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纽时冲顶畅销书《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 by Gad Saad，美国和加拿大演化心理学教授 professor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第二章 Forbidden Knowledge（禁忌知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为什么现代社会越来越害怕某些知识？ 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禁忌知识"（forbidden knowledge），但今天西方社会越来越多地不是因为知识是错误的、违反伦理或违反宗教而禁止它，而是因为这些知识可能伤害某些群体、挑战某种政治叙事，或者造成社会上的不良后果。作者认为，这正是"自杀式同情心（suicidal empathy）"在知识领域的表现。
真相是否应该服从同情？
作者首先引用了文学评论家Roger Shattuck对"禁忌知识"的分类，其中包括：人类无法获得的知识、受到宗教或道德禁止的知识，以及危险或令人不安的知识。
随后作者提出一个道德困境：如果你发现好友的妻子出轨，你是否应该告诉好友？
作者借此引出两种不同的伦理原则。
一种是义务论（Deontology）。按照这种观点，只要是真相，就应该说出来，因为诚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义务。
另一种是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按照这种观点，应当考虑说出真相可能造成的后果，例如婚姻破裂、孩子受到伤害等，因此未必应该把真相说出来。
作者认为，当代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以后者处理问题，即不再首先考虑真相本身，而是优先考虑真相可能造成的影响。于是，是否允许某项知识存在，越来越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社会所追求的某种"善意"目标。
哈佛大学Roland Fryer的案例
作者随后介绍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oland Fryer。
作者指出，Fryer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获得终身教职的黑人教授之一，成长经历十分艰苦，因此长期被视为美国进步主义所推崇的成功典范。
然而后来，Fryer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和警务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数据结论没有支持当时流行的政治叙事，即黑人所面对的一切差异都源于制度性的白人压迫。
作者认为，正因为这些研究挑战了主流政治正确，因此Fryer遭到了调查和排挤。
作者认为，这说明现代学术界越来越不是依据数据和证据评价研究，而是依据研究是否符合政治期待来决定是否接受。
是否存在不能研究的课题？
作者回忆自己1996年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一段经历。
当时，与他同场演讲的是心理学家Philippe Rushton。Rushton长期研究种族与智力之间的关系，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
作者描述，在Rushton演讲期间，现场气氛十分紧张，许多听众表现出明显反感。Rushton结束演讲后，没有接受提问便离开了会场，大部分听众也随即离开。
作者借此讨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他认为，无论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只要研究遵循科学方法，没有违反伦理，就应该允许进行。
如果因为担心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社会影响而禁止研究，那么不仅种族与智力的问题不能研究，将来有关犯罪、移民、男女差异等许多问题也都会成为不能讨论的领域。
作者认为，这就是"禁忌知识"不断扩大的过程。
错误的结果主义
作者随后提出"Faulty Consequentialism（错误的结果主义）"这一概念。
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为了达到某种被认为更好的结果，而放弃原本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作者列举了四个例子。
第一，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其Twitter账号被永久封禁。作者认为，许多人虽然平时支持言论自由，却认为特朗普属于例外，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对民主构成威胁。
第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提名进入美国最高法院期间，受到性侵指控。作者认为，许多人认为由于最高法院职位过于重要，因此无需坚持通常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第三，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Hunter Biden笔记本电脑事件受到社交媒体压制。作者认为，新闻真实性被让位于防止特朗普胜选这一政治目标。
第四，在学术界，自由研究受到社会正义理念的限制。一些研究如果可能得出不符合政治正确的结论，就不应开展。
作者认为，这四个案例共同体现了一种现象：原则可以因为结果而被暂时放弃，而这种做法最终会不断侵蚀原则本身。
谁来决定什么是真相？
作者接着讨论"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和"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
