玲断然拒绝。口头说说当然不能尽信，我认为若能以高自联的名义与政府就此达成协议并公布于众，则既能使高自联合法化，又可避免双方没有退路。将来可在较高的基础上继续争取民主权利。
十八日晚，赵紫阳拉上李鹏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在广场上的学生。随行的是那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已经深感形势不妙的赵紫阳催人泪下地劝说同学们停止绝食，“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我们年轻时也游过行，卧过轨”。他那句用河南话感伤地说出的”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后来成为学生中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赵紫阳的讲话获得了学生们的热烈鼓掌，一些感情脆弱的低年级学生还哭了。赵的讲话是学潮爆发以来高层领导首次对学生表示同情，理解和关怀，可惜这样充满人性的话是在他感到无力回天，准备下台时说的。
五月十九日下午突然传来了许多军车悄然进京被群众堵截在郊区的消息。据说最早是路边几位老太太正在东家长西家短闲磨牙，这时候一队军车停下来向她们打听到天安门广场的路怎么走？老太太们探头一看，好家伙，车里全是荷枪实弹的野战兵！顿时躺倒在军车前不挪窝了。很快北京四面各主要道路上都有军车被发现并拦截。成千上万的人涌上大街设置路障，阻挡军队开往天安门。许多因连日疲劳而回到学校的学生连夜又重新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
记得当晚天安门广场相当混乱。高自联的广播最早竟有人高兴的宣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来帮助我们维持秩序来了，让我们表示欢迎”。后来，随着政府的意图变得明确，天安门广场突然充满了一片肃杀恐怖的气氛。高自联宣布停止绝食，进入新的斗争阶段。但不久又有人宣布”我们继续进行绝食“。一会儿，吾尔开希嗓音嘶哑而激动地宣布得到了可靠消息，当晚午夜将有伞兵部队降落在天安门广场。他要求同学们立即收拾东西，十五分钟后撤离，向建国门使馆区转移。旋际，柴玲又宣布吾尔开希连日来过于疲劳，精神过于紧张，被暂停了高自联主席职务。要求大家坚守天安门广场，人在，广场在！
我认为，吾尔开希的精神紧张是因为广场上的众多生命使他感受到了无法承担的沉重责任！
在广场上走动时，我看到一位女生正在苦苦劝说一位男生不要自焚，而那位男生则面露坚定的目光慷慨激昂的正在说些什么……
五月二十日晚，电视里播出了李鹏签署的戒严令。据看过电视的同学讲，李鹏表情阴沉，语调杀气腾腾。
戒严后，赵紫阳被定性为”分裂党、支持动乱”黯然下台，各大媒体又回到了党的喉舌的一统状态。各校领导纷纷表态拥护戒严。可是戒严部队却在北京四周陷入了”广大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形势处在紧张的僵持状态。游行示威的口号也完全激化成”打倒李鹏！”，“李鹏，邓小平下台！”和”李鹏政府是非法伪政权”一类。
在我校的学生静坐圈中，我看到了本校的学自联主席对着另一个同学正在费力的使劲说些什么。他的嗓子几乎完全嘶哑，外表看上去明显多日未洗澡和休息了。我和他曾经在学潮之前打过一两次交道，应该算是情敌关系。此时此刻，我对他肃然起敬。
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之后，紧张情绪开始慢慢平息下去。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不断地离开广场，而外地进京声援的大学生逐渐成为广场的主力。其间，广场上的学生们曾激烈讨论是否撤出，并由相对理智和冷静的王丹在柴玲等人缺席的情况下，表决通过了撤出广场的决定。后被柴玲等人推翻。出国后看到一些反思文章认为应该此时撤出，留着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认为很有道理。这样做虽难免共产党对学运领袖的秋后算帐，但可有效地避免流血惨案的发生。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理智地达成这种统一的，带妥协性的决定真是太难了！
（六）六三之夜
六月三日晚，我从西郊一个朋友家出来时，看到一批批的学生们骑车向长安街方向疾驶。原来部队开始强行进城了。我于是掉转车头骑到了木墀地大桥。
