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文革”漫画和著名的《百丑图》zt

《辞海》对漫画的解释是：“一种具有讽刺性或幽默性的绘画……通过夸张、比喻、象征、寓意等手法，表现为幽默、诙谐的画面。”这一解释是中性的，如果考查漫画在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漫画其实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在政治运动中漫画就曾经起到过巨大的暴露、讥刺和攻击的作用。

一

、“反右”及“文革”中的漫画

　　在中国，漫画是一种常见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反右”时期《时事手册》上就有《右派百丑图》。到了“文革”时期，从丑化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以及无数的“走资派”）的漫画，以极快的速度传开，表现形式更加粗鄙化了。也正是因此，曾经创作了一些“政治漫画”的艺术家们后来格外痛心疾首。比如五十年代的胡风案，漫画家方成和钟灵一起画的“政治漫画”，把胡风描绘成“反革命小丑”，胡风平反后，钟灵忏悔，写了一篇《愧对胡风先生》。他说：胡风主编《七月》时，钟灵曾得到过他的热情鼓励，刊登了他所创作的漫画。可是胡风被批判的时候，钟灵却害怕自己因此被划为“胡风分子”，“为了表明要与胡风划清界限，自己便积极地创作批判胡风的漫画，借以洗刷自己。”

　　与钟灵相同的还有漫画家庸非。他在一篇《一张旧作引起的困惑》的文章中说：当年批判胡风，他认为“胡风既然是集团性反党，就是十足的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蒋介石，当时我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推理”，画了一幅《圈套》的漫画，刊登在《浙江日报》。后来庸非颇有感触地说：“画了几十年的漫画，似乎有一种‘鼻子让人牵着走’的感觉，牵着走正确路线，漫画就能发挥匕首、投枪的作用，搏杀敌人；牵着走错误路线，漫画就成为李逵的双斧，不分是非，砍伤自己人。我们通常讲画漫画应有社会责任感，如果把错误当成正确时，岂不是社会责任感越强，而漫画的负效应越大。如今，左的年代或许一去不复返了，但在针砭时弊中，仍然有个判断是非的尺子，是独立思考还是人云亦云？”

　　胡风案之后是风暴更猛的“反右”运动，“政治漫画”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１９８１年全国政协为在“文革”中去世的著名女记者浦熙修补开追悼会，漫画家华君武因事不能与会，特意给治丧办公室写来一封信，并请转告浦熙修的家属，他说：“五七年反右时，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压在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华君武所说的那幅漫画，就是１９５７年７月６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浦熙修自我检查》，画面上浦熙修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琵琶上还写有“罗隆基立场”五个字。

　　“文革”中漫画创作的高潮，则是伴随着“文革”的几个重要过程出现的，分别有这样几个时期：

　　一、１９６６年“文革”全面发动后到“文革”自身出了问题（“无产阶级司令部”出现了裂痕，“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发生了内讧）之时。这时的漫画表现对象主要从是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走资派”、“牛鬼蛇神”，其中主要以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为重点，画面的中间往往是坐着“敞篷轿”的刘少奇，而周围抬轿的、鸣锣开道的、打旗摇扇的、舞枪弄棒的、跑腿跟班的，全都是所谓“刘邓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将，如邓小平、彭真、陶铸、刘澜涛、杨尚昆、陆定一等，凑齐一百人，以应“百丑图”之名。

　　二、１９７１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自我爆炸后。很快，林彪集团的成员就成为漫画所表现的主要对象，此后“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和历代儒家也成为漫画所抨击的主要对象了。

　　三、“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复出的邓小平和以他为代表的党内纠左势力的领导再度成为漫画的矛头所指，尤其是“四五”运动后，漫画中还出现了邓小平与纳吉并列的奇观。当时许多漫画作者被命令画这类漫画。

　　四、粉碎“四人帮”时。“四人帮”被粉碎，人们用漫画将长久压抑的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仅以上海为例，当时“浦江两岸，漫画如潮”，上海画院、上海美术设计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学校和工艺美术学校的美术家和师生们都热情高涨地投入了创作漫画批判和揭露“四人帮”的浪潮中，他们先后创作了千数以上的作品，出版了数十万套漫画。那是一个人们开怀大笑的日子，漫画的功能被彻底调动起来了。随着“文革”的结束，以１９７７年２月在北京举办的《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为标志，漫画走完了它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的最后一个阶段。

二、“批刘”漫画和《百丑图》

　　在“文革”发动之后不断地“大批判”中，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大字报和小报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中央、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尤其是１９６７年８月在康生主持下，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刊开始公开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中的“走资派”之后，造反派更是借助于漫画对他们进行诽谤和人身攻击。这其中尤以对刘少奇的“批判”和丑化最为疯狂。如“红卫兵”组织出现最早的清华大学，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就曾连载有长篇连环漫画《新编西游记》，把“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描绘成“孙悟空”，王光美则成了“白骨精”，至于运动之初的工作组，则是压制造反的“唐僧”，造反派的对立面，保“走资派”的“保皇派”则成了“猪八戒”。

