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先生是江西安福人，生于１９０２年８月。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在《自述》中说：“我代表清华参加，又被拘捕。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拘捕，爱国主义深入我心，从此以后，反帝运动我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
左起第三是王造时
１９２５年８月，王造时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１９２９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１９３０年，在游历了欧洲一些国家后，他经苏联回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发表《救亡两大政策》，主张对外抗战，对内实行民主。与章益、谢循初等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校教授救国会和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教授抗日救国篇》，公开号召教授站出来，支持学生和各界民众抗日救国。在战争紧急情况下，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及留沪国难会议座谈会推举他和其他两人为代表，前往北平督促张学良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以解上海之危。１９３２年底，王造时积极参加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王造时的言行，引起当局注意，对他进行种种利诱和迫害，他仍坚持自己的爱国民主主张。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１９３６年６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王造时均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救国会以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对南京政府“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政策进行了批评，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王造时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拘捕，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抗日战争期间，王造时始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王造时又投身到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等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关于反美扶蒋，王造时曾起草《致司徒雷登的公开信》，发表在《大公报》上，有许多知名人士签名，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王造时欢欣鼓舞。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８日，上海解放一周年时，王造时发表《几点感想》一文，认为“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１９５４年８月，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普选时，他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再度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和伟大。”
１９５７年，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造时“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基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三次在会议上发言：第一次是３月２０日在北京全国政协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要日趋丰富美满”，他说“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他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
王的另外两次发言是６月份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与“新闻日报”座谈会上，主要讲鸣放运动重点应放在基层，让群众与干部互相沟通，就能搞好工作。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言者无罪”对他这人是不适用的。从６月１２日开始，因他的三次发言，就被人当作右派进行批斗了。其罪状是自比魏征，向党进攻，惟恐天下不乱，企图在基层点火，挑动群众斗干部；而且他一贯反动，早在四十年代就反苏反共，写了“致斯大林元帅公开信”，这可是一颗重磅炸弹，抛出来足以致王造时于死地，显然是有来头的。
接着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一开始，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再表示“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更被人认为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还在恬不知耻地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王造时被迫“投降”承认自己是右派，写了许许多多检查，忏悔自己的罪行；１９５７年底他打报告申请下乡劳动改造了。
王造时在被批斗以后不到一个月就“投降”认罪，此后的行为表现与其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胆小谨慎，畏缩不前，经常焦虑恐惧，抑郁苦闷，沉默寡言，甚至“日间回想，梦中痛哭”，他自己感到“身体远不如以前，看书、写文、想事、做事都觉得脑筋迟钝，没有以前敏捷”了。总之，在政治运动的挤压下，王造时的性格遭极大扭曲，从一个勇猛的斗士变成了一个怯弱的苟活者，任何一点事都要向领导汇报请示，诚惶诚恐，害怕再出什么岔子。
王造时是一位极重感情的人，他爱父母、爱妻子、爱女儿、爱朋友。他的结发妻子朱透芳是他的江西安福老乡，从小由父母给他们订的“摇篮亲”。透芳裹了小脚，又没读过书，但王造时不嫌弃，只要求家长让她上学。后来，王造时到清华上学，就把未婚妻接到北京读书。他去美国留学深造时，又节衣缩食省下一些钱让透芳也赴美求学。等到两人学业有成，１９２８年秋天在美国完婚。不幸的是１９５６年３月，朱透芳因病去世。王造时极度悲伤，久久伫立墓前，泪流不止，几乎昏厥过去。
更不幸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长期患病，长子早年就得了精神病住在医院，次子原在北京大学学习，成绩优秀，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精神失常，进了医院。两个女儿的命运也同样悲惨。长女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司法部工作，１９５５年肃反审干后得了精神病；小女王海容最为可怜。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聪明过人，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她十分敬重父亲，在反右中，她公开表示自己的父亲不可能是右派，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她情绪消沉，忧郁悲观，既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又为父亲的健康与命运担忧，因为过分的焦虑与忧郁，不到３０岁就得了不治之症。
王海容的不幸，对王造时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认为女儿“戴上帽子”是自己连累了她，迫切希望“她早点摘掉右派帽子，重理物理旧业，并早点结婚，了结我的一椿心事。”可怜天下父母心。王造时在自己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得最多的是子女的悲惨遭遇，常常梦中失声痛哭。他在反右后卑躬屈节，想争取早日摘掉自己的右派帽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藉此改善几个子女的处境，不再因为自己的问题受人排斥与歧视。他这样做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被定为右派后，降职降薪，收入减少，家中上有老母和续弦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长期住院，两个女儿在家里养病，经济状况非常拮据，经常借债度日，他想通过翻译书稿换点钱解决生活困难，但无人给他出版。王造时和他的一家人在贫病交迫之中苦苦挣扎着。
文革开始不久，红卫兵便抄了他的家并进驻住宅“长期作战”。首先把他的妻子赶出家门，到工厂接受监督劳动，小女儿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王造时每天在家里接受审问、拷打、写思想汇报、交代罪行……折磨了三个多月后，开批斗大会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动的纲领、计划和组织，王造时无法回答，于是被戴上手铐，宣布拘捕，并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监禁。入狱后，工资停发，两个儿子的住院费无法支付，被赶出精神病院住在家里。因医院说他两都是“武疯”，跑出去会打人闯祸，继母只好让他们躺在床上，用绳子绑住双脚。家里没有药物，没有钱，营养差，两个儿子在王造时被捕后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死去了。
王造时一关就是５年，抓他进来的人好像把他忘记了，不提审、不判刑，也不释放。５年后，王因病重，送往监狱医院时还带着手铐。那时王已奄奄一息，根本起不来了，王造时因肝肾综合症拖延时间过久，无法挽救，于１９７１年８月５日与世长辞。
第二天，他的夫人接到死亡通知书，在她身边的只有刚刚动过手术的小女儿王海容。她们都已经５年没见过王造时，现在终于在火葬场见了最后一面。王造时弥留之际曾不断呼唤妻子和女儿的名字。几个月后，她最心爱的小女儿也就是右派的王海容跟着父亲走了，她去世前流着眼泪叮嘱继母和丈夫说：“我只有一个心愿，把我和爸爸、哥哥及弟弟葬在一起。”说完就长眠了。
王造时一生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呢？有位记者访问王夫人时，她拿出一个旧包袱，里面装着一迭打了许多补丁的衣服，一把断了柄的塑料汤匙，还有一只米黄色的旧的搪瓷口杯。王夫人长叹了一口气，对记者说：“老先生临死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咯血，就吐在这杯子里。现在，杯子里还残存着血迹，我没有洗掉这些血，留着它！”留得好！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然而，王造时先生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东西绝不仅仅是一只残留着血迹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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