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
[日期： 2006-12-26 ] 来源： 本站采集 作者： 刘松茂 [字体：大 中 小]
“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
刘松茂
“文化大革命”，从文斗到武斗，再到全面内战，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那么，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对武斗”是什么态度呢？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武斗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文革”初期，发生了红卫兵强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伤人的野蛮行为。对此《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66 年8 月，毛泽东至少两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不要武斗”。1967 年1月22 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批评造反派说，: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这年9 月16 日，毛泽东在浙江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时，又一次对武斗提出批评，: ’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幸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对于发生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大规模的武斗，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这种内乱的局面，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1967 年底，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为了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他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武斗的立场，:“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呀？他又说，我没有踢呀，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呀？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
随着武斗的升级，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权威，亲自出面制止武斗。1968 年，他签发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以制止发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和发生在陕西的反革命事件”。不久，他又派遣数千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在工宣队受到蒯大富等人的武力抗拒，造成5 人死亡、731 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时，毛泽东发了雷霆之怒。7 月28 日凌晨，他接见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 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爱兰、王大兵，严厉地训诫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接着明确提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这番话被迅速传达下去，对制止武斗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毋庸讳言，毛泽东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和夺权阶段，对武斗显得过分宽容，表现出十分矛盾的复杂的心态。
1967 年7 月13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又说，“现在江苏、安徽大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1967 年9 月4 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一方面批评把干部“搞得很惨”的做法，一方面又解嘲式地说：“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1967 年8 月3 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的汇报时，表示同意湖南长沙准备武装1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10 万工人的做法。他问道：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左派手里好呢？他还说，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听说47 军有个团长的枪被夺走后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了去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
第二天，即8 月4 日，余立金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两派之间斗争加剧，都在抢夺武器，应该加以制止。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了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烂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全国抢的枪，只有二三万支嘛！”此后一个月，全国被抢夺的枪支达到48 万至50 万支，毛泽东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三四十万支枪有多少哟，不多！50 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350 万支嘛。”
“九· 五命令”下达后，规定被抢夺的武器要限期归还，不少地方出现了交枪之前乱打枪的情况。成都军区梁兴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反应是颇有意味的。他说：好，这是个训练，是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一下过不了瘾。
对于有违其初衷的武斗，毛泽东如此宽容，答案似应从他极力坚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中去探询。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把开展“文化大革命”视为“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并看作是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对华国锋又一次谈到他一生中所做的这两件事。他不容许“文化大革命”中途夭折，也不能容忍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所不愿看到的武斗，不过是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然，他对当时形势的发展也作了极端严重的估计。1967 年9 月9 日，他召集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等人开会，认为天下可能从此分裂，两派统一不起来，像辛亥革命以后长期分裂那样。那么，支持左派、武装左派就成为他考虑问题的重心了。了解到这一点，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全面内战”的情势下仍然对武斗曲为优容，便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是始而否定，继而宽容，最终断然制止。应该说，毛泽东的初衷是坚决反对武斗的，但在策略意义上，他的态度变化似与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有关。
毛泽东认为，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他认为，在运动的发动阶段应该“不干涉，乱它几个月”。在夺权的紧张阶段，毛泽东认为乱了一会就不会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他还比喻说，这“好像身上长了一个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他甚至提出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
“天下大乱”毕竟不是好事，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天下大治”。于是，在认为适当的时候，毛泽东以强硬的态度制止武斗，便显得顺理成章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武斗”的处置，自有他的思想逻辑。其实，武斗泛滥的根源，恰恰在于他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左”倾错误。人为的“天下大乱”，决不会“只是乱了敌人”，也决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恰恰相反，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正是一代伟人的悲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