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本
作者Gad Saad是美国和加拿大多所大学的进化心理学教授。刚知道他以前已经有过一本畅销书 - 寄生思想The Parasitic Mind。
先说我吧：
＊我在坛上曾舌战群儒，坚称结果平等虽非现实可达却包含于基督教的信仰，作为理念不能放弃。遭到落后童鞋围殴，先进童鞋也不施我援手；
＊我多次坛上大赞澳洲多元文化，自己也身体力行，把十来人团队打造成包括七八个族裔的多元文化小社团；
＊ 我也多次坛上赞扬澳洲出于平民和基督教文化的自然而然的包容，七十年代就有全民同乐的同性恋大游行；
＊ 我一直信仰人类是神授的地球管理者，要担当起保护地球环境的责任，抵抗气候异化，让地球能更持久成为人类与神同工的地方；
＊ 我赞扬澳洲边境实践，虽然对非法入境管控严格，但一旦有非法移民告政府，移民法庭大多盼政府输，挽救了不少真正陷于苦境的家庭；
＊ 对了，我更在坛上发帖大批纽约时报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女性歧视，把最进步的童鞋都惹羞惹恼了；
＊ ......
那么按这本书 ，上面这些够将我诊断为心智心理缺陷了。
我还没开读这本书，但它的前言就让我下巴挂在胸口了，译文如下，童鞋们必须读完：
我于2020年出版的书籍《寄生思想：传染性观念如何扼杀常识》（The Parasitic Mind: How Infectious Ideas Are Killing Common Sense）探讨了当人类心灵被意识形态狂热僵尸化时会发生什么。它主要探讨了人类的认知（思考）过程如何会出现偏差，从而导致人们开始质疑男人是否会月经来潮或生育子女；科学是否属于白人至上的事业；或者客观真理是否真的存在。然而，人类在认识世界时，既依赖认知系统，也依赖情感系统。因此，不仅我们的思维过程可能会出问题，我们的情感及相关的美德也可能在几种可能的情况下以次优的方式运作。
试想一下，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其精英进步主义政治阶层）如果被一种精神寄生虫感染，导致其同理心模块在所有可以想象的方面都出现偏差，会发生什么。许多在西方造成巨大破坏的政策决定，都源于这种同理心校准失当，导致整个社会正飞速奔向无限疯狂的深渊。无论是处理移民、司法体系、无家可归者危机，还是女性体育运动中的跨性别者权益，荒谬绝伦的政策之所以出台，恰恰是因为“自杀式同理心”（suicidal empathy）。这导致了一系列被误导的“同理心”不平等现象，其中包括：
• 多元化、包容性与公平邪教 > 精英治理
• 边缘化群体的感受 > 真理
• 我的真理 > 真理
• 非法移民 > 合法公民或美国退伍军人
• 罪犯 > 受害者
• 霸占房屋者 > 房主
• 无家可归者 > 纳税的公园使用者
• 吸毒者 > 在公园里玩耍的儿童（到处都是毒品注射器）
• 跨性别“女性” > 女性
• 幼儿园故事时间里的电臀舞变装皇后 > 儿童的天真
• 拯救地球母亲 > 生育后代
• 无附加条件的外国援助 > 期待对等
• 高尚的哈马斯恐怖分子 > “奉行种族灭绝”的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人
• 伊斯兰教 > 所有其他宗教
• 社会主义（财富再分配是自杀式同理心的一种形式） > 资本主义
• 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根植于善良与同理心） > 强硬的外交政策
我首先概述了同理心，然后阐述了与其失控相对应的理论和进化机制。接着，我深入探讨了禁忌知识的树立（例如关于犯罪率的种族差异）以及对现实的拒绝（例如认为跨性别女性也是女性）如何充当认识论同理心的形式。如果真理缺乏同理心，那就拒绝真理！本书的其余部分探讨了在国内外层面上广泛存在的自杀式同理心案例（正如上面所示的不平等现象所证明的那样）。我强调了西方灾难性的门户开放移民政策如何植根于一种自杀式同理心，在这种政策中，人们假定所有潜在移民都同样有可能融入社会（如果他们来自伊斯兰社会，这种假定就更甚）。西方缺乏文化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这正在摧毁我们的社会。除了对经过严格审查的移民表现出无限的仁慈外，自杀式同理心还会导致人们对强奸犯和其他重罪犯的关心超过对受害者的关心。从这个角度来看，罪犯才是社会的真正受害者。他们是白板重罪犯，生来高贵完美，却被我们邪恶的社会秩序所腐蚀。随后，我提出，许多可怕的政策之所以被那些抱有自杀式同理心的人所合理化，是因为他们搬出了“定论科学”（settled science）的谬论，以此来忽视此类政策固有的权衡，因为否则就会被视为违背道德的禁忌。