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纽时冲顶畅销书《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 by Gad Saad，美国和加拿大演化心理学教授 professor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第一章“美德如何走向失控（A Good Virtue Gone Bad）”主要论说这么个意思：同理心是人类最重要的演化美德之一，但任何美德都有边界。当同理心脱离现实、压倒理性、失去对象区分并无限扩张时，它就会由促进合作与文明发展的力量，转变为削弱个人、社会甚至整个文明的力量。作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自杀式同理心"，并认为这是理解当代西方许多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关键。
同理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
本章一开始，作者首先强调，同理心（empathy）本身绝不是一种需要批判的品质，相反，同理心是人类在漫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心理机制，也是维系社会合作与文明发展的基础。由于人类属于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我们必须能够理解他人的情绪、感受他人的痛苦，并据此建立合作关系，因此同理心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成为人类区别于许多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作者认为，现代社会普遍赞赏善良、宽容和富有同情心的人，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这些品质都有助于群体合作和长期生存。
大量心理学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无论是在择偶、婚姻还是友谊中，同理心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人们在选择伴侣时，普遍将善良列为最重要的人格品质之一，而善良与同理心高度相关。夫妻双方如果拥有相近的同理水平，婚姻满意度通常更高；在人际交往中，同理心较强的人也更容易获得朋友的信任，拥有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作者认为，这说明同理心不仅是一种道德美德，更是一种具有演化优势的社会能力。
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私人关系之中，也广泛存在于专业领域。医生若能真正理解病人的处境，患者往往更愿意配合治疗，医疗效果也更好，医疗纠纷发生率亦会降低；心理咨询师的治疗效果与其同理能力密切相关；兽医不仅需要理解动物的痛苦，也需要理解动物主人的情感。因此，医学、法律、教育以及商学院都开始重视培养学生的同理能力。与此同时，现代心理学认为，同理心既包含能够理解他人情绪的认知同理，也包含能够与他人共同感受情绪的情感同理，两者虽然具有一定遗传基础，但仍可通过教育、文学、艺术和电影等方式不断培养。
心理学研究发现 - 同理心包括两种：
＊ 认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理解别人感受（"我知道你的痛苦"）
＊ 情绪同理心（Affective Empathy）：真正感受到别人痛苦（"我与你一起痛苦"）
研究还发现，情绪同理心具有遗传基础，而认知同理心可通过后天培养。
同理心并非越多越好
然而，作者随即提出本章最重要的转折：任何演化形成的心理机制都存在最佳适用范围，同理心也不例外。
作者借用亚里士多德"中庸之道"(“everything in moderation”)以及现代心理学中的倒U型曲线（Inverted-U Curve）说明，大多数心理特质都遵循"适度最佳"原则。完全缺乏同理心的人可能冷酷无情，甚至具有精神变态人格；但如果一个人对任何对象、任何事情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同样程度的同情，那么这种无限扩张的同理心反而会削弱判断能力，影响现实决策。
作者列举多个研究作为例证。例如，创造力与同理心水平之间并非简单的正相关，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企业领导人的同理心同样如此，适度的同理有助于团队管理，但过高的同理心反而可能妨碍领导者在困难时期做出必要而艰难的决策。因此，同理心本身是美德，但它必须受到理性和现实环境的调节，而不是无限放大。
作者还举了个有趣现象，不少同理心高的人往往收入比较低，因为他们会从事一些公益性含量高而难获得高报酬的工作。（呃呃，老键不得不把自己归为这一类，在炙手可热的房市场，我们的房客租金只是每年加一个国家公布的CPI，在疫情三年和之后一年半，我们更是一分钱没涨，直到房产经纪多次警告我们租金太低了，妻还迟迟疑疑 - 人家是弱势家庭 ，而房客一有东西损坏，我们几乎问都不问就答应经纪的维修报价，赶快修理或更换。妻比我多些钱商，但都在精确退税方面，那样省下几元钱与涨一下租金怎能比，我们最后同意了房产经纪建议的市场平均，否则人家会以为我们不是有非法收入就是脑子有病。以前还以为自己缺乏钱商或遗传了家族性的对钱不敏感，现在认识到家族遗传没错，但遗传的是同理心。外祖父是既有钱商又有同理心，到了母亲这代只有后半，我是更没有隔代遗传迹象了，不过我还是为这个富有同理心的家族骄傲。）
同理心也会发生"失调"
一般人谈到同理心问题时，往往想到的是缺乏同理心，例如精神变态者、罪犯或冷酷无情的人。然而作者认为，现代心理学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同理心不仅可能不足，也可能过度活跃。
犯罪研究显示，罪犯平均同理水平确实低于普通人，而精神变态者甚至能够巧妙地伪装出同情和悔意，以骗取他人的信任。作者引用职业杀手理查德·库克林斯基（Richard Kuklinski）的案例说明，当精神病学家询问他小时候虐待动物时是否感到痛苦，他竟完全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情感反应，这种极端缺乏情绪共鸣正是精神变态的重要特征。
但作者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普遍的问题却恰恰相反 - 不是同理心不足，而是同理心过度。心理学已经提出"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助人者综合征"（Helper Syndrome）以及"救世主情结"（Savior Complex）等概念，用来描述长期帮助他人而导致自身心理耗竭的现象。许多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普通人，都可能因为不断承担他人的痛苦而最终情绪崩溃。这说明，同理心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并非无限供应，也可能因持续过度运作而出现功能失调。（老键并且认为，同理心作为一种资源，还和物质资源相连，当物质资源丰富时，同理心得到彰显；而物质资源匮乏或昂贵时，同理心削弱。这背后还是有达尔文因素。既见证于个人，也见证于社会。）