我看了看表，此时时间大约是九点半。桥上聚集了许多年轻的市民模样的人。很多人手里拿着木棍，铁棒等作武器，说是要和他们丫拼了，决不能让军队开进广场。约三四辆加长的公共汽车被横在桥上做路障。木墀地那部分的一整段长安街上都挤满了人。有人用三轮板车拉着一个举着摄像机的记者摸样的老外，穿过人群向军博方向骑去。不少人向他们鼓掌欢呼。这时候，军博方向突然腾空窜起了一个火球，我于是随着人流向那个方向骑了过去。
在军博和公主坟之间，至少有几百名学生正手拉着手堵在长安街马路上。从他们打出的旗子上看，少说也有一半是外地的大学。显然这与近几日天安门广场大量外地高校学生进驻有关。和他们相对的五十米开外，赫然排列着几百名戴着头盔，举着盾牌的军警，每人手里拿着一截黄色的，一米多长的大木棒。他们后面则是黑压压一片军车。我看到路边有一辆烧毁的吉普车，估计刚才看到的火球就是它了。
有一些自称是北京某厂的人在给学生和周围的民众们发口罩，以防催泪瓦斯。我跟着其他一群人去附近的楼里拎来了几大桶水，让同学们将口罩浸湿。然后我和其他市民们一起站在路边看着事态会如何发展。
路边的群众一直在不断地奋力向军警和军车投掷石块，事实上整个晚上自始至终，路边都有不少青年人不顾危险地在投石块。这大概也部分地激发了那些军人们的兽性。
这时。有一位老工人摸样的人不顾周围人的阻拦，从学生一侧向军警愤怒地走去。他走到军警前刚想说些什么，五六个军警冲上来围住他举起大棒就是一阵痛殴。这一幕立即引起了学生和群众们激愤和骚动。最后三四个学生举着红十字会的牌子上前来，把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老头架了回去。
十几分钟后，军警们开始手举大棒朝着对面街上的学生猛冲。原本手拉着手的学生们这时一齐向后哗的退了下去。棍棒狠狠地砸到了那些退得稍慢的学生身上。军警们冲了一二百米后停了下来。两边又一次形成了对峙状态。过一会儿后，军警们又是一次猛冲。这样反复了几次。显然，要想以这种速度在天亮前到达天安门广场，恐怕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耳边传来了一些噼噼叭叭的响声。我意识到那是枪声！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我莫名其妙地认为那一定是用橡皮子弹打的。甚至看到身边的地上不时迸出火花，我还在心里琢磨着想：“哟嚯，这防暴武器真是越来越先进了，还能在地上打出火花来吓唬人”。不过想到橡皮子弹打在身上大概也是满疼的，我尽量躲在树后观察街上的情况。
在长安街两边观察的北京市民要比在街上拦军车的学生在数量上多得多，其中有很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一直随着同学们向后退。他们的陪伴使街上的学生不会感到孤独；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给予了学生们极大的鼓舞；面对险境，他们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随着枪声越来越密集，我开始听到周围有人被打伤的消息。由于军警冲得较快，我们实际已经面对着后面跟上来的军车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翻过了路边一堵墙，墙里面是一块建筑工地。我和一群人一起扒在墙头，露出头来观察街上的情况。旁边扒着的是一位戴着摩托车头盔的青年。我忽然听到”听”的一声，我吃惊的问他：怎么会是这种声音？他笑了笑说，这是第二声了。我立即从墙上下来，这绝不是橡皮子弹！想到满大街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格外的沉重。
这里已经离木墀地大桥不远了，我沿着围墙的内侧向东走了一段。翻墙出来已经是木墀地大桥边缘。军警正在此处与学生对峙。学生们的身后就是横在桥上做路障的多辆公共汽车。木墀地大桥北侧有一木制的副桥可通过行人。我和另外几个人快速地穿了过去。桥的东侧仍然聚集了许多人。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十一点了。很快，学生们撤到了桥的东面。
在相对平静地过了约二三十分钟后，桥头突然传来”叭，叭，叭……”的响声。然后是一团团浓密的棕色烟雾向四处阔散。几秒钟后，我前面的很多人都纷纷转身捂着嘴鼻，咳嗽着向后跑。显然军警们发射了催泪瓦斯。我因先前领了一个口罩，刚才又去桥下重新浸了一下水。于是掏出来捂住嘴鼻，心想不用担心。也就是两三秒后，我先感到眼，鼻，嗓子发涩，旋际感到异常的难受，呼吸困难，眼泪和鼻涕刷的一下流了出来。急忙转身随着大家向后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太难受了，赶紧去浓度低的地方躲一下吧！
