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温和派视社会主义者为民主党的威胁。社会主义者也认同。
副标题：民主社会主义者获得的选票比他们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他们的影响力已接近极限。
原文较长，分上下贴上，这是上半部，译注。
文章链接： Inside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s Audacious Quest for Power - The New York Times
Charles Homans talked to more than 30 D.S.A. candidates, organizers, members and volunteers in New York, Chicago, Michigan and Wisconsin.
Aug. 13, 2026
那天早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兴高采烈地称之为民主党的“社会主义之夏”。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的联合主席Ashik Siddique当晚站在一家酒吧外的椅子上，发表鼓舞同志们士气的演说。
“Zohran的竞选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Siddique对聚集在芝加哥参加DSA组织峰会的人群说道。当时正值7月最后一天。在他周围聚集的一百多名成员中，许多人都曾志愿参与Zohran Mamdani的竞选活动。Mamdani是纽约市新当选的市长，也是DSA的坚定支持者。“我们可以在未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Siddique说。
DSA是个通常不由个性张扬的人组成的组织；??其领导人往往散发着一种谦逊、略带呆板的热情。Siddique，这位来自纽约、现年38岁的前环保组织活动家，在酒吧露台上召集大家时，看起来更像是某个热情洋溢的周日下午公园清洁活动的领头志愿者，正指点着人们去拿备用的耙子和垃圾袋，而不是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而这个组织正引领着美国历史上堪称社会主义者最非凡的时期。（有一位财富上亿万亿的富翁，还有上任第一年就发财20多亿的总统，社会主义不非凡才怪。译注）
直到2011年，社会主义在美国还是个禁忌话题，以至于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可以毫不含糊地指出，“在美国政坛，‘社会主义’这个词几乎被所有人视为禁忌。 ”但自从Bernie Sanders参议员2016年竞选总统以来，尤其是自从Mamdani去年当选市长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今年7月，CNN的一项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成年人自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投票也印证了这一点。
自6月以来，DSA支持的候选人在五个纽约、费城、底特律和丹佛等民主党传统票仓的国会初选中获胜----其中两人击败了长期任职的现任议员。一位DSA成员有望成为下一任华盛顿市长。另一位DSA成员正在参加洛杉矶市长的决选。
本月，DSA候选人Francesca Hong在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初选中以微弱劣势落败，令许多左翼人士感到失望。Hong曾获得当地DSA分会的支持。但这同时也表明了新社会主义政治的强大力量：即使没有DSA全国领导人和政界人士的支持，她的竞选也仅以几千票之差惜败于一位得到该州民主党州长热情支持的竞争对手。
2015年，作为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尽管并非政党），DSA的成员人数不足7000人，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活跃。7月初，Siddique宣布，该组织成员人数已达12万人，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超过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党鼎盛时期的规模。
“我尽量不让自己迷信，不去寻找预兆或征兆，”Siddique继续说道，“但我们突破12万会员，超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党的那一天，正是7月4日。”
“U.S.A.! U.S.A.! U.S.A.！”有个人高喊道。同志们跟着齐声高呼了几下，然后渐渐平息下来，只剩下略显尴尬的笑声。（张扬的“国家主义”不是美国“左派”的标配。译注）
距离Sanders 2016年总统竞选的支持者们重新启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这个早已逝去的美国左翼时代的遗物——并将其改造为对抗他们眼中自满且妥协的民主党建制派的工具，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自那时起，这个建制派就一直在关注着DSA的动向。带着警惕的好奇，就像油轮船长透过望远镜观察远处一群乘坐着缓慢而可疑的渔船缓缓靠近的海盗一样。
“没错，你们看到了AOC的胜利”----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2018年纽约州国会选举中爆冷获胜----“还有一些其他的Squad的行动（Alexandria Ocasio-Cortez, Ilhan Omar, Ayanna Pressley, and Rashida Tlaib等四位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译注），但DSA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中间派民主党智库“第三条道”（Third Way）的主席Jonathan Cowan告诉我。但该组织从Mamdani开始的选举连胜，已经让民主党人警醒。长岛民主党众议员Tom Suozzi告诉我，那些反对D.S.A的人“一直在鸡尾酒会上焦躁不安。但没有人真正组织起来。而我们必须组织起来。”