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社会都曾由宗教或政治权威决定什么是真理。
作者先回顾伊斯兰历史上的宗教争论，随后介绍伊斯兰宗教审判（Mihnah）、天主教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以及哲学家布鲁诺、伽利略和斯宾诺莎因思想而受到迫害的历史。
作者认为，这些历史都有共同特点：权威机构决定什么可以相信，什么不能相信。
随后作者把这种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
作者认为，美国政府设立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以及部分欧美政治人物希望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监管，都体现出同样的倾向，即由政府决定哪些观点属于错误信息。
作者认为，这种做法与历史上的思想审查本质相同。
（老键认为，天主教中世纪时期最大的局限之一，在于教会实际上垄断了真理的解释权。普通信徒很难直接接触圣经，圣经解释主要依赖教会权威；对于偏离官方教义的思想，则可能通过宗教裁判所等机制加以压制。这种制度本质上是由权威来决定什么是真理，而不是让每个人自由地追求真理。
宗教改革最深远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义上的改变，更在于重新把追求真理的权利交还给每一个信徒。新教强调"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认为圣经高于教会传统；同时强调"人人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认为每位信徒都可以直接阅读、理解和回应上帝的话语，而不必完全依赖教会作为唯一解释者。因此，圣经被翻译成各民族语言，识字教育得到推动，个人阅读与思考成为信仰生活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教不仅是一场宗教改革，也是一场关于知识权、解释权和真理追求权的重新分配。
如果说中世纪天主教会自命"教会是真理的守护者"，那么宗教改革让"每个信徒都有直接追求真理的责任与权利"。这点上，现在的左派政府和知识精英真的还不如教会。）
"健康任何体型"与肥胖运动
作者随后讨论肥胖接纳（Fat Acceptance）和肥胖解放（Fat Liberation）运动。
作者首先表示，没有人应该因为体重受到羞辱。
但是作者认为，如果为了保护肥胖者的感受，而宣称"任何体型都是健康的（Healthy at Any Size）"，则违背了医学事实。
作者指出，肥胖仍然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健康风险，因此现实不会因为同情而改变。
作者进一步介绍一些学者将BMI、节食文化以及体育锻炼解释为白人至上文化的体现，并引用相关论文作为例子，认为这些观点体现了意识形态凌驾于科学事实之上。
语言是否能够改变现实？
作者随后讨论语言改革。
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塑造现实，因此改变语言便能够改变社会。
作者列举了近年来大量词汇变化，例如：illegal immigrant改为undocumented immigrant；homeless改为unhoused；chairman改为chairperson；handicapped改为differently abled。
作者认为，这些语言变化反映出一种倾向，即希望通过改变词语来创造一个更加富有同情心的社会。
作者认为，这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现实本身。
新闻应当追求真相还是减少伤害？
作者随后讨论新闻伦理。
他引用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伦理准则，其中既要求记者"追求真相"，又要求记者"减少伤害（Minimize Harm）"。
作者认为，"追求真相"和"减少伤害"这两项原则之间存在天然张力。
如果报道事实会伤害某些群体，那么记者究竟应优先报道真相，还是减少伤害？
作者举例指出，美国媒体在报道犯罪案件时，对不同种族犯罪者是否提及种族身份存在明显差异。他认为，这反映出新闻越来越受到同情原则影响，而不是完全按照事实进行报道。
同情不能代替风险判断
最后一部分，作者讨论现实生活中的风险判断。
作者引用《蝎子与青蛙》《农夫与蛇》两个寓言，认为善意不能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
随后作者举出多个现实案例，包括旅行者遭恐怖分子杀害、人道主义工作者遇害、记者遭强奸、非法移民犯罪、房屋侵占、收留陌生人最终遭到杀害等。
作者认为，人应当根据现实风险作出判断，而不能因为希望相信世界充满善意，就忽视危险的存在。
作者还结合自己的家庭教育，说明自己从不允许孩子参加留宿活动（sleepover），因为无法完全排除儿童遭受性侵的风险。他认为，现实中的统计风险应当被认真对待，而不能因为担心冒犯他人而加以忽视。
现实会因为人的情感而改变吗？
作者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让同情、关怀和避免冒犯他人的愿望，凌驾于追求事实之上。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新闻报道、政府信息管理、公共语言还是社会政策中，他都认为出现了一种共同趋势：知识是否能够存在，不再首先取决于真假，而是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社会希望达到的结果。
作者最后强调，现实不会因为人的情感而改变，知识只有真假之分，不应因人们是否感到舒服而改变其价值。真正自由和健康的社会，应当以追求真理作为最高原则，而不是让同情决定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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