在路北边的高楼后边，放慢了脚步的人们一边向后走，一边愤怒的齐声有节奏地喊着：“罢工！罢工！罢工！……”。
我看到有一个居委会的院子里亮着灯，就打了声招呼，进屋找了个水管子洗了一下。出来后发现院子里坐着一位壮汉，光着上身，背上一个小拇指粗细的洞。血已止住，几个人正围着他擦洗伤口。这时有一位中年妇女过来吃惊地说：“橡皮子弹这么厉害呐？”。马上旁边有人愤怒地回道：“橡皮子弹能把人打成这样吗？这是真家伙！伤天害理呀！”。
由于自行车停在了军博附近的路边，我想想没处去，只好又回到了长安街旁。大桥上的路障已被后面调来的坦克撞开清除。枪声时而象炒豆子一样密集。我和许多人从楼群间的缝隙向外朝长安街看去，只见学生们手挽着手正在迅速地向后倒退。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学生们纷纷蹲下，趴下……但整个队伍仍然留在街上，没有四散逃开。很快我看到有两个学生抬着一个伤员来到楼群后。那个伤员被放在地上，从脖子开始的上半身左边已被鲜血浸透，人已休克。一些人闪起了闪光灯照相。马上有人砸开了路边的一辆三轮车，我和另外两三个人把他抬到了车上平躺下。看见他胸口的校徽上是”中国人民大学”几个字。一般白校徽是本科生，红校徽是研究生。但我无法分清他的校徽上的红色是本色还是鲜血。血沾到了我的手上，已经有点凉了。那两个学生看我们要送他去医院，便又转身向长安街奔去。
若是在路南，可去路边的复兴医院，可我们在路北，所以我只有将三轮车向较远的儿童医院骑。没骑多远，随车跑着的几个人就拦住了一辆轿车。我们又七手八脚地把奄奄一息的伤员抬上了后排座位……
连续的枪声不亚于战争影片中的激战场面，地面上划过一道道火星。人们很快就能根据声音辨别出枪的射击方向，冲着自己所处方向射击的枪声格外响亮，这时人们就迅速地往掩体或楼后躲藏。当这阵枪声响过，人们又都出来继续观察。
我不断地看到有人被打伤，呻吟着被人送走。基本上都是些普通老百姓，多大岁数的都有。被灌输了几十年军民鱼水情的群众面对着眼前的血腥场面，震惊，愤怒，痛心，屈辱……四面八方响起了“土匪，军阀，法西斯，杀人犯……”的叫喊声，也有“畜生，Ｘ你妈”等。一些人躲在掩蔽物后持续不断地掷石块。记得我附近的高楼上有几个女高音齐声喊“打倒土匪，军阀，法西斯”，每次都有一阵枪声紧随其后，枪声中往往还夹杂着玻璃破碎的声音。一会儿后，女高音又一次响起，这样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木墀地的枪声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后，一直到所有军车全部通过。我随后来到了长安街上大概地看了一下。
木墀地当晚可能有数千到上万人，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向各个方向的密集枪声几乎没有停歇过。借着路灯微弱的光亮，我看见街上和两边有一滩摊的血，但似乎并没有想象的多。我认为人性还是在军人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从我事后知道的各种情况看，当时中央向部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以任何手段推进到天安门广场。命令被层层下达到现场的官兵，很明显那是允许开枪的命令。但士兵们直接向前方的学生和两边的人群开枪的并不多，大多数的枪击是对天空；有些是向四周的楼群随意射击的；也有些是对地上打的，但反弹起来伤了人。
我回到学校后，遇到了那些从西单，礼士路等处回来的同学。同学们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群情激昂。有几个同学还接通了学校的喇叭，在早上五点左右将这一悲剧告诉了全校同学。事后，这几个同学受到了大家的一至保护，上面对此事的调查最后不了了之。
第二天听到了很多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传闻，还有同学在街上听人活灵活现的述说如何在即将被坦克碾过的最后一刹那，越过栏杆，逃离广场活了命。当我班几个同学在一起谈论此事是，女生小芳叫喊到：”不对，不对！我在那里静坐了一夜”。原来，小芳在听说了军队强行进城的消息后，和我校许多同学一起来到了广场。奇怪的是，在大约十一点时，有学生领袖在喇叭里要求大家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后，同学们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学生领袖了。早晨四点，军队已基本完成了对广场的包围，台湾歌手侯德建自荐为学生代表与军队谈判，使军队同意让出天安门广场一角的一个通道，在侯德建及刘晓波等人的组织下，大家排队离开了广场。