一些知名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主张欢迎民主社会主义者，并奉行“增加而非减少”的原则，正如加州州长Gavin Newsom 7月份在接受播客采访时所说。但温和派人士坚持认为，与一个其全国纲领呼吁废除监狱和美国参议院，并且坦率地将民主党视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非联盟伙伴的运动，绝无妥协的余地。
Cowan将DSA比作川普的MAGA运动：一场共和党人先是嗤之以鼻，然后勉强接受，最终却被其吞噬的叛乱。“在我看来，他们对民主党构成了致命威胁，”他告诉我。
曾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投入巨资反对Sanders竞选的“第三条道”组织，于今年8月宣布将投资1500万美元用于一项旨在遏制DSA崛起的项目。否则，Cowan担心，像Ocasio-Cortez 这样与DSA结盟的候选人，可能会在2028年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就像2016年和2020年Bernie Sanders那样，但这次他们会成功。”
许多社会主义者对此表示赞同。“Zohran的竞选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拥有的力量----以及人们加入这个运动想要夺取的力量，”DSA成员Diana Moreno说道。她是一位来自纽约皇后区的州议员，在那个芝加哥的酒吧告诉我，当时一群DSA的成员聚集在那里，讨论如何帮Ocasio-Cortez 竞选总统。“现在，感觉就像我们正朝着月球飞去，宝贝！”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如今美国政治局势超级紧绷之际，DSA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国家”（The Nation）杂志执行主编、与Sanders合著一本书的John Nichols告诉我：“民调显示，人们真的不喜欢川普，他们也真的不喜欢民主党。DSA登场并表明：‘我们不一样。我们不喜欢川普，我们对民主党也并不满意。’”
DSA的成员人数不到注册民主党人的0.3%，即便在今年，其胜选次数也远不及近期右翼运动，例如MAGA和茶党运动。但与这些运动一样，DSA就像一盏黑光灯，照亮了它所依附的民主党的种种弊端。
在民主党领导人和整个党派的支持率都跌至谷底之际，DSA却培养出了像Ocasio-Cortez 和Mamdani这样的杰出人才。DSA的政治家们在数据中心建设（ Data Center）和加沙战争等议题上赢得了选民的支持，而主流民主党人要么迟迟未能意识到选民的重大转变，要么被对党内捐助者和利益集团的承诺所束缚。DSA的基层志愿者帮助其候选人击败了资金雄厚的竞争对手，比如像在密西根州参议员竞选中支持Abdul El-Sayed这样与DSA理念相近（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贴近民情的人士。
但DSA也并未展现出任何能力来扩大其所需的民主党多数席位，而这对于在一个57%的民众仍然对社会主义持负面态度的国家----据盖洛普去年8月的民意调查----，哪怕推行其纲领中最温和的条款，没有政治多数都行不通。DSA内部政见多向，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宽泛定义“一个普通民众在工作场所、社区和社会中拥有真正发言权的制度”----罩着从略微偏左的进步派到彻底的共产主义派，不一而足。他们对于在民主党政治框架内开展工作是否是一个可取的策略，或者说这是否背叛了其运动的全部革命承诺，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其领导人对让受欢迎的DSA政治家竞选总统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担忧。“有些人觉得这会引发危机，甚至可能摧毁我们的组织，”Siddique告诉我，“因为我们无法应对其中的矛盾。”
七月初的一个晚上，几百名纽约社会主义者聚集在布鲁克林Crown Heights的一家酒吧。Crown Heights位于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交界处，被称为“共产主义走廊”，DSA在2010年代末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其在民主党政治中最早的重要立足点之一。酒吧里，葡萄酒是橙汁酒，啤酒是Narragansett（Rhode Island产品，译注），而烈性酒（arak）则是巴勒斯坦产的。
“Chelsea！”有人喊道。我转过身，看到刚到的Chelsea Manning ----这位前陆军情报分析员曾因向Julian Assange泄露机密军事和外交文件而服狱七年----正与其他客人拥抱。最近Manning成了纽约DSA分会聚会的常客，她偶尔还会担任DJ。
当晚的聚会是由颇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播客主持人Daniel Denvir以及一些纽约DSA的知名活动家和政治家共同举办的筹款活动，旨在支持DSA 的Rhode Island，Providence 市的市长候选人David Morales。
DSA的特质因城市而异。纽约市DSA分会是该组织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分会，在纽约办的活动更像是为一家时髦的新文学期刊举办的派对，参与者大多是些身刻手刺纹身、常春藤文凭隐于经典旧货着装上的作家（heavy on writer types with stick-and-poke tattoos and Ivy League diplomas stashed in Bushwick closets. 原文如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分会则更像是酒吧调酒师和修车工的聚集地，而其他地方则弥漫着2020年左翼自由主义在网络上的狂热气息----那一年DSA的招募人数激增----这种狂热体现在那些仍然在Bluesky网站上大声疾呼人们戴口罩的社工和图书管理员身上。 （为了参加芝加哥峰会，我多年来第一次被要求提交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所有这些亚文化群体都与DSA 2021年的最新成员调查结果相符。据受访者自述，绝大多数是白人、受过大学教育且居住在城市。这并非DSA声称要捍卫的工薪阶层的真实写照----尽管许多批评者指出这一点，但他们往往误解了DSA的宗旨。该组织与其说是要像美国政治中通常理解的那样去代表工薪阶层，不如说是要重新定义工薪阶层。