　　当作为“文革”导火线的“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红太阳”毛泽东身边的一颗罪恶的“定时炸弹”随即受到狂潮般的“批判”，美术界迅即用漫画的形式对其加以丑化。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天文馆举办了一个“彻底砸烂刘邓反动路线漫画”的大型展览，而当时在各地不断涌现出的漫画画刊也充满了“造反”和“批判”的话语，比如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由“首都革命造反派漫画千钧棒协会”创刊的《千钧棒漫画》就在序言中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普照大地，深入人心，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土崩瓦解了，奄奄待毙。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的号角吹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末日来临了！我们的《千钧棒漫画》就在这大好形势下诞生了！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抡起千钧棒，彻底摧毁刘、邓反动路线，砸烂美帝、苏修及其一切反动派的狗头，把旧世界批个落花流水，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必须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的《千钧棒漫画》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它是一面照妖镜。一切牛鬼蛇神都将在这面镜子下魔形毕露，无处藏身，然后当头一棒，打它个粉身碎骨。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行动起来吧！拿起画笔作为刀枪，投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及时创作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品，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愿我们的《千钧棒漫画》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更迅速、更茁壮的成长吧。砸烂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一时期漫画的主题和题材也都集中在攻伐“资产阶级司令部”（包括后来的“二月逆流”等）和“牛鬼蛇神”身上。人们借助漫画熟悉了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到各地的“代理人”，漫画对他们极尽丑化之能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百丑图”。

　　《百丑图》据说出自一位学习美术的女大学生之手，发表时注明“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宣”。目前能见到的这幅漫画最早的版本，刊登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２日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东方红》第四版上。随后，“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主办的《革命工人报》等纷纷转载。

　　近百个职高权重的“走资派”被画在《百丑图》上，为此，谭震林曾上书林彪说：“文革”开展之后，“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如“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林彪随即将信转给毛泽东，并注：“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遂将怀仁堂的风波定性为“二月逆流”。然而当毛泽东看到《百丑图》后，事情又起了一些变化。

　　傅崇碧在《“文革”中的卫戍区》一文中回忆：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后毛泽东接见他，见到他“放在面前一大卷纸，主席问：‘那是什么？’我说从钓鱼台出来时，有人拦住我的车子，放进车里的，是什么我还没看。主席说：‘打开我们看看。’一打开，是一张彩印的大漫画《百丑图》。主席看到上面画的是贺龙等领导抬着刘少奇，罗瑞卿口内含着刀，许多被丑化了的党政军高级领导跟随在后。主席生气地说：‘这是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主席马上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要他把此图全部收起来，不准在社会上流传。”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也在《机要秘书的回忆》一文中回忆道：“有一天，我收到一卷小报，外面是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百丑图’，就是把一大批老干部描绘成为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的人，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除了说些同情刘少奇，骂林彪、江青之流的话外，还说：‘我们还年轻，将来为您翻案！’……我们将收到的信件都及时送给了光美同志，她从中有选择地给少奇同志看。如那张‘百丑图’，就在少奇同志的茶几在放了好长时间。”

　　受该图的影响，各种版本的《百丑图》《群丑图》被纷纷炮制出来。如公安系统的《百丑图》、文艺界的《百丑图》。其中流传较广的是《美术革命》《红工农》和《山西红画报》（山西大学“八一八”红旗战斗队和山西人民出版社“红画兵战斗队”编印）等整版刊载的仿制品。

　　据古阳木在《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一文介绍（见《炎黄春秋》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当时毛泽东所看到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群丑图》，上面绘有刘、邓坐在轿子上，抬轿子的则多达百余人，都是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其中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嘴里叼着一把刀、陶铸鸣锣开道……由于“群丑”太多，所以毛泽东认为是“丑化共产党的”、是“骂我们的”，他发怒说：“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因为毛泽东的干涉，由《百丑图》发端的利用漫画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领域“黑帮”的风气被暂时扼制了。

三、“文革”漫画的式微

　　“文革”伊始，漫画以攻击和诋毁刘、邓等人的居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刘修丑史》；由“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宣传部”印制的《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是长篇漫画连环画，有１２０幅。后来，批判刘邓的漫画很快发展成为攻击“群丑”。到了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４日，中共中央鉴于其中大多都有人身攻击，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它一方面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针对发生的一些严重的问题，提出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庸俗、低级的东西”，就包含作为“大批判武器”的漫画。

　　那么，为什么作为“重磅炸弹”的漫画会变成“庸俗、低级的东西”了呢？除了周恩来等坚决反对和毛泽东后来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所谓政治漫画的负面作用开始彰显，这让红极一时的政治漫画开始走下坡路。据说当时社会上有一篇题目是《街头大字报、漫画出现的不良倾向》的文章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文章说：“街头大字报或漫画有很大一部分为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或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糜烂生活、丑恶灵魂，特别是近一个时期，漫画与日俱增，画面涂有红绿杂色，更引人醒目。各类大字报和漫画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提高到政治斗争高度去批判，仅仅标以糜烂生活、丑恶灵魂之类的题目，内容部分是宣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何乱搞男女关系、腐化堕落、花天酒地。各类大字报和漫画事实上并不能起到积极战斗作用。恰恰相反，在客观上传播了不健康的东西，这样做，既不能从根本上批倒批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不能从政治上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考虑到这种“负面”的宣传效果，各种“庸俗、低级”的漫画不得不有所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