同理心可能被恶意利用
作者随后讨论同理心的另一种危险：它可以成为他人利用的对象。
电影《沉默的羔羊》中，连环杀手Buffalo Bill假装自己手臂受伤，请女性帮助搬运家具，借此诱骗受害者进入货车。现实中的连环杀手Ted Bundy也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作者指出，精神变态者虽然自己缺乏同理心，却非常擅长识别人类善良的心理，并利用这种善意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们不是因为同理心而犯罪，而是因为了解别人具有同理心，所以能够设计出有效的欺骗方式。
作者甚至引用自然界中的例子。抹香鲸会围绕受伤成员组成防御阵形，以保护同伴，但这种集体保护行为反而使整个鲸群更容易成为捕鲸者的目标。也就是说，一种原本为了合作而演化出来的机制，在特殊环境下反而可能被敌人利用成为致命弱点。
从"病态利他"到"有毒同理心"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同理心的局限。作者介绍了Paul Bloom、Barbara Oakley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同理心虽然适合用于私人关系，却未必适合作为公共政策的唯一依据。Barbara Oakley提出"病态利他主义"（Pathological Altruism），指出帮助别人如果缺乏边界，也可能伤害帮助者自己，甚至伤害被帮助者。另一些学者则提出"有毒同理心"（Toxic Empathy）和"愚蠢慈悲"（Idiot Compassion）等概念，提醒人们，同理心若失去理性约束，就可能导致错误判断甚至纵容有害行为。
作者认为，这些研究共同说明了一点：同理心本身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是否被正确地运用。
"自杀式同理心"：本书的核心概念
在前面铺垫之后，作者正式提出全书的核心概念 - "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
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他首先回顾历史上各种集体或个人自杀现象，包括犹太人的马萨达城堡(Masada fortress)集体自杀、日本武士切腹、印度拉杰普特人的集体殉难、日本神风特攻队、宗教邪教集体自杀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案例。作者认为，这些行为虽然都属于自我牺牲，但通常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宗教或文化背景，可以从演化和社会角度理解。譬如日本神风自杀特攻队是进化基础上的利他主义，而伊斯兰自杀恐袭者是受惑于"死后得72美处女"的达尔文冲动(Darwinian impulse)。
然而，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式 - 并非个体为了某种信仰而牺牲自己，而是整个社会由于无限扩张的同理心，不断削弱自身保护机制，最终危及文明本身。因此，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文明层面的集体自杀"。作者特别引了英国历史学家Arnold J. Toynbee - 他著有12卷巨作《历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Toynbee关于文明为何灭亡的解释被总结成一句格言 - “文明不是死于谋杀，而是死于自杀”(“Civilizations die from suicide, not by murder.”)。
情绪需要受到理性的约束
作者进一步指出，同理心只是人类众多情绪之一，而所有情绪都有其适用范围。愤怒在面对攻击时能够帮助个体反击，恐惧能够帮助躲避危险，悲伤能够促使人寻求社会支持，这些情绪都具有明确的演化功能。但如果它们在错误的对象、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程度下被激活，就会变成功能失调。
作者认为，同理心也是如此。现代政治和公共政策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分析。当面对移民、犯罪、社会福利等复杂议题时，如果决策完全依赖情绪反应，而忽略现实成本与长期影响，那么同理心便不再是美德，而成为一种误导社会判断的力量。
作者如何解释"自杀式同理心"
作者认为，自杀式同理心主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同理心本身被无限放大，超出了正常范围；第二，同理心投向了错误的对象，例如对明显危害社会的人持续投入同情，而忽略普通守法公民；第三，同理心压倒了理性，使政策制定更多依赖情绪而非事实分析。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作者举出挪威一名男子遭索马里移民强奸后，却担心施暴者被遣返回国后生活困难的案例，认为这是同理对象发生严重错位的典型表现。在作者看来，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本来就会自然地区分亲人与陌生人、朋友与敌人、自己人与外群体，这是维持群体生存的重要机制；而自杀式同理心则要求取消这种自然区分，对所有对象给予相同程度的情感投入，因此违背了演化形成的人类心理结构。
自杀式同理心的心理来源
本章最后，作者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为何主要出现在现代西方社会。他认为，许多知识精英既受到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影响，将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因于环境和制度，而忽视个人责任；又怀有强烈的历史负罪感，对殖民主义、奴隶制或自身所拥有的社会优势持续感到愧疚。这种愧疚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否定，希望通过不断表现自己的包容、善良和宽容来获得道德纯洁感。
作者将这种心理称为一种特殊的"道德自恋"（Moral Narcissism）。他认为，这种人并非真正关心现实问题，而更关注自己是否显得足够善良、足够有同情心。他进一步把这种心理比喻为一种现代版的"文明切腹"（Civilizational Seppuku）：不是为了保护文明而牺牲自己，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道德高尚，不惜主动削弱自身文明。
（老键以为，自己上面所述的房租上表现出的同理心，也带有些许“自杀”味道，“牺牲”或许更恰切，然而这是我们个人范围的，“牺牲”多少，都是个人承担，不会转嫁给其他人。而进步精英的社会性同理心，则完全不同，他们自己往往住在维护和保安优良的社区，他们同理心的代价是由社会其他成员来承担的，那些普通或低收入社区往往蒙受治安恶化的后果，而广大低收入和弱势公民的社会救助资源更被稀释。所以我觉得， 对于为满足自己高尚感而将滥用的同理心强加给社会的精英，这其实不是自杀，而是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