它的梦想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收入令人艳羡的工会汽车工人、打零工的移民Uber司机、社会地位下滑的研究生，甚至那些生活优渥但家境不如父母稳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都能因为共同的愿望（医疗保健、可负担住房），知道阻碍他们实现目标的共同对手（亿万富翁、房东、帝国主义者），至少在车贴上有行动纲领----向富人征税/废除ICE/解放巴勒斯坦。
然而，近距离观察后，DSA与其说是一种阶级表达，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表达。曾经在保龄球馆、老少咸宜的朋克摇滚场所（punk-rock）、教堂地下室或激进书店里常见的线下社群如今已十分罕见，而DSA分会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它们不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政治理念，更提供了一种参与政治的全新模式。分会的运作高度依赖DIY精神，这使得他们的胜利带有一种令人眩晕的不真实感，仿佛一群大学好友在宿舍里创办了一家唱片公司，最终却用它扳倒了一位连任八届的国会议员。“这变成了一种结识朋友、拓展人脉的方式，”36岁的Milwaukee分会组织者Shua Sanchez告诉我。
即使是那些对该团体在党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持谨慎态度的民主党策略师也承认，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目前党内主流难以自发产生的东西。“他们真正体现了公民参与，” Adam Jentleson说。他曾是Harry Reid和 John Fetterman的幕僚，现在是新成立的民主党智库Searchlight Institute的主席，该研究所正试图将民主党从2020时代的文化政治中拉出来。“我们不再有Elks Clubs了，也不再有union halls了。但现在有50个人聚在一个房间里讨论Robert’s Rules of Order（美国的一部如何议事的历史经典，产自旧金山。译注）。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决定党的走向，但也不应该把他们赶出党。”
这种现象在左翼自由派政治中并非首次出现----而且不仅仅是2016年Sanders的竞选活动。不止一位DSA成员向我透露，他们最早接触基层政治的经历是2008年奥巴马的经典自由主义总统竞选。当时，奥巴马的竞选团队由两百万名志愿者组成，他们通过Obama for America组织起来，最终将他从胜算渺茫的竞选推向了白宫。许多奥巴马的志愿者都觉得他们正在打造一股比奥巴马总统任期本身更强大的进步力量，但当奥巴马的顾问们将这些志愿者调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使其成为奥巴马政府高度管理的啦啦队时，他们感到非常失望。
“我曾为奥巴马挨家挨户敲门拉票！”Milwaukee 的DSA组织者Sanchez告诉我，“之后他们就再也没让我做过任何事了。”DSA的另一位全国联合主席Megan Romer曾在2008年为奥巴马进行电话拉票，她说，对DSA而言，这段经历“很有启发意义”：“比如，它怎么就解散了？怎么就被收编了？因为那里也曾经充满活力。”
选举律师、曾经的进步派民主党人Renée Paradis也曾在2008年为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工作，并在2017年川普就职后立即加入了DSA。“我当时就想，这种精英式的变革理论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她在布鲁克林的一次聚会上告诉我。
Paradis曾参与Ocasio-Cortez 2018年的竞选活动，这场竞选比其他任何一次都更有效地将DSA介绍给了政界和媒体界。然而，该组织的组织者普遍认为，Mamdani去年秋天的当选意义更为重大。播客主持人Denvir告诉我：“Zohran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纽约市DSA的骨干成员。” 与Ocasio-Cortez 在竞选国会议员前后加入该组织不同，Mamdani在自己参选之前，已经为其他DSA的候选人做了多年的志愿者工作，并负责他们的竞选活动。
Mamdani入主Gracie Mansion（市长官邸）后，通过支持纽约州的国会议员选举，展现了他对DSA的忠诚。他支持了两位获得DSA背书的候选人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 和 Claire Valdez，这两位候选人赢得了初选，几乎肯定会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这是一个组织所设想的愿景，它不仅支持政治人物，而且还从自己的普通成员中有机地培养政治人物，推出那些将自己视为其持续项目一部分的候选人。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选举社会主义者而选举社会主义者，那将是一个愚蠢、荒唐、徒劳的项目，”DSA州参议员Julia Salazar在布鲁克林对人群说道。“我们选举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建设这个运动，为了建立权力结构。”
“这感觉像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刻，”选举律师Paradis告诉我。然而，在这一点上，DSA内部并非完全一致。我们交谈时，她正在查看手机。在社交媒体上，Rhode Island的DSA成员对纽约人参与Morales的筹款活动感到愤怒，因为Rhode Island分会拒绝支持Morales。尽管Morales是社会主义者，但该分会由强硬派领导，他们三年前就因为Morales投票支持民主党州众议院议长连任而取消了对他的支持。
这类冲突在DSA内部并不罕见。该组织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经常内部纷争不断的各个地方分会手中。这些分会中较为温和的，例如纽约分会，有时会发现自己与全国组织意见相左，因为全国组织中更激进的成员往往声音更大。
例如，尽管Ocasio-Cortez 得到了纽约分会的支持，但全国DSA最近却因认为Ocasio-Cortez 对DSA纲领的某些方面不够投入而拒绝支持她。两位全国联合主席在Ocasio-Cortez 的未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Siddique正积极推动她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但Romer告诉我，她“对Ocasio-Cortez 对DSA的忠诚度持怀疑态度”。