接着，我论证了将多元化、包容性和公平邪教凌驾于精英治理精神之上，是对所谓边缘化群体表现出（被误导的）同理心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为赎回个人文明原罪而兜售赎罪券的形式。然后，我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福利和保姆国家都植根于各种形式的自杀式同理心。最后，我提供了一种类似于疫苗的解药，让人能够抵御自杀式同理心的生存威胁。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其1995年的经典著作《受天命(anointed)者的愿景：将自豪自满作为社会政策的基础》（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 Self-Congratulation as a Basis for Social Policy）中解释了知识分子如何推行那些让他们在无限同情中感到自己高尚的政策，同时又完全与这些政策的负面后果脱节，而这些后果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他们本应帮助的人（例如边缘化社区）来承担的。索维尔三十多年前所识别出的现象，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包括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奢侈信念（luxury beliefs）和表演性盟友（performative allyship）等相关概念。例如，政治阶层和知识精英带着同理心推动开放边境，部分是通过佩戴“欢迎难民”徽章来实现的，而他们自己则受到安全且有门禁的富裕社区的保护。这种奢侈信念赋予了他们道德许可，让他们能够对自己的社会表现出自杀式的同理心。通过支付他们应付的赎罪券，“受天命者”可以安心地进行文明自杀，确信他们的道德矫饰会保护他们。自杀式同理心是所有这些现象的润滑剂，它等同于坏死性筋膜炎（食肉菌），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破坏性的病原体构成了情感系统的失控，导致文化自我吞噬。与觉醒社会正义（woke social justice）相关的寄生思想，最终在与同理心叙事相结合时蓬勃发展，正如以下引言所证明的那样：“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理论中，跨文化和跨国社会正义的实现部分与同理心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自杀式同理心充斥着西方世界，就像一种集体精神病诊断，从而释放出了“侏儒怪效应”（Rumpelstiltskin effect），即为这种社会顽疾起一个临床诊断名称所带来的治疗益处。
许多现象在人群中传播的方式类似于传染病。政治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和医生兼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进行了多项网络研究，以证明这一精确观点。他们在独立研究中表明，肥胖和幸福感在大规模网络中的传播方式类似于传染病。如果你的朋友和他们的朋友身材苗条且生活幸福，你也很可能会如此。小心你选择的朋友！许多其他现象也在社交网络中作为传染病传播，包括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多重人格障碍狂热、1990年代的被压抑记忆流行病，以及最近的跨性别“流行病”。流行性歇斯底里（包括群体心因性疾病，如坦噶尼喀笑声流行病）以及群体妄想和集体道德恐慌（如萨勒姆审巫案）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都有所记载，它们也像感染一样在人群中传播。我认为，自杀式同理心也像情绪传染一样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而且其影响是持久的。寄生观念或校准失当的情感或美德无需花费太长时间就能对社会造成浩劫。回想一下批判性种族主义、多元化包容性与公平倡议以及跨性别激进主义接管社会的速度。它们的传播就像极具传染性的传染病或快速蔓延的野火。自杀式同理心是我们最高尚美德之一的致命传染病。如果不加以适当遏制，它将摧毁西方。