（七）六四之后
六月五日，我得知师弟腿部受伤，现正住在宣武医院。因为大家都在说戒严部队要搜查医院寻找暴徒，我对师弟的命运非常担心。于是找到导师，问他能否弄辆板儿车，由我去把师弟救回来。导师全力支持，并坚持要和我一起去。师母在一边着急地劝阻他别去，说笑笑人年轻，一个人去就行了。你这么大岁数，去也帮不了啥忙，徒增危险。导师说，我不能看着学生处在危险中不管，这时候不能没有我……
导师是八十年代初第一批海归，平时为人耿直豪爽，富有正义感。不过那两天街上的确危险，听说了很多起戒严部队士兵打死可疑的或向其挑衅的市民的事件。
我蹬上板儿车，导师骑自行车相陪，我们就向宣武医院出发了。路上要在复兴门立交桥横穿长安街。桥上两边每隔三米站着一位全副武装，枪口对着桥下的士兵。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看到这些屠夫心中不发毛是不可能的，谁都知道他们不是在和你闹着玩！在桥下长长的斜坡向下溜车时，我难掩心中的紧张，毫无必要地抬脚一蹬踏板，不好，车链条掉了！过了桥后是一段长长的上坡，板儿车眼看越来越慢，就要停下了。想着背后有几个黑洞洞的枪口，我心中暗暗叫苦……唉，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下车，推着板儿车向前走，步子迈稳，尽量不露惊慌之色，多余动作是绝对不敢有的。要说我也是经历过六三之夜的人，此时除了双腿微微打颤，头顶发麻，心跳加速，气喘不匀，其他方面都挺正常的。
再抬头看导师，早已经一溜烟骑出老远，快看不到了……
等我追上导师后，他有点内疚的问我：“刚才是不是链条掉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帮不了啥忙”。我忙说：“那当然，那种情况不能有任何特殊的动作。您只能继续向前走”。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在医院里见到了师弟，气色还不错。师弟当晚在西单和新华门之间，后面有军警高举大棒冲上来，人群蜂拥向前跑。此时，新华门中突然冲出很多手持枪支的军人向人群开枪。师弟膝盖中枪，瘫倒在地。旁边一位青年工人一把抓起他背在肩上，随着人群从北京音乐厅旁边唯一的出口跑走了。若无这位青年搭救，其后果不堪设想。医生判断子弹是从地上反弹后打入体内，否则的话，师弟的膝盖肯定就保不住了。现在，膝盖上的骨头有一缺口，以后不能长时间站立，也不能长时间蹲着。
六四后的一个多星期内，戒严部队基本只在长安街上活动。巡逻的装甲车每过一个路口，上面的士兵就要用机关枪朝天鸣放示威。市民们则纷纷惊慌地散开找掩体躲避。共产党宣传多年的所谓军民鱼水情彻底破产。学运其间高度一致的北京各阶层群众之间则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包容。邻居中有一位某单位的党委书记，六三之夜在自家楼下听着远处传来的激烈枪声，气得大骂共产党早晚得完蛋！两天以后，在单位里他又一本正经地传达中央文件，布置审查清理暴徒的工作。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群众对其戏剧性的”转变”当然能够理解，单位内审查清理暴徒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人气愤的是，在大约两个月后，我在校园内看到一张通告。宣布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入门抢劫的案件。前面提到的那位本校学自联主席，我的情敌，是同案犯之一。现已被逮捕。校方则开除其学籍，勒令退学。通告丝毫未提他与学潮的关系。这些在底层默默无闻贡献力量的学生是六四真正的骨干力量，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真正的英雄！
（八）后记
十五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时想起当年发生的一幕幕情景，是如此的清晰，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想起那群为了理想而流血牺牲的青年，我总是泪流满怀。