这些分歧部分源于结构性因素，部分源于历史因素。美国DSA的成员大多是在政治危机最激烈的时候加入的，之后他们不得不摸索出彼此共同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DSA由Michael Harrington于1982年创立。Harrington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20世纪中期公共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他曾与马丁.路德.金牧师并肩工作，并著有“The Other America”一书，该书启发了约翰逊政府发起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Harrington于1989年去世，他也是美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遗产的继承人----尽管在他继承遗产之时，这一遗产已所剩无几。
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成立于1901年，是20世纪初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将反对镀金时代的（Gilded Age。十九世纪末，不是此刻的白宫，译注，*_*）不平等和腐败的农业民粹主义与劳工运动的激进元素以及来自欧洲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其成员包括Jack London、Helen Keller和W.E.B. Du Bois等名人。在1900年代和1910年代的多个时期，社会主义者在州议会以及从纽约到北达科他州再到加利福尼亚的30多个城镇的行政机构中都占据了席位。
1912年，Eugene V Debs作为社会主义党的总统候选人参选，赢得了6%的选票。社会主义者将他的竞选视为其崛起的开端。事实上，这已是巅峰。该党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其一些领导人被Woodrow Wilson政府以“Sedition Act”起诉。1920年，Debs再次竞选总统时，他是在监狱里选的。
但社会党也遭遇了更为普通、往往是咎由自取的厄运。在经济繁荣时期当选的政治家，鲜少有人能连任超过一届。该党还陷入了激烈的派系斗争----这在当时和现在一样，都是左翼的通病----到了20世纪20年代，其大量党员流失到了新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后者更加激进，组织也更加严密。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最受欢迎的理念被进步派政治家所利用，其中最关键的是Franklin D. Roosevelt。罗斯福的新政将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其他国家提出的经济纲领包装成民主党的政策。新政之后，民主党成为美国政坛的霸主，社会党则沦为历史的注脚。
到1968年Harrington担任主席时，社会党已名存实亡，其政治主张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支持民权和劳工运动，但由于与昔日的同志在苏联的威权主义路线上决裂，他们也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并在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常常持鹰派立场。（一些人很快彻底脱离左翼，成为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由于无法赢得选举，该党转而通过工会领袖和同情他们的政客来扩大在民主党内部的影响力。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主党联盟分崩离析，Harrington却不知怎的踩到了每一块碎片。他几乎立刻就与新左派决裂。“我们觉得他太右翼了，”政治历史学家Michael Kazin回忆道，他当时是“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成员。“他不喜欢革命。”他也不喜欢吉米.卡特，认为卡特保守得令人无法接受，并支持参议员Ted Kennedy在1980年党内初选中的失败挑战。两年后，被民主党建制派拒之门外，又被里根革命震惊的Harrington，将两个早期左翼组织的残余势力重组为一个新的团体----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
“在80年代初期，DSA基本上毫无意义，”Kazin说道，他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加入的。该团体成员不多，主要是一些Harrington的老追随者和像Kazin这样的新左派“难民”。他们因1968年后新左派在政治暴力和意识形态晦涩中崩溃而感到沮丧，现在愿意考虑Harrington所说的“可能的左翼”（ the left wing of the possible）。但在80年代，可能的左翼并不多。
DSA最初有希望的再生迹象出现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尽管奥巴马并非左翼人士，但他所激发的能量，在其他时代很可能流向更左翼的事业，吸引了众多志愿者，他们要么将他视为反战抗议候选人，要么仅仅是被他有望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的前景所吸引。在金融危机肆虐之际，他凭借白宫与参众两院多数的执政优势就职，似乎也代表着几十年来推行雄心勃勃的进步政策议程的首次契机。
然而，随着2009年和2010年人们对罗斯福类的新“新政”的希望逐渐破灭，左翼人士对奥巴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2011年末，不满情绪的首次重大爆发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抗议运动在曼哈顿的Zuccotti Park营地恰好距离DSA总部仅几个街区，一些成员特地前往占领区支持，举着一面红旗游行。但这场抗议对DSA最深远的影响却是间接的。如果没有占领运动，后来成为DSA内deputy director的David Duhalde告诉我，“就不会有Bernie Sanders。”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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