六三之前，有多次撤出广场，避免流血的机会。可惜都被柴玲等人拒绝。最初看来，这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同的斗争方式和思维的问题，是否真的能轻易实现也是一个问题。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几年后得知，柴玲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感到很哀伤，因为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们实际上希望血战，希望政府宰杀人民的时刻。只有天安门血流成河，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睛”，美国记者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死呢？”，柴玲答：“不，我要活，我还很年轻”。嗟夫！其人性之丑恶与屠夫之残暴相映成“辉”！谭嗣同以自己的鲜血警醒世人，柴玲希望天安门血流成河来让中国人睁开眼睛，却是以别人的血！
中国的民主，我为你哭泣！
六四之后，广为流传着中共政权将在五至十年内崩溃的预言。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繁荣，政治上改革的步伐却仍旧非常缓慢，但开放宽松状态实际上已超过八九年前；而海外民运却令人遗憾的处于崩溃状态。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⒈民运组织内斗无穷，当年那批真正的精英人物早已对其敬而远之。剩下一批民运混混儿为争夺有限的经费彼此之间大打出手，互相攻击对方是共特，甚至丢人现眼地闹到了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⒉中国的崩溃，中国经济的崩溃与中共政权的崩溃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却被许多民运人物混为一谈，以民主自由的名义支持台独，疆独和藏独，最终使海外民运在普通中国人中失去根基。
⒊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分崩离析给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参加八九民运，愿意作出牺牲的知识分子归根结底是一群对中华民族有强烈责任感的爱国人士。他们并不想看到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中国身上。所以更倾向于渐进式的，和平演变式的政治改革，虽然这是一条缓慢坎坷之路。而海外民运人士很多希望中国一夜之间垮台，甚至还有主张暴力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
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相对降低了社会矛盾。但这一条并非最主要的因素。因为知识分子的反思实际上始于九十年代初，而中国经济繁荣使老百姓实际收入大幅增长是九十年代末的事情。
戴晴在不久前表示八九学潮不是一场民主运动。我不能苟同这种说法。不管少数学生领袖如何想，以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八九学潮是一场和平的，较为理智的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公正的民主运动！但我赞赏戴晴愿意反思的态度。有些人可能过去把这些精英们想得过于崇高，一旦发现他们有与自己不同的想法时又立即将其大力贬低，甚至人身攻击。戴晴作为叶剑英的养女，从小拥有特权。大学毕业后在待遇优厚的军工企业工作。文革时是派性斗争的积极分子，是某一派著名的“小喇叭”。改革开放后很快接受民主自由思想，以发表揭露阴暗面的报告文学而成为知名的精英人物。八九学潮时是主要的幕后精英之一。她并非一个完人，却是一个善于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善于思考的，思想不僵化的人。
严家祺和方励之是八九学潮时的另外两个主要的幕后精英。他们在国内敢说敢为，不怕强权，推行或宣传自己的民主和政治改革理念。被迫出国逃亡后，与那些背景复杂，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民运组织划清界限；洁身自好，不为台独，疆独和藏独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势力所